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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锋杰:“生态文艺学”的理论之路

http://www.newdu.com 2017-12-12 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 佚名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本文从“生态文艺学”的学科命名入手,围绕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标识、独特内涵、哲学基础与生态美学建构等问题,反问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反思生态文艺学在中国的后续发展之可能性,提出了生态文艺学作为交叉学科,是从生态学的宏观视野出发的研究文艺与宇宙生态系统关系的学科,又从生态的角度看文学批评,反思表现论,借鉴摹仿论,强调生态高于审美,审美服从生态,生态与审美的交流与互动,从而创造“以物观物”状态的美学实践形式。

关键词:生态文艺学 表现论 摹仿论 交感诗学 生态美学

Abstract : Starting from the subject name of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literature and art”, the present article sets forth the author’s veiws on theorical mark, simple connotation, philosophy base and ecological aesthetics, etc,. As well as question the idea of mankind centrism in return and reflect on whether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literature and art” is possible to develop further. Considering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literature and art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I look upon literature criticism from the view of ecology, ponder deeply over the theory of expression, use the experience of the theory of imitation, and set a standard namely “ecology is supreme to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the latter obeys the former”, and the two factors exchange. In the end, it attains the aesthetic practice form, that is, “from the thing to thing”.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literature and art, the theory of expression, the theory of imitation, induction poetics, ecological aesthetics


1.如何命名?

文艺学与生态学相结合,已成一个共识,这是因为生态学作为一门兼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新学科,正在对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它本身作为一门新兴世界观的功能亦在得到强化,所以,从生态学的视野观察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不是一种理论的想象,而是一种理论的实践。但问题是:文艺学与生态学结合以后产生的交叉性学科,是命名为“生态文艺学”还是“文艺生态学”,在学界是不统一的,而诸多学人对此亦是举棋不定的。

两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对此就有分歧。鲁枢元用的是“生态文艺学”的概念,他这样解释说:“生态文艺学将试图探讨文学艺术与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进而运用现代生态学的观点来审视文学艺术。”(1)曾永成用的是“文艺生态学”,他所撰写的《文艺的绿色之思》,副题就定为“文艺生态学引论”。他这样解释了他的命意:“文艺的绿色之思,从人类生命的生态对文艺的审视,深入到文艺的人性生命内涵的本原,这无疑是一种终极性的追问。把文艺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既在两门学科边缘上对文艺的人学内涵进行探究,又在人与文艺的生态关联这个边缘地带对文艺的生态本性和功能进行思考,其学理思维的边缘性也十分明显。借助生态学所揭示的边缘优势效应,应当能对认识文艺的人学意蕴有所帮助。”(2)他们之间亦有共通点:那就是都承认文艺学应当与生态学相结合而形成一门新的学科。

从我个人的认识来看,我是倾向于命名为“生态文艺学”的。为什么?我的理由是:当生态学沿着其自身的学科定性发展,或者说,在其学科范围之内拓展时,它的一系列的子学科的命名,均以所拓展之领域作为命名的前缀,生态学与这些新学科的关系是“种”与“属”的关系。比如在“生态学”这一范畴之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某某生态学”的命名。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生态学》来检索,它在回顾“国际生态学的发展趋势”一节中就划分出了“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和全球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种群生态学”、“化学生态学和行为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等。此外,学界还提出了“水域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污染生态学”、“灾害生态学”等概念。这些不同生态学分支学科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属于狭义的或者说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领域,共同构成了生态学的学科系统,但又都在系统整体之内,共享整体的统一性,在思维方法上是一致的,甚至在实验方式上也是一致的。

只有当生态学与非生态学的学科相结合而产生新的交叉学科时,此时的命名则取“生态某某学”,这些新学科与生态学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种”与“属”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比如生态学与人文社会学科的结合,所产生的新学科均以此种方式命名,这类的有“生态哲学”、“生态文化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神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人文主义”等。我以为,若更广泛地提出这类命名,还可提出“生态历史学”、“生态社会学”、“生态政治学”、“生态广告学”、“生态艺术学”等等。所以,将文艺学与生态学的结合,命名为“生态文艺学”,符合这种交叉学科命名的基本规律,而且现有的命名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规律是存在的,可见如此命名,是可行的。

