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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国璋和《外语教学与研究》 纵观许国璋先生的学术作品，又深感他颇得传统学人的遗风，既求索学问，也讲究文章。他的学术作品时至今日依然耐读，这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从前中国没有论文，只有文章；曾几何时，中国学术并入国际轨道，才有了论文，于是文章也就不再是学者追求的目标。可是在许先生，学问和文章原本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无论如何也不能分开，故而他的每一篇论文，都做成了美文。只是论文好写，美文难作，他能一气呵成，却不能高产，够得上今日科研标准的长篇论作并不多。在一个人文学者，这一点显然很要紧：不应为取悦于当世而快速炮制，而要为裨益后世、为作品能有经久的价值而潜心撰著。当年许先生深明此理，但愿身为后学的我们，今天也能谨记这一道理。 晚年，许国璋先生接过《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花费了大量心血。不像有些杂志的主编，只图挂个虚名，他这个主编当得实实在在，不仅亲自组稿、审稿，而且连改稿、校订也会参与。每一期首页“主编的话”，及一些专栏的编者按，更是属于他的专利，文字既活泼而灵动，又不乏识见与气势。这些至多千字、少则两三百字的短小篇章，我想可以叫做“许国璋体”，赋予了这份杂志一幅独异的面貌，在同类的多家刊物中颇能特出。人文学术依赖于有个性的人，随着先生的离去，这种个性化的杂志风格也就不复存在。但先生论学著文的风格，或多或少影响了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年青人。他常说，写文章一忌社论文体；二忌滥用四字成语；三忌“初探”“刍议”“浅谈”之类俗词，以及“时间仓促，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一类模式化的假客套。我现在审人书稿，每见前言后序里出现“抛砖引玉”，就想起先生有一回给人改稿，毫不迟疑地把它删掉，可终于还是忍住不删，因为怕人质疑：成语乃是瑰宝，不用就可惜了。 如今我走在北外校园西区，走过虽显得老旧而依然坚挺的北楼，还记得进了乙门，上至三层，就到了先生家。应门的总是他夫人怀仁，我们叫她许师母。先生性情耿直，是一爽快人。不止一次我在他家，听得他朝电话那头大声嚷叫，多半是为了学生或同事；有一次还是为了我，因为回国后一时无处落脚，得找房管科协调。先生不是穷书生，日子过得宽绰，衣着始终体面，还经常请我们吃饭。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人收入很低，饭馆去得少，所以对吃饭这件事很期待。有时不禁暗想，将来如果也做学问，最好能像许先生一样有点闲钱，必要时可以济人。外研社前社长李朋义曾说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他留学英国时，许先生便给他汇过一笔款。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我在德国，也收到先生转经一家英国出版社汇来的两百镑，除了指定的几部资料，余款随我添置图书。这是学问之外的许国璋，一个有生趣、有情谊的人，一样地令我们经常忆起。 （作者：姚小平，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