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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體性研究 這類論著主要針對出土先秦文獻中的某個語氣詞，研究它們的功能、歷史發展以及地域屬性等方面，還有的對其形、音、義等方面進行考察辨析。此類文獻主要有： 管燮初（1962）認為甲骨文、金文中的“唯”可以作動詞、次動詞、連詞、副詞和語助詞五種，語氣詞的“唯”字表示整句的陳述語氣，位於一句的開端，可稱作發語詞。趙誠（1998）認為金文中“隹（唯）”可以作助詞（或稱為語氣詞）、介詞、副詞、連詞、動詞、疑問代詞以及作人名等。用作語氣詞的“隹（唯）”有三種情況：一是用在句首或句中，無意義，但逐漸有了強調之意；二是其由表示強調而發展為表示一種肯定的語氣；三是起到提前賓語的作用。俞欣（2001）利用金文、簡帛材料對“與”、“与”進行了考源，認為“與”字是“譽”字的初文，本義為讚譽，“与”字是“與”字的減省，其寫法來源於“牙”字字形隸變過程中的異體寫法。李守奎（2002）在討論“色”字時談到“矣”字，認為“矣”和“  ”當是一字之分化。在沒看到李文的情況下，張海富（2006）利用金文、簡帛、石刻等出土材料，對“矣”的字形進行考源，認為“矣”是“”的訛體。張玉金（2010b）沒有討論“矣”的字形問題，而是對其語氣表達功能、句法功能等問題進行了詳細地論述，認為出土戰國文獻中的“矣”可以作句末、句中語氣詞。同時討論了“矣”與“爾”連用的情形，還對出土战国文献和傳世戰國文獻中的“矣”進行了比較研究。[日]大西克也（2001）從戰國、秦末漢初出土文獻中考察了“殹”“也”交替現象的實質，認為其事實上只不過是秦的書面語言上文字表記的變更，是與口頭方言無關的現象，是不具有口語變化背景的人為的變化。姜允玉（2002）從中山王銅器銘文和戰國出土文獻中對語氣詞“也”進行了系統地研究，討論了“也”字的用法及“也”與“殹”的詞彙交替過程與發展情況。認為：第一，出土戰國文獻中的“也”用在句末或句中位置，作用是結合前後文意來表達各種不同的語氣；第二，中山王銅器銘文中的“也”體現出該類銘文正處在西周金文向秦漢語言的過度階段；第三，秦漢簡帛“也”、“殹”的交替使用，不光只是地域國別上的差異，還存在文體上的差異。張玉金（2011b）考察了出土戰國文獻中的語氣詞“殹”，通過對“殹”與“也”關係的考量，從它們的文獻分佈、字形字音等方面進行對比，認為 “殹”和“也”不是一個詞的兩種不同的書寫形式，而是兩個不同的詞：“也”是通語，“殹”為秦國方言詞。沈培（2004）認為西周金文中的“繇”和《尚書》中的“迪”表示的是同一個詞，當看作是語氣詞。它們可以出現在句首和句中，是表示強調語氣的虛詞。吳振武（2006）對平山戰國中山王墓銅器銘文中的“ ”字進行了考源，認為其為某種纓飾的象形文，大概是從彤沙的“沙”的象形初文得聲，其讀音與“也”相近，故借為語氣詞“也”。楊澤生（2004）、趙平安（2008）不約而同地根據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中語氣詞“只”有“也”的異文，以及郭店簡等出土戰國楚竹書中“也”、“只”二字字形大量相混的現象，推斷《詩經》、《楚辭》等古書中的語氣詞“只”是“也”的僞寫或誤讀。[2]鄔可晶（2015）針對楊文、趙文的觀點，利用出土文獻中所反應的情況，對上古漢語中本來是否存在語氣詞“只”的問題再一步進行討論。認為在上古漢語中，意義和用法跟“也”相似的語氣詞“只”本來就是有的，並不是偽寫或誤讀的產物。