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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翻译最主要的动机,就是我认为“译者活在借来的生命中”。比方说,我想写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品,但是我没有那种天分,写不出来,于是藉着翻译他的作品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想要表达的东西。 家庭与学思背景 单德兴(以下简称“单”):能否先请您谈谈自己的家庭及教育背景? 刘绍铭(以下简称“刘”):我的情况很特殊,从小没父没母,在1956年去台湾读大学以前,我没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可以看书的环境。我在香港没看过什么翻译的书,因为那时候我打工的钱只够糊口,根本买不起那些书。你看我的自传《吃马铃薯的日子》就知道,我都是自修,包括看报纸,所以报纸的副刊对我影响非常大。1950年代的香港报纸副刊至少是文字清通,不像今天的报纸,质量参差不齐。我到台大外文系以后,就是跟同学一起看书,可是我们都不是一般定义下的好学生,但会在下课后找夏济安老师聊天。夏先生的学问很好,只是有点口吃,课堂上讲书有时听来像天马行空,但私下聊天时对学生却很有启发,有时闲聊中的一句话就让我茅塞顿开。 单:那么台大外文系的课程对您的翻译养成有什么影响? 刘:我觉得初阶的翻译是可以教的,但高阶的翻译则要靠自己领悟。我在台大外文系时是由朱立民先生教我们翻译,那是在1958或1959年,他刚从美国杜克大学拿到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回台湾。他对于米勒的剧本很感兴趣,所以教材就选用他的名剧《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班上有十一二个同学,朱先生就叫每个人翻译几句,基本上就是oral translation(口译)。这样其实我们学不到什么东西。并不是我在批评老师,而是当时的资源有限,要是我去教也一样。当时没有教科书,什么都是“土法炼钢”。余光中先生用王尔德的剧本给学生翻译是个挑战,因为王尔德喜欢玩文字游戏,不容易翻译。余先生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开翻译课时,要学生交翻译作业,他批改了以后发回给学生重抄、订正,订正完再交回来给他看过,这种教法真是太辛苦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