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学家许国璋 １９７８年，许国璋先生已６３岁，年龄对他很不利。但他凭着天生的敏悟，凭他的执著和勤奋，开始了垦拓。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索绪尔语言理论—至少在这三个领域，他是国内最早的探路人之一。在语用学上，他稍事开发，便把领地让给了年轻人；在社会语言学上，他停留的时间较长，作了理论探索；在索绪尔语言理论研究上，他下的工夫最多，国内至今尚无几人能在思索的深度上与他并论。他对索绪尔语言观有特殊兴趣，是因为：其一，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就探讨过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索绪尔在他是原有兴趣的复苏。其二，他向来偏重思辨，喜做哲理的推阐，对语言本体研究、实地勘察虽不看轻，但并不热衷；而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问题的探讨，终不能局限于理论层面。其三，他最关心语言本质、符号特性一类抽象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从索绪尔语言理论切入，再合适不过。 在研究索绪尔的过程中，对上述抽象问题的思考把许国璋引向了中国古代语言理论。试想索绪尔的背后，是两千年绵延不断的西方语言思想发展史；中国虽然没有索绪尔式的人物，但未必没有语言思想，即针对语言的自觉思维。这思想在何处？有无踪迹可觅？是零碎的，还是连续的？中国古代学者对语言究竟有多少理性认识？有无系统的理论，明白的表述，成篇的专作？—这一系列问题迷住了晚年的许国璋。我手头存有他留下的一本书，洪诚选注的《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里页有他的两行手迹：“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六日与怀仁过魏公村之书肆，余入内购此。盖余数十年中一直疑而未决之题：中国古典文献中有没有语言学？读此稍解也。国璋是日晚归后记”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读《说文解字》《文心雕龙》《马氏文通》。为读通《说文解字》这部古代文字学第一书，他付出了大量精力。１９８３年，北外成立外国语言研究所，许先生出任首届所长。在他为语言所陆续采买的图书中，相当一部分属于说文解字学，不仅有清代四大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筠《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而且有近人丁福保的一套二十册《说文解字诂林》。校里校外来人，到访语言所资料室，见到这批古书都会觉得奇怪：你们是外国语言研究所，何必购置这些东西？的确，以后北外还会有人再去研读它们么？然而，不理会这批中国古书，我们就无法懂得许国璋。 许国璋先生对《说文解字》的探讨主要是哲理性的，与一般基于形音义分析的《说文解字》之学大不相同，也有别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兴起、从文化语言学着眼的《说文解字》研究。他试图阐明许慎的语言哲学，“找出对现代语言学有普世意义的信息”。虽说他也利用了前人考据所得，但更多的是从现代角度加以阐释。他深知，《说文解字》探讨的对象是文字，研究文字不等于研究语言，“中国古代经学家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指出，中国人所谓的“字”，其实相当于词素和词，因此《说文解字》研究文字很大程度上也就可以说是在研究语言。他尤其欣赏许慎关于文字起源和发展的论述，认为“对于语言起源的问题，中国古时哲人也是从书写形式着手的（事实上这也是最为可行的方法）”，从古人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可以觅得某些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 以《说文解字》研究为基础，许先生进一步扩大考察范围，下延至刘勰的《文心雕龙》，往上则追溯到《周易·系辞》。在“追寻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一文中，他为这一范围设定了时限：“我所谓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是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的一段时间内有关语言的起源、功能和发展的论述”。他不涉足先秦名论，而以“语言的起源、功能和发展”为题，可能是因为他不想落入老套。在中国语言学史方面，他所探讨的最后一个题目是《马氏文通》。在他写于１９８８年的“论语法”中，我们已能读到一些关于这部中国第一语法书的评论。他称马建忠是一位“普遍语法和唯理语法的理论家”，因为其作根据的是普遍语法原理，而不是基于拉丁语法或某一具体语法的原则。两年后，他写成“《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改称“普遍语法”为“普世语法”。作为研究对象，《马氏文通》比《说文解字》复杂得多。《说文解字》是地道的中国土产，用中国语言学传统自身的发展线索就能解释清楚。《马氏文通》则不然，它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中西融聚的果实。考明其理论根据和哲学信条的来源，弄清它究竟本于哪种性质的西洋语法，是《马氏文通》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由于马建忠未能明白交代来源，即所仿效或参照的具体书籍，这一问题也就成了一大难题。许国璋断定马建忠受到唯理语法影响，但对马氏是否读过１６６０年的《普遍唯理语法》，也只能猜测他“可能见过”，并说，“至于他到底受何家何书的影响，笔者还在探索之中”。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这是一种谨慎负责的历史态度。 《马氏文通》的来源问题相当棘手，许国璋先生以其擅长的思辨方式做了独到的解释。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见解，但我认为，今后再有人研究《马氏文通》，要想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展，都应该先读他的“《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一文，了解他的思路和方法。许先生的探索是真探索。他说，“所得不富，则俟诸来日”。这话出自一位古稀老人之口，让人怎能不钦佩，又怎能不为他余日不多而伤感。时隔二十年，重读先生的作品，我感觉最能夺人眼球的，仍是论《说文解字》、论《马氏文通》等几篇文字。这不是说，他的那些讨论西方现代语言理论的作品不耐看。那些论文也同样透出卓识、显出力道，但我想，他会赞同我这样说：一个外语学者，谙熟西学是本分，兼通国学才是超越。 许国璋先生晚岁研读先秦两汉的典籍，发掘古代语言理论的瑰宝，正是试图超越自我。学问著述，超越别人容易，超越自身却很难，因为问学之道最易止步于小康。１９世纪后期，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曾撰《劝学篇》，告诫学人勿贪小康：一如“务农就要务大农，经商就要经巨商”，探索学问也切忌短视，而要树远志、为通学。天下学问，无分古今东西，学理、方法、意趣都能相通，只是对象有别而已。所以，向来学界达人，都追求赅博贯通，不以终生熟习一技而自满。这是一个学问家应有的气概，许国璋先生身上绝对存有这种气概。 记得三十年前的外语界，大多数学者在谈论生成语法、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等，应时应景的论著充斥一时。对这些源出西学的新鲜领域，许国璋先生也很关心，但不为之分心；他专注于中国古代语言哲学，而这是一门清清冷冷的学问，如今也没有几人探究，当年他更是孤孑独行。好在他不缺西学视野和现代方法，以此审视古老的中国学术问题，便能明辨根由，洞察所以。中国传统学术之独异和发达，也包括拥有方法论的反思和深刻的学术批评，如清儒颜元曾经警示学人：“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新潮的学术也要做，而且可能确实需要很多人投入，才能探求出一些名堂。可是如果人人都贪图热闹，朝一两个方向竞跑，久之再高尚的学术也会变得滥俗。许先生之学能够脱俗而历久，正是因为他有个性、有眼力、有勇气。特立难、跟风易，学问与人生同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