有论者可能会以“文艺心理学”、“文艺政治学”、“文艺社会学”等相质疑,认为它们也是在学科交叉状态下产生的,何以独独不取“文艺生态学”的命名方式?我以为,此种命名,是以文艺学作为“种”,而“文艺心理学”、“文艺政治学”、“文艺社会学”等作为“属”而进行的划分,若在此意义上提出“文艺生态学”,未尝不可。但在此种划分下,“文艺生态学”的概念内涵会发生变化,它给人的印象是意指“文艺的”“生态”问题的研究,而“文艺的”“生态”,因为受限于“文艺的”,会使人觉得是在讨论文艺活动的一般生态问题,比如:文艺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与平衡问题,不同文体、不同体裁之间的合理配置问题,文艺家的精神活动的生态平衡问题,批评与创作之间的相生相克的关系问题。这样一来,文艺生态学是将文艺作为一种生态学的具体研究对象来解剖,这可能会在文艺的内在生态模型问题的研究上,产生新的突破,但这样的研究,不是换一种眼光去观察文艺,从而引出对于文艺本质的颠覆性新理解,所以,这显然不是文艺学研究引进生态学的初衷。若真的这样,“文艺生态学”只是成了一门隶属于“生态学”的学科,而非独立的非生态学的交叉学科了。为了保持所隶属于文艺学的学科属性,应当以“生态文艺学”来命名文艺学与生态学的结合。

2.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标识是什么?

那么,生态文艺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呢?我以为亦可仔细辨析。从上文引述的鲁枢元与曾永成的观点来看,可以知道,它是一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文学艺术问题的学科。但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一,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适合文艺学的需要?或者说,都能用来解释文学艺术的现象?二,生态学介入文艺学的研究中,能够使得文艺学在重新审视文艺的本质规律方面,产生什么样的突破?若无突破,只是旧质新言说,像当年引进系统论、信息论与控制论那样简单地去说文学艺术的话,引进生态学又有什么新意义呢?本文只就后一问题加以探讨。

总的看来,我同意鲁枢元与曾永成对生态文艺学的看法。但我以为较为完整与确切的界定应当是这样的:生态文艺学是一门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文艺与自然生态之间关系的学科。我在这个定义中不用“地球生态”的概念,是感到生态问题不限于地球,它应当包括整个宇宙,所以是“宇宙生态”,而且从文学艺术的创作情况看,创作者的眼光本来就是超出于地球的,创作者眼中的星光灿烂,是宇宙本身的星光灿烂。我用“自然生态”来加以说明,甚至比宇宙生态更广泛,因为宇宙属于自然。另外,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加深,还会出现我们现在所不知道的空间,我们会加以新的命名,但无论怎样命名,它都属于自然。再一点,这个自然生态,从宏观上说,讲的是人的外在环境,但若微观地说,也可以指人的内在状态,这内在状态也是有生态问题的,所以,用自然生态,能够将这些不同空间全部囊括住,这才使生态文艺学在研究文艺与生态关系时,没有重要的遗漏。

照这样来理解,生态文艺学本应包括两个层面:研究文艺与人的外在自然生态环境(指整个的宇宙)的关系,研究文艺与人的内在自然生态状态(指人的生理基础)的关系。但就目前的情况言,生态文艺学主要是就前一层面而言的,所以,可以说现在的生态文艺学,是一种从生态学的宏观视野出发,研究文艺与宇宙生态系统关系的学科,且以这一学科来传达生态学的一般观念,从而为普及人类的生态意识而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它由以下五个基本方面构成:其一,它以人与宇宙生态系统关系的研究作为基本对象;其二,以人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作为基本内容;其三,要解决的是文艺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四,勾勒文艺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及其不同的方式与方法;其五,从事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的研究,为生态批评确立基本的批评原则。

但生态文艺学与过去的文艺学有何本质区别,是目前的研究者语焉不详的。我以为,若现在的生态文艺学与过去的文艺学没有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与理论标识,那么,现在的生态文艺学,也就没有提出来的必要,即使它被提出了,它既解释不了任何新的文艺问题,也不能重新解释任何旧的文艺问题,它只在原地踏步,就文艺学的发展言,这不是深入与前进。

