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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马幼垣先生跟您一样具有中华文化的背景,与他合作编译和与英美人士合作,有没有不太一样的经验? 刘:我合作编译的外国人有葛浩文和闵福德,都是翻译名家。葛浩文现在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英译者知名。我和他编译《哥伦比亚版现代中国文选》,合作愉快,从来没有什么争论。闵福德是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的女婿,两人曾合作翻译《红楼梦》,霍克斯翻译前八十回,闵福德翻译后四十回。我跟闵福德编译《含英咀华集》(《中国古典文学英译选》)比较波折,工作计划有些延宕,以致原先出版两册的计划缩减为一册。 单:您跟闵福德编译的那本书的序言提到太平洋文化基金会。能不能谈谈一般大学出版社和基金会的作用? 刘:我跟美国和香港的大学出版社都打过交道。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看来经费比较多,但出版的经费有时得靠基金会补助。我是听到太平洋文化基金会有这方面的赞助,就贸贸然写信去了,没有什么巧妙。 单:如果说“借来的生命”是对您身为译者而言,“文字的再生”就意味着对作者而言,翻译是他们作品的再生与来生(afterlife)。 刘:“文字的再生”就是“linguistic regeneration”,就像叶维廉翻译余光中的诗《双人床》。我那篇文章有趣的地方是指出余光中自己英译的《双人床》和叶维廉翻译的完全是两回事,不见得作者自译的就特别好。翻译那首诗对叶维廉来说是文字的再生,但对自译的余光中来说则是“recreation”(再创作)了。 单:您也强调从事翻译要“适才量性”。谈到“再生”,其实也有关“重译”。您也提过翻译的时代感,说每一代人都需要新一代的翻译。 刘:“适才量性”是指一定要我认同的东西我才会翻译、介绍。至于“重译”的想法倒不是我率先提出的,以往很多人都提过。以俄国文学为例,第一代的英译者是嘉耐德(Constance Garnett,1861-1946),第二代是马加歇克(David Magarshack,1899-1977),第三代我就不熟了。嘉耐德用的是维多利亚晚期的风格,现在读起来觉得有点陌生,而马加歇克的用语和表达方式比较接近我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境,所以每个时代都需要有那一个时代的翻译。 单:您1980年就发表过“To Disillusion or To Disenchant?:Translation as Interpretation”。 刘:那篇文章是以霍克斯英译的《红楼梦》为例,说明翻译与诠释的关系。《红楼梦》里的警幻仙姑让贾宝玉看尽世间繁华,梦醒之后发现世间繁华原来不过是一场梦。霍克斯把警幻仙姑译为“Disillusion”。其实“警幻”有不同的译法,霍克斯用“Disillusion”这个字是出于译者自己的诠释,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空幻,以此来警世,这是佛家的意思。如果用另一种译法,就是译者的另一种诠释。 在翻译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不同的情况。像我把玛拉末的The Assistant译成“伙计”,是因为在故事里他就是卖杂货的,除了译成“伙计”也可译为“助手”,但就不太贴切了。辛格的Gimpel the Fool也是一样没得选择,只好乖乖地翻作“傻子金宝”。 单:您的“‘Discoverism’:Translation as Endorsement”,又是什么意思? 刘:其实字典里根本就没有“discoverism”这个字,是我自创的,翻译成中文就是“发现主义”。因为1980年代初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外界开始有机会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见到自己没见过的东西就以为是自己独特的发现,创造了一大堆莫名奇妙的用语。我那篇文章就是针对这种现象有感而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