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手认识多年，他的大部分小说我都看过，但在看他的小说时，我仍然无法把他的小说和他这个人的形象完全统一起来，总有点张飞绣花，或者鞋料用错地方了什么的那种感觉。王手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却有一副南方人少有的魁梧身板，那双厚大得握不过来的“王手”，时常会让人想到“五大三粗”。王手早年混过江湖，而且是大哥级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地下公安局”。“五大三粗”和“大哥”加在一起，让我自然而然地觉得他应该是金刚怒目，砍过来砍过去那样的，但结果他居然会写小说，而且还是风格细腻、轻松幽默、慈悲为怀的那种，让人措手不及，还好长时间转不过弯来。但这一次，当我面对他的中篇小说《第三把手》，在“江湖大哥”和“卖鞋杂的”二者之间来回琢磨时，突然觉得王手的小说之所以会是这样，实在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问题就在于，我原先其实一直把“大哥”和“小弟”区分开来。当然，这很大程度上也要怪“五大三粗”。“大哥”当年肯定也当过“小弟”，肯定是要动手的，但成“大哥”之后，基本上应该是“动口而不动手”了，经常做的事应该是调解，也就是“地下公安局”。而调解，就必须要心思细密、周全，要能站在不同人的立场去看问题，去体谅各方，慈悲为怀。当然，调解还必须要有好口才，要能摆事实、讲道理。而这些其实都是一个作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作家当然还要深入生活，而在对温州人的生活的熟悉以及阅人阅世的能力方面，“大哥”显然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大哥”要是愿意写小说，条件是很充足的，只要他具备一定的文字能力，而“大哥”在这方面似乎也不缺，而在对温州“土讲”的熟稔方面，更是少有人及。所以，“大哥”退出江湖后不久，就进了文化圈，开始写小说，成了“文化人”，而且后来慢慢地还是当“大哥”——文联主席。
    “大哥”业余时间帮老婆卖鞋杂。我们都知道，温州是著名的“鞋都”，温州的社会、经济发展与鞋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大哥”本来就了解温州，几十年的鞋杂卖下来，他对温州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温州人的生存状况、价值观的变化等，自然更加了如指掌。帕慕克说，“小说讲述个人的体验”和“有关世界和生活的最深刻、最宝贵的知识”。“大哥”写小说，自然就会写温州和鞋子，写他对温州和鞋子“最深刻、最宝贵的知识”。“大哥”几年前写过一个长篇小说《温州小店生意经》，写的就是“我”和老婆是怎么卖鞋杂的，但“大哥”显然意犹未尽，于是就有了这次的《第三把手》，不过这次主要写的是别人。
    在《温州小店生意经》中，夫妻开店有苦有乐，但是关系正常。在《第三把手》里，夫妻开店也有苦有乐，但是出现了“小三”，于是问题就复杂了一点。张国粮来自文成乡下，起先是弹棉花的，弹了多年终于积了点钱，但还开不起店，于是在武汉租柜台卖温州鞋，后来终于苦心开起小鞋厂，武汉的柜台就找周节如来看，于是就有了“小三”。后来，厂开得更大了，老婆李回珍却得了一种怪病，叫“不宁腿”，总觉得腿里有虫爬感和蚁走样，忍不住要动腿，忍不住想把腿撕开，但却没法治，晚上睡觉也不能安稳，于是和张分床而居，厂里的事情也不能全力照顾。于是张乘机就把周调了过来。周很能干，和张的关系也能把握好分寸，马上就成了厂里的“第三把手”。张因为要逃避李的闹，躲到上海炒房去了。于是周更成为事实上的厂长，李虽常常要找周的别扭，但次次失败，而理智上，张也知道鞋厂已没周不成了。于是就来到了小说的结尾：“后来，大半天，李回珍叹了一口大气说，她就像我的不宁腿啊，长在身上呢难受，又偏偏要她不得。”
    小说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但非常耐人寻味。耐人寻味主要并不在于小说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温州人是怎么通过艰辛的努力和近乎抠门的节省发家致富的，而在于小说对这一过程中温州人伦理情感、价值观变化的细腻描述和体味。温州虽然是中国经济最火热的一个地方，但温州人的情感和价值观实际上是非常传统，非常农民的，所以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节省，自称浙江“省”，并以此为荣。但在现代商业的整体发展环境中，传统价值观必然会受到现代价值观和商业管理手段的冲击，但他们的传统与农民又是根深蒂固，很难改变的，于是戏剧性、喜剧性就出现了。而这一切又因为“我”的视角变得更加妙趣横生。“我”也是从“小头生意”做起，开鞋杂店的，但“我”因为有一位“文化人”老公，所以自认见识要高于李回珍们，所以时时要发表评论。比如，对李的“吃苦耐劳，字字血声声泪，我是既佩服又尊敬”，但她锱铢必较的做事风格，“我”又是不喜欢的；而对于更现代的周节如，“她的身份我不喜欢……但她的爽快、担当、三块板两条缝，我又是欣赏的”。但“我”对自己毕竟还有点不自信，所以经常会把“文化人”老公搬出来：“老公最后总结说，有些事，总得有个价值观的。”这实际上是不得不承认周节如存在的某种合理性。但如上文所说，“大哥”因为对温州有着“最深刻、最宝贵”的了解，感同身受，所以他对笔下人物身上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情感和价值观，也总是抱理解之同情的。施战军说，王手的小说体现了“生活之硬和人心之软的辩证”，“硬”和“软”的根源就在这里。
    再想说几句周节如，因为她给我的印象实在非常深刻。说到周节如，难免就会想起王手另一篇小说《乡下姑娘李美丽》中的李美丽。李美丽为了能获得较好的物质生活，能够忍受老板对她的利用、盘剥，甚至泄欲，最终却以捏造的盗窃罪被打发，几乎完全没有尊严，也没有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但周节如不同，面对难得的机会，她要牢牢抓住，改变命运。“她太想有所作为了，太想改变自己的地位了”，但是她又很理性，很能把握度。她不但能很好地处理自己与老板之间的微妙关系，并不想鱼死网破，鸠占鹊巢；在工作上，也知道“我只有付出……付出了，人家才会对我好。对我好了，我才会有一个好好干的平台，我有了平台，同样是上进的人、奋斗的人”，“她渴望着平等的地位和可以商量的对话”。这就完全超越了李美丽，她不只是要求物质，她还要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而不是“小三”。通过努力，她基本做到了。这是一个非常清新，非常有活力的打工者形象，一个同样让人“既佩服又尊敬”的形象，所以王手把她叫做“第三把手”，而不是“小三”。
    关于这篇小说，可说的东西远不止这些，比如它的语言、叙事风格，以及在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对温州的社会、文化形态的描写和评论，等等，都很耐琢磨，但这些在我的《生意经与文学的公约性》里已有分析，不赘，只是当时没想到这些都与“大哥”卖鞋杂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2017.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