何琳儀、房振三（2006）認為古文字材料中的“也”和“只”在不但在形體上相關，讀音也相近，作為語氣詞的“只”與“也”意思一樣，“只”是“也”的分化字，分化的時間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李家浩（2008）認為古文字“只”或作“兄”字形，是形近而造成的訛誤。古文字中用作語氣詞的“也”或作“只”，見於郭店楚墓竹簡，可能是跟它們本是一字的分化有關，既有字形的因素，又有字音的因素。高智（2010）對古文字中“也”和“只”字的形義關係進行了深入地考察，糾正了前人“‘也’字是由‘它’字所訛，或‘它’形是‘也（匜）’的象形字，以‘它’形訓‘也’義”等觀點，認為該字是約在西周晚期春秋之際產生的會意形聲字。另外，“也”、“只”二形為一字之分化，商周古文字中不存在“只”字，到戰國時期二字形、音開始分化，此時語氣詞“只”和“也”意思還是相同的。張玉金（2008）對出土戰國文獻中的語氣詞用法的“焉”進行了討論。文章討論了兼词“焉（安）”與語氣詞“焉（安）”的區別方法以及它們的關係，認為語氣詞的“焉（安）”是由句末的兼詞“焉（安）”虛化過來的。其表肯定語氣，同時有將事態往大處說的意思，其與“爾”的功能基本一致，用在陳述句中，表陳述語氣。武振玉（2009）認為兩周金文中的“雩”有介詞、連詞、語氣詞三種用法，用為語氣詞時主要位於語句之首，具體有出現於時間詞語前和主謂句之首兩種。張玉金（2010a）認為出土戰國文獻中語氣詞“乎”可以出現在句末和句中。句末的“乎”主要表示疑問語氣。傳世戰國文獻中的語氣詞“乎”還可表示感嘆語氣。感嘆語氣是由疑問語氣發展而來。句中的“乎”可以用在主語、狀語之後，表示停頓、感嘆，這是由表示感嘆語氣的句末語氣詞“乎”發展而來。魏慈德（2012）對楚簡中語氣詞“兮”的讀音進行了深入地討論。從諸出土楚文獻中的“可”聲符與“兮”的對讀來證明“兮”當時應當讀“可”的音，“兮”當从“丂”聲。證明了“兮”字在先秦時應屬歌部字，到東漢以後轉為支部字是由於歌、支二部產生音變的原因，同時也對楚地方音中歌、支混而不分的論斷給予印證。（二）出土文獻研究中涉及語氣詞的研究 出土文獻的研究包括語法、語音、詞彙、文字、歷史、社會等等諸多方面，這些研究著作數量龐大、涉及面廣。其中涉及語氣詞的主要是語法、詞類及文字等方面的著作，以語法、詞類著作最多。我們以研究材料為分類標準，把出土文獻研究中所有涉及語氣詞的研究分成四個方面來敘述： 1、以甲骨文為材料的研究 這類研究主要是在甲骨文中是否存在語氣詞、有哪幾個語氣詞的問題上爭論不休。綜合各家的觀點，認為是甲骨文中的語氣詞的有“  ”、“乎”、“不”、“抑”、“執”、“才（哉）”、“其”、“惠”、“隹（唯）”等9個，其中大多數值得再繼續討論。目前學界公認的只有“抑”、“執”兩個，但這並不等於甲骨文就只有這兩個語氣詞，甲骨文是一個比較成熟的語言系統，語氣詞貧乏的現象值得我們繼續深究。這類研究主要有：郭沫若（1965：471）認為甲骨卜辭中的“乎”、“不”是句末疑問語氣詞。陳夢家（1988：128-129）同意郭沫若的意見，舉粹425（H20098）、甲248+254（H19817）、甲241（H16671）、乙435（H20909）、乙142（H8300）、掇一450（H33020）諸片，認為例中於句尾的“乎”、“不”、“才”諸詞是句末語氣詞，前兩者是疑問語氣詞，“不”讀為“否”。同時認為“才”疑似讀為“哉”。管燮初（1953：22，49-50）認為殷墟甲骨刻辭中已有句末語助詞：“ ”、“乎”。