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国璋，１９１５年生于浙江海宁，１９９４年卒于北京海淀。先生祖辈殷实，早岁先后就读上海交通大学实业管理系、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抗战初年随校南迁，１９３９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继而任教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胜利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及牛津研究院，研探近代英国文学。建国初即归国，入聘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历任英语系主任、外国语言研究所所长，并兼《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全国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英语组组长、高教自考委英语专业指委会主任、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所编《许国璋英语》影响甚巨，嘉惠中华学子多年；论文“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１９８８）、“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１９８５）、“《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１９９０）、“追寻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１９９３）等沟通中西学问，独具创思而富含哲理；另有《许国璋论语言》（１９９１）、《许国璋文集》（１９９７）存世。 求知问学的榜样 １９８４年仲冬，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毕业须找工作。那时找工作很简便：持着导师的推荐信，找系所领导面谈，只须谈得投机，当面就能落实。听说北外新近成立外国语言研究所，所长是许国璋先生，我便寻到北外西院北楼他家。硕士论文我写的是古汉语颜色词，先生对这一题目颇感兴趣，对我攻读过俄语、略识些法文则觉得意外，说这些短时间派不上用场，长期看应该会有益。于是我有幸入职北外，成为他麾下小小队伍的一员。后来有一次闲聊，我说起祖籍浙江平湖，父亲曾就读于嘉兴秀州中学。先生听得便兴奋起来，原来他和长兄也都是这所教会学校的学生。他还告诉我，入校之初他在校史陈列馆看到高年级生的范文，其中就有我父亲的一篇。我问起父亲，父亲回忆起同级有一个叫许国瑺的学生，大概就是许先生的哥哥了。父亲后来到燕京，许先生则去了清华。两人本不相识，只因我来北外，反而得以结识，且通起信来。人生路上有偶然、有必然，遇到先生是偶然，而一经遇上，今后自己的路要怎样走，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必然。他是这样一位长者，在他身边工作久了，你就一定会奉他为求知问学的榜样。 许国璋和《许国璋英语》 不过起初我并不清楚许国璋先生问学的趣尚，只是慕他的名、冲许国璋英语的牌子去。那些年，《许国璋英语》绝对位居畅销英语教材榜首，从这套教材获益的一代国人恐怕得以百万计。从各地学校到机关，以至机场、宾馆，很多人自称是许国璋的学生，就因为靠《许国璋英语》学的英语。大多数人学英语是出于实际目的，为出国、为求学、为谋职等，而《许国璋英语》正能满足当时社会上的这类需要。但英语在许先生眼里决不只是这些用途；他手中编的是教材，篇篇课文都精心设计、逐句斟酌，而心里则还有一番宏大的考量。“文化大革命”甫一结束，他便预见到新时期社会发展对外语学习的迫切需求，在“论外语教学的方针与任务”（１９７８）一文中提出：外语教学方针是“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因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力量，……外语的运用当然也是一种社会力量”。今日学界热议的语言战略这一话题，其实许先生早就有所论及。 中国学生千千万万，而学校能提供的外语教育终究有限，所以当年他尤其强调自学的重要，他的卓见直到今天仍值得一听：“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提倡自学，提倡尽快地自学语音、语法，自己学会阅读；提倡从理性的认识着手，做到不同程度的外语实际掌握……”，因为“自学有方，即是一种可贵的潜能”，而且长远看是“最可贵的潜能”。这也是他的切身体会，从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得知，中学时代他就养成了自学英语的习惯，并有一种“自学的成功感”。《许国璋英语》的社会影响之所以大，原因之一就在它不止是一部优秀的专业英语教材，还是一部可供普通人自学英语的读本。但我感到，先生主张的自学原则还有更深一层的含意：如果你自己不学，没有人能教你学；即使有人教你学，能否学成也得靠自己。 英语教学是许国璋先生的本行，可是他却说，“英语不是学问，英语是工具”。说到学问，他钻研过英美文学，涉足过翻译文论，探察过西方文化史等，而他的最爱还是语言学。先生属于这样一代中国语言学家：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已经开始了探索，却不得不接受苏联学界的立场、观点、态度；之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研究，十年过去，当他们重新回到语言学领域，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方语言学的世界，有那么多新的领域、理论、方法、概念，等待着他们去认识和把握。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５年前后，在这段时间里，中国语言学遍地是荒野，似乎任何人，随便找一块土地，坚持耕耘数年，便能有所收获。当然，远非是个耕耘者都会有大收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