从西方文艺学的发展史来看,从古希腊开始直至十九世纪,统治西方文学批评的是摹仿论;从十九世纪开始,西方文学批评才开始挣脱摹仿论的束缚,走上了表现论的批评之路。艾布拉姆斯将这称作是从“镜”到“灯”的变化,言下之意不言自明,“镜”是被动的,“灯”是主动的,所以,舍“镜”举“灯”,是人的主体性的充分表现。因此,若说这是转型的话,可以称作西方文论史上的一次转型。对我们而言,生态文艺学以前的文艺学,就是这种以表现论为基础的文艺学。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观照这次转型,会有惊人的发现,这次转型恰好与西方社会的工业化时代的全面崛起有着大的对应关系,这说明,表现论文论正是工业化社会的一种文化标志。因此,当我们已经明确地反思工业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生态大破坏时,这种与此一时代共生的表现论文艺学,也就失去了继续作为文艺学之基础的必然性。因为表现论文艺学,张扬的是人的主体性,忽视的正是人对大自然的依赖性,以及人作为大自然的有机构成部分,它与大自然的天然关联。它所推崇的人,似乎可以离开自然而进行创作,所以,它才不遗余力地反对摹仿论。表现论盛行以后,现代派文学艺术的耽于幻想、变形、抽象等等,确实体现了人的主体在离开对自然的依赖以后,能够飞得很高很远。因此,人要回到大自然中间去,文学艺术要在人的这种回归中扮演一个红娘的角色,那么,文艺学重新张扬摹仿论,可以说,是对表现论的一种有利的反拨。在摹仿论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和谐的关系。人在摹仿意识的支配下进行的创作,不是将人拖离大自然,而是将你融身大自然。像鸟儿那样歌唱,像风中的柳树那样舞蹈,用画笔画下天空那无穷尽的色彩变化,文学艺术如此这般的创造,仍然是将人与自然联接在一起,使人对自然充满了感激与爱戴,在人的这种心态的作用下,人对自然,将不会为所欲为。一方面,自然是他的老师,他当谦恭地对待老师;另一方面,当他感到自己与自然不可分时,他对自然的母体般依恋,使他能够善待自然。只有当工业化,也是当科技水平使人感到了自己的无比强大时,他才为所欲为,不再将自然视作自己的朋友乃至母体,而是将自然视作被征服的对象,开始了对于自然的虐杀。所以,从生态的角度看文学批评,反思表现论,借鉴摹仿论,未必不是当代文艺学新发展的一条合适的路向。

但我并不主张直接用摹仿论来作生态文艺学的理论基础,理由有三:一,摹仿论虽然保持了人与自然的这一重要的关联,但摹仿一词本身,过于忽略人的作用,这无论如何不能反映人的实际地位,所以,还是主张弃之不用。我倒感到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感物说,更能切合新文论的需要,因为感物不忽略“感”,比摹仿更内在化,其中有人在,但此人并不狂妄自大,并不脱离自然界,所以,感物一说,颇能反映人与自然之间那种既有区别,又有依存的关系状态。用感物说来作生态文艺学的理论基础,是恰当的。不过为了更能确切反映当代的生态意识与生态原则,我认识可以将感物说改造成交感说,来作生态文艺学的理论基础。交感说,更能突出人与自然之间的那种密切的关联。刘勰说:“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所谓“物色相召,人谁获安”(3)是也。交感正在人与自然的深度交流中产生。二,摹仿论缺少充分的哲学思想作为支撑,所以,摹仿论并不能彻底地全面地体现一种对自然的尊重观念。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的交感说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的,因此,它全面而且深入地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并且因为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交感说形成了它的思想传统,从而形成了属于它的既稳定又富有变化的艺术实践模式及其过程,所以,在中国,从感物出发进行的文学艺术的创造,在文学艺术的历史中占有极为突出的位置。山水诗、田园诗、山水画、花鸟画,是中国文艺的半壁江山,且这半壁江山,又是如此的神采奕奕,它们与大自然一起,构成了中国人的生态家园。用交感说来作为生态文艺学的基础,只要我们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实践进行细致的且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将会由此生发出更多的理论原则与范畴以丰富生态文艺学的内涵。三,中国的文化属于早慧的生态文化。推衍梁漱溟对文化的观察,这得力于中国的文化在人生态度上既避免了西方的向前冲,又避免了印度的向后看,而是站在原地,左顾右盼,仰观俯察,这就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看了个清楚明白,所以,中国人对大自然是熟悉的,像左邻右舍一般,他们与自然相处得十分融洽。此外,也是中国的哲人在生态问题上特别敏感。还是早期的农业文明,科技相当的不发达,老庄就对社会的文明化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主张绝圣弃智,这虽然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某种程度的消解作用,但对人与生态关系的这种深刻思考,则推迟了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因此,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交感说,也就具有了生态文化的生态秉性,为介入当代的生态文艺学的建构,奠定了必要的文化基础。

我以为,既然从工业化社会转向生态化社会的历史进程已经开始,那么,从表现论文艺学转向生态文艺学的历史进程也应当加速,而能够显示生态文艺学之自身特色的,当是由感物说构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由交感而产生的交感诗学的出现。国外有学者在重视生态批评时,主张回到“写实主义”。(4)我以为这种回归,过于狭隘,因为“写实主义”一词很难全面准确地反映生态学的基本要求,而交感诗学在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中将会突现生态意识,将文学艺术的创作真正带入一个新时期,一个新的境界——生态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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