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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倾向于支持达西·汤普森和阿兰·图灵早期关于限制有机物多样性这一原则的一般方法。用图灵的话来说,真正的生物学应该将每个活着的生物组织视作是一种可适用于物理和化学的特殊法则系统,这些法则严格地限制了它们可能的多样性,并确定了它们的基本特性。那种视角在发现了主控基因、深度同源、守恒和很多别的法则之后,今天听起来应该不是那么极端,甚至可以说,进化/发育过程所限制范围是如此狭窄,以至于“对生命蛋白质这个磁带的播放可能是令人惊讶地重复进行的。”我引用的是《科学》杂志上关于适宜性突变途径的一个报告,它重新解读了史蒂文·古尔德的一个著名比喻意象。史蒂文·古尔德认为,生命的磁带,如果可以重播,应该遵循若干多样的路径。生物化学家迈克尔·舍默在其《细胞周期》里争辩道:“大约5亿年前,在寒武纪稍稍往前一点的时候,在单细胞生物或原生多细胞生物里出现了为各种后生动物门类〔3〕的主要发育程序提供本质性编码机制的普遍基因组。那个时候,复杂动物形式突然爆炸式出现,很多后生动物的门类,它们都有着相似的基因组,却又存在显著的差异,因为它们使用了发育程序中的特定组合。”按照这种概念,从一种足够抽象的观点来看,即以一个高级科学家的眼光,从一种更高度文明的视角来看地球上的事件,存在一种多细胞的动物。表面的多样性是由于进化中保存下来的“发育遗传工具”(正像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的不同安排导致的。如果这些想法正确,那么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问题也就可以用一种可能让近来的几代科学家们大为吃惊的方式重新论述。 在达尔文时代,统一性问题也并非没有人注意到。达尔文亲近的同伴和评论者汤玛斯·赫胥黎的自然主义研究,使得他带着几分迷惑地评述道:似乎存在一种“先前所决定的东西”,它使得自然选择为每个物种“产生出无限多的数量和类型”来。这个结论使人回想起早先关于“理性形态”的思想来(歌德关于植物原型形式理论的著名例子),这些部分思想已经在“进化——发育的革命”中复活。 时至今日,在普通生物学和语言学领域里,钟摆都开始朝向了统一性的一方,这为传统思想的理解提供了新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