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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变异性 类偏旁是汉字在形体演变过程中突破原有构形理据而产生的字形书写组合单位，变异性是类偏旁与生俱来的特征。首先，就其自身来源而言，类偏旁的产生与汉字形体的演变密切相关，在讹变、省简、增繁等方式的作用下，汉字的形体结构发生变异，从而导致类偏旁的产生，如由“乌”的喙形讹成的独立“人”形，由“龙”的卷体离析出的“巳”形，由“彶”字省去“彳”上一撇产生的“亻”形，由“裏”字截去“衣”旁上部得到的“  ”形，由“丕”字下部经增繁演变而来的“一”形，由“奠”字下部经增繁演化出的“大”形，等等。这一点使类偏旁与人为设定的简化符号区别开来，因为这类简化符号只是替代偏旁的记号，虽然像类偏旁一样不具备偏旁的构形功能，但并无形体演变的源头，如“權”“歡”等字中的声旁“雚”，“鄧”的声旁“登”，在简化字中都用简化符号“又”代替，“又”虽然看上去像类偏旁，但只是一种人为替换的结果，没有形体演变的源头，因而不是类偏旁。其次，类偏旁的变异性还体现在类偏旁与汉字形体演变的关联互动上，只要汉字形体还在演变，构形理据还会被突破，仍然会产生类偏旁，如隶楷阶段繁体的“務”“聲”变为简体的“务”“声”之后，新的简体字所包含的类似偏旁却又无偏旁构形功能的“ ”“士”“ ”就是类偏旁。4 过渡性 从汉字形体演变的过程来看，类偏旁化字形往往成为从一个时期的字形向另一个时期的定型字形演变的中间环节，亦即类偏旁具有过渡性。如甲骨文“宜”字原是整体俎案的形状，到了春秋末期其形体离析为上下两部分，成为后来“宜”字定型的过渡字形。再如“章”字西周金文作上从“辛”、下为玉璧的形状，春秋晚期逐渐离析为上部与“音”同形、下部与“十”相似的形状，石鼓文中即为此字形，后为小篆定型所本，可见，“章”字的类偏旁化字形是演变为其后定型字形的重要中间环节。类偏旁的过渡性还体现在作为偏旁演变的中间环节上，即很多字形中的早期偏旁向后期定型偏旁的演变都以类偏旁为中间过渡环节。如上举“章”字在小篆中被认定为“从音从十”，春秋晚期产生的两个过渡性质的类偏旁功不可没。再如“泉”字本象泉水涌出之形，后来隶变为“白”和“水”两个部分，其中“白”为并无偏旁构形功能的类偏旁，由于“白”能够表示“明亮”“清楚”“纯洁”等义，后来人们索性用“白水”会意表示清澈的泉水，即将类偏旁“白”认定为偏旁。在上举例字的偏旁演变中，类偏旁均为不可或缺的中间过渡环节。当一个字的类偏旁完成过渡期成为定型后，这个字的构形理据性就彻底丧失了。 5 符号性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文字本身也是由符号构成的，一般称之为“字符”，因此字符也具有符号性。裘锡圭先生将字符归纳为三大类，即意符、音符和记号，“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是意符，在语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拼音文字只使用音符，汉字则三类符号都使用”。[7]10其中，记号在汉字构形中只是纯粹的字形组合符号，因而符号性更强。依据功能分类，类偏旁显然在语音和意义上与文字所代表的词都没有联系，属于纯粹的字形组合符号——记号的范畴，⑦因而符号化程度更高。如“则”字左边的类偏旁“贝”在整字构形中只是一个组合符号，与整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和语音上都没有联系，所以符号性很强。另外，从汉字形体演变过程来看，符号化是汉字形体发展演变的主要方向之一，无偏旁构形功能的类偏旁的不断涌现正顺应了这一发展方向，所以，符号性也是类偏旁因应汉字形体发展演变的大趋势而呈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