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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战国时代以后，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和飞速发展，文字的应用越来越广，使用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文字形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俗体字的迅速发展上”，“而且由于俗体使用得非常广泛，传统的正体几乎已经被冲击得溃不成军”，东方六国通行的文字“跟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的传统正体相比，几乎已经面目全非”，并逐步形成了不同的区域特色，唯有秦国文字里继承旧传统的正体“仍然保持着重要的地位”。[7]58秦文字既有整齐匀称的篆书，也有简率便捷的隶书，但在总体特征上二者都趋向草简，尤其是在隶变普遍发生的情况下，汉字的符号性大大增强，以致形体讹变现象十分突出，突破汉字构形的类偏旁大批出现。如“贞”字所从的“鼎”讹为“目”，“福”“富”所从的“畐”讹为“酉”，“若”字讹为“艹”和“右”的合形，独体的“龙”字中的卷体形解散独立为“巳”形，等等。即使是定型的规整圆转的小篆，同样也出现了若干类偏旁，如“  ”字在甲骨文和金文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到了小篆里被分割为“方”和“人”两个并无偏旁构形功能的类偏旁。到了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字体。汉隶是隶书的进一步发展，“线条离析、笔画黏合、形体讹变”等隶变现象继续发生，[3]485并最终完成了隶书的定型。汉隶的符号化程度比秦隶更高，类偏旁化在汉隶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方面那些相近的篆体字形隶变后发生偏旁类化，如“春、泰、奉”等字，在汉印或马王堆简帛中篆书上部写法接近，后来经线条、笔画的变形、省并后混同为“”形类偏旁；另一方面早期隶书形体进一步变异成类偏旁，如秦简中从衣从毛的“表”，“衣”上部的“亠”形与“毛”分离，到了汉碑中这两部分结合成“”形类偏旁。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汉隶发展而来的楷书逐渐成为主要字体，由于“楷隶的主要区别是笔形的变化，在结体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差别”，[18]48字形结构也就不会因字体演变而有什么大的突破，因而类偏旁化的现象非常罕见。另外，“汉字进入楷书阶段之后”，“字体就没有大的变化了”，[7]101所以因字体变化而导致的类偏旁化就基本停息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