解玺璋：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
《梁启超传》，解玺璋著，上海文化出版社
文化学者解玺璋新作《梁启超传》由上海文化出版社最新出版。该作从梁启超出身、家世、婚姻等内容发端，着墨于梁启超和中国近代史的伟大人物的交往，展现了晚清民国大变局中的一代知识分子群像。“该书历时4载，50万字，被誉为‘83年来最为详尽、客观的传记’。”日前，在北京作家协会召开的《梁启超传》研讨会上，北京作协秘书长王升山如是说。
著名评论家雷达说：“该书以梁启超为中心人物延伸开来，像一棵丰茂的有枝有叶的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也认为，该书的体例是把梁启超与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蔡锷等多个人的关系搭建起来，勾勒出丰满的人格。在这一点上是很成功的。
作者解玺璋坦言，最初的想法是避开传统写传记的方式，从生平开始顺着其经历写下来。但发现有些思想交锋反映不出来。人物史传的写作难度很大。首先是阅读量繁重。其著作《饮冰室合集》，摞起来有桌子这么高，他至少读了三遍。加上梁启超朋友的选集、年谱、书信集等材料……相关材料就多达一、两千万字。其中包括，孙中山作品12卷，章太炎作品20卷，康有为作品12卷……又是庞杂的一、两千万字。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一生涉及政治、经济、思想、宗教、历史、法律、金融等多个领域，具有维新派、改良派、保皇派、立宪派等多重身份。解玺璋说：“围绕梁启超这个人物线索，这本书还只是一个‘初级作业’，很多问题还没有钻研透，人物关系只停留在‘描述’层面，深入的判断还谈不上。”
雷达指出，这本书最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性”，以梁启超作为近代伟大的启蒙者，以人为纲，以人带史。对于本书文体，雷达表示，这本书具有“梁文体”特点。梁启超的文风自由放任，解玺璋的文体情意畅达、语言质朴。如，写到在海外有位名何慧珍的女性暗中喜欢梁启超，曾在报纸上用英文替梁启超辩护。这个过程写得亲切朴实，还有点儿拘谨。对内心的波澜不随便去写，但显得很真实。
北京作协秘书长王升山说：“《梁启超传》是解玺璋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精品力作，也是北京作协签约的重点选题项目。北京作协从其最初计划创作时就给予了重点扶持。在每年的北京作协合同制作家总结会上，大家屡次提及，非常关注，可以说翘首以盼，盼了三年。”
在《梁启超传》具体章节的撰写上，解玺璋着力最多的是梁启超与康有为一章——师生关系矛盾变化很大，涉及整个清代学术思想史。该书对梁启超晚年匆匆收尾。解玺璋说：“其实最后10年，梁启超与王国维、张东荪都值得一写。”
北京作协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福民认为，梁启超一直被认为是“流质多变”的人，被同代人、后来人不断地诟病。但梁启超身上的这种秉性恰好与中国近代史诡谲多变的道路选择互为表里。解玺璋抓住了这个特别关键的一点。
北京大学人文系教授陈晓明表示，《梁启超传》以历史辨析的眼光，透析革命与改良、进步与保守、文化与政治。它展示了一个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中，一群元气丰沛的仁人志士，一群刚正不阿的顶天立地的知识分子。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从近代开始。该作抓住梁启超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能够更好地触摸到现代文明建构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认为，“该书美中不足的是，历史评价方面没有超越‘康梁话语’——比如‘戊戌维新’，梁启超是参与者也是叙事者。更大的问题是，没有超越近代史的‘二元分割’——好与坏，这种‘两分法’会影响客观判断。”
张鸣指出，这本书的价值在于“读懂梁启超，读懂近代中国，读懂这段历史”。梁启超代表中国近代发展的启动和方向。
作者解玺璋说：“创作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现实情感、社会政治、思想理念等层面进行了深入的再思考，使自己能在当下中国复杂的现实中找到一种比较理性的立场。稳健的社会变革或者不被理解或者被排斥。反思历史，对未来有个更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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