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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督权力､表达诉求的需要 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当制度缺位的时候,网络舆论就充当了对公权力的监督角色｡表2中,网络社会对法制与时政的关注占比也比较大,这也正好说明这一点｡“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公众中的少数派,他们将不愿意传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看法与大多数人一致,他们就会勇敢地说出来”[31]｡“躲猫猫”(2009)､“70码(欺实马)”(2009)､“俯卧撑”(2008)､“临时性强奸”(2009)､“被死亡”､“钓鱼执法”等这些不符合生活常理与社会道德规范的词汇,在所谓事件真相的发布会上出现,使广大网民对权力部门发布的所谓事件真相产生怀疑,继而对权力部门的公信力产生质疑｡网民开始通过大量的网络搜索及舆论传播来追踪事件背后的真相,促使相关的权力部门一次次地还原与自己最初公布不一致甚至相悖的事件真相｡“上述看似无厘头带有戏谑性的话,投射出网友对公权力的不信任,也蕴涵着对更多事实的渴求”[32]｡这些网络流行语螺旋式传播的背后是政府公信力的底线一次次被击穿｡“我爸是李刚”的出现,更透露出权力对社会公德､法律的蔑视,给社会大众心目中打下“社会不公”和“霸权”的特定符号,也进一步激起网民对权力的质疑与对权力监督与问责的期望｡“当前,网络流行语大量涌现不仅描绘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利焦虑’,而且流露出网民对公权的质疑和讽刺以及对关乎公共利益的真相的期盼和渴求”[33]｡ 三､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及影响 数字化时代也被人们称之为网络时代,网络时代网络公共平台的出现及普及是网络流行语赖以传播的基础｡麦克卢汉认为,每一个新媒介的产生都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地球村”的思想更形象､逼真,使得信息搜集､组织､编辑､发布和诠释的权利回归公众,使得信息受众具有真正的全民性､大众性｡网络流行语作为全民性的大众流行语言,既具有语言简洁､贴近生活､高度开放､交互性强的特性,同时也具有亚文化､盲从性与高仿性的特点,即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影响着数字化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对汉语言纯洁性的影响 一些网络流行语,特别是早期的网络流行语都是使用频率很高的网络语言词汇,不符合汉语言规范性｡有学者认为这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是对语言的戕害,为此,呼吁“不要为后人立下恶约”[34]｡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创新,应该尊重,同时也呼吁要规范引导｡[35]波斯特指出:“信息方式促成了语言的彻底重构,这种重构把主体构建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36]网络流行语起源于生活,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尽管它对传统的汉语言纯洁性有影响,个别词语不很雅观,但它不是洪水猛兽,应该对其包容､有选择地引导､规范､善加利用｡2010年“给力”登上《人民日报》头版;2012年《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录了“给力”“雷人”“宅男”“宅女”“草根”“蚁族”“山寨”“博客”等网络流行语,说明了其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传统伦理观的影响 传统伦理观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观的重要核心组成部分,它对国人的影响巨大而深远｡网络流行语的广泛传播,虽然为当今社会信息传递､思想交流､情感表达提供了很多便利,虽然满足了广大网民短暂的放松､虚拟的快感,但盲目的跟风､低级的戏谑､随心所欲的恶搞等也使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的传统伦理观受到冲击｡其表现一是网络暴力｡一些源于热点事件的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其背后或多或少都会和网络暴力扯上关系,人肉搜索的手段,个人､家庭隐私的曝光,造句行动中语言上的挞伐等都比较突出｡二是诚信问题｡一些源于社会事件､敏感问题的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大都离不开网络舆情发布的有关消息,而借有关事件散布谣言,发布消极､失真甚至是虚假信息､言论等都时有发生｡因此,树立正确的文化传播伦理观,要求网民个体与群体要理性､睿智､客观地看待网络流行语产生的背景,使“谣言止于智者”很有必要｡因为,“媒体所呈现的新闻文本只是被媒介符号延异了的新闻现象,新闻‘在场’的缺席让受众潜意识去寻找更多的新闻资料来弥补心中理想的‘新闻文本’”[37],这使得网络传播给传统的伦理观带来冲击成为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