“”用於感嘆句，在句末起到拉長句調的作用，相當於古文中的“矣”字；“乎”用於疑問句末尾，起到表達疑問語氣的作用。書中又把“乎”、“不”稱作句末疑問副詞，是卜辭疑問句的形式標記之一。潘允中（1982：166）認為甲骨文中僅見一例語氣詞，即《合》20098中的“乎”。姚炳祺（1983）認為“其”在殷商甲骨文、西周銘文中均假借作語詞（按，即語氣詞）。並對“其”的功能做了詳細地論述，同時探討了春秋戰國時期主要作代詞的“其”的來源。張玉金（1988）認為甲骨文中的“惠”和“唯”是語氣副詞，而沈培（1992：162）認為“惠”和“唯”在句中的位置比一般副詞更加靈活，可以看作是語氣詞。李學勤（1980）認為 組卜辭中常出現的用在句尾的“乎”、“不”、“ ”、“執”是句末語氣助詞，“不”與“報”作用相同，音近可通。“報”與“執”交相用在正反對貞問句中，句末語助詞的“不”還在午組卜辭中出現。裘錫圭（1988）認為 “”和“執”是卜辭中可以確定的兩個句末疑問語氣詞，文章把“ ”改釋為“抑”，並用大量例子論證兩者作為句末語氣詞的可靠性。同時還對卜辭中“乎”、“哉”、“不”的性質問題進行了探討：第一，卜辭中“乎”字所出現的辭例的內容和句式單一，不能輕易把它當作疑問語氣詞；第二，卜辭中“才”字所出現的辭例沒有疑問代詞或反詰副詞來幫助表達反詰語氣，且所見辭例並非完整，從而不能輕易把它讀為古漢語中的語氣詞“哉”；第三，對卜辭中“不”字的辭例進行排查，認為“不”有些是驗詞，有些是用辭，沒有發現與後世“否”相當的用例，因此把它看作句尾疑問語氣詞是不可取的。楊伯峻，何樂士（1992：850-907）也把“抑”、“執”看作甲骨文中目前僅發現的兩語氣詞。並認為“抑”常用在是非問句中，“抑”和“執”常對舉出現在反復問句中。還對它們具體的功用作了詳細地闡述。張玉金（2001：93-95）也認為甲骨文中只有兩個句末語氣詞，即“抑”和“執”，並對它們在卜辭中的出現情況、用法以及功用等作了論述。楊逢彬（2003：270-277）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認為殷墟甲骨刻辭中的語氣詞一共有4個，即：“ ”、“隹”、“抑”、“執”。文章同意沈培（1992）的觀點，把“”和“隹”看成語氣詞而不是語氣副詞，並從“”和“隹”的語法特徵、辭例性質等方面進行了論述。此外，文章還肯定了“抑”和“執”是兩個表疑問語氣的句尾語氣詞，並對它們在卜辭中的具體用法進行了詳細地闡述。郭錫良（2005：213）否定郭沫若、管燮初等的看法，認為甲骨文中沒有語氣詞，語氣詞是西周以後才逐漸產生的。裘燮君（2004）針對郭錫良先生對卜辭“抑”、“執”的語氣詞性質的質疑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認為：第一，不能因“抑”、“執”的卜辭中的應用範圍不廣而否定其語氣詞性質；第二，不能局限於從字形上去找它們與後代某些語氣詞的聯繫，不同地域、不同歷史時期中的同一個語氣詞的用字有一定差異；第三，認為“抑”、“殹”、“也”是先秦口語中一脈相承的同一語氣詞的三個方言異構詞。張新俊（2012）在對花東卜辭中前人誤認為是“乎”的字進行辯證時，談到了組卜辭中的“乎”，認為《新甲骨文編》中隸定做“ ”的來源於《合集》20098的字，其實是“戊乎”二字，同時還同意張世超（2002）的觀點，認為組卜辭放在句末的“乎”，表示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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