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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类偏旁 在《古汉字发展论》中，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定义类偏旁，但在具体行文中对“类偏旁化”和类偏旁多有论及，其中包含了我们对类偏旁的一些基本认识。我们在书中指出，“除了线条化和平直化，西周金文字体上还有一种演变现象，即把本来相连的整体或部分笔画断开形成几个书写单位，或部分笔画与别的笔画或偏旁结合形成新的书写单位，这些书写单位形式上与已有构形偏旁相同或相似，但实际上仅仅是一种书写单位，并不具备偏旁的构形功能，我们称这类形体发展现象为‘类偏旁化’”。[4]152-153这段对“类偏旁化”的说明体现了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类偏旁是通过对汉字早期“形体笔画组合连接方式的调整”[4]157产生的。如商代形声字“宫”的声旁是两个相嵌连的套环形状，在西周金文中被断为两个独立的环形，成为形似“吕”的类偏旁。再如“或”字在商代本不从“戈”，在西周金文中或将“口”形上方横画延长与右边“柲”之初文相交，成为“戈”形类偏旁。 其二，类偏旁虽然形式上与已有偏旁相同或相似，但由于原先字形已遭破坏，所以并不具备偏旁的构形功能，仅是一种书写组合单位。如西周金文“宫”中形似“吕”的部分虽然形式上像一个“偏旁”，但已经不具备偏旁的构形功能，③只是一个字形书写单位，从字形组合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与偏旁“宀”相配合的字形组合单位。 其三，类偏旁是在古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产生的，古汉字形体的发展演变是类偏旁形成的前提条件，所以那些最初的构形因素一般不归入类偏旁，如“亦”“悤”“肘”等字初文中的指示符号，虽然形似偏旁，但并不具备偏旁的构形功能，不能作为类偏旁来对待。 以上这些认识主要是根据西周金文的“类偏旁化”提炼、归纳出来的，还不足以充分反映类偏旁的全貌，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回答。 首先，西周之前与西周之后有没有类偏旁？要了解西周之前与西周之后有没有类偏旁，就要看汉字在西周之前与西周之后有没有出现和西周时期相似的形体演变现象。从汉字形体发展演变的历程来看，类偏旁化“大多是为了书写的便利而割裂字形，或者由于后人对于文字构形的不理解而造成的‘讹变’”。[4]153实际上殷商文字中讹形变异的现象就已经出现，如“‘  ’字是很深的款足鬲，下面有火，后来把鬲的身脱开了，变成两个人的样子（后来又变作弓形），而鬲底跟足形却变作一个羊头，连在火上成为‘羔’字，所以在商、周之际的金文里都用‘ ’，……‘甾’字本画出一个厚唇的器，后来变成从北从田”，[12]112这些经形体离析、黏合之后讹变而成的“从”“弜““羔”“北”“田”等形，均不具备原初的偏旁构形功能，变成了类偏旁。由此可见，西周之前的殷商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类偏旁。西周之后古汉字因讹变而产生类偏旁的现象更是成为常态。如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许多字形因形体离析、黏合而变成了类偏旁，如由“乌”的喙形讹成的独立“人”形，由“龙”的卷体形分离出的“巳”形，由“是”字下部的“止”与上部的“十”形黏合而成的“正”形等等，均使原构形遭到了破坏，变成了无偏旁构形功能的类偏旁。战国中期之后的隶变是“汉字形体笔画组合连接方式”的一次大调整，导致了类偏旁的大量产生，如“畐”字经隶变后离析出来的“一、口、田”三个形体并不具备偏旁构形功能，应是类偏旁。即使到了今文字阶段也还常有因讹变而产生类偏旁的现象，如《颜氏家训·书证篇》中讨论正字问题时说，“自有讹谬，过成鄙俗，‘亂’旁为‘舌’，‘揖’下无‘耳’，‘鼋’、‘鼍’从‘龟’，‘奮’、‘奪’从‘雚’，‘席’中加‘带’，‘恶’上安‘西’，……如此之类，不可不治”。[13]463其中的“舌”“龟”“雚”等字形成分在相应的字形中均为无构形功能的类偏旁。总之，西周之前与西周之后均存在类偏旁，类偏旁化是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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