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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合词结构与句法结构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我们认为，汉语复合词结构是复杂的、多元的，其与句法结构既具有一致性，又具有差异性。 传统上将所谓“联合式、偏正式、述宾（动宾）式、述补（动补）式、主谓式”五种复合词的格式统称为“句法学造词法”[6]134-186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五种格式同属于语法造词，但却不能把它们统称为句法造词，应当一分二：前两种（联合式、偏正式）应属于词法造词，后三种（述宾式、述补式、主谓式）属于句法造词。① 作上述区分的理由如下： 其一，从理论上讲，联合式、偏正式没有句法结构的核心——谓语性成分，一般情况下不能形成句子，当然也就无所谓句法造词和句法结构。 其二，从汉语复合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五种格式形成的时间与动因也有不同：前两种（联合式、偏正式复合词）先秦已大量出现；后三种（述宾式、述补式、主谓式复合词）直至东汉六朝才陆续产生。近年来，古汉语专书词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证明了上述观点。程湘清《先秦双音词研究》一文，通过对先秦代表性文献的统计发现，在先秦文献中作为双音词（或词组）使用、后世汉语中成词且经常应用、并为运用语法手段词序的特点构成的双音词（即通常所说的“复合词”）共586个（不同文献重复出现的按1个计算），其中并列式的共307个，占52.4%；偏正式的共245个，占41.8%；支配式（即“述宾式”）的共28个，占4.8%；补充式（即“述补式”）与表述式（即“主谓式”）两类共6个，占1%。[1]25，34这就说明，在先秦时代，联合式、偏正式复合词已经大量产生（两类合计占94.2%），而述宾式，特别是述补式、主谓式则刚刚萌芽。 另据程氏《〈论衡〉复音词研究》一文的统计，在东汉前期成书的《论衡》中共有语法造词生成的复合词2088个，其中联合式1404个，偏正式517个，补充式101个，支配式52个，表述式14个。“补充式复音词在先秦尚处于萌芽状态，此时则日臻成熟，表现在结构形式比较稳定，内部关系日趋复杂，因而构词数量超过支配式、表述式，居词序造词中的第三位。”[1]105，181而据程氏统计，在南朝成书的《世说新语》中共有语法造词生成的复合词1686个，其中联合式926个，偏正式573个，补充式93个，支配式77个，表述式17个。其中由句法造词生成的复合词较东汉的《论衡》虽然绝对数量增加不多（《论衡》：101+52+14=167；《世说新语》：93+77+17=187），但所占比重则明显增长了（《论衡》：8%；《世说新语》：11.1%）。[1]182 汉语复合词的形成，有一个从联合、偏正结构至其他结构的发展过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联合式、偏正式复合词的产生，没有可能也不需要句法结构的投射。偏正式复合词的增加，是随着世间事物的复杂化，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进行范畴化分类的自然结果；联合式复合词的产生，可能与语言表达的准确化、鲜明化及声韵和谐的追求有关。而述宾式、述补式、主谓式复合词的产生，或者是已有的句子或短语紧缩而成，或者是按照既有的句子或短语仿造的，它们都体现了句法结构的投射，因而其形成相对较晚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综上所述，汉语复合词的形成，具有认知（语义）、语音、语法等多方面的原因和条件。从认知（语义）来说，语言表达的多样性、丰富性，无疑是复合词产生的基础。从语音来说，汉语的韵律协调也是复合词产生的重要原因。从韵律上讲，“汉语最基本的音步是两个音节”，“音步的实现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语素的组合”，“不可避免地导致复合词的出现”。[2]3，7汉语中特有的偏义复合词以及汉语在从古至今的语言发展中将单音节扩充为双音节、将多音节压缩为双音节的现象都说明了这种情况。而从语法来说，除部分单纯语音造词形成的联绵词外，一般地说，复合词都有一定的组合关系（当然，这种组合关系包括句法组合关系和词法组合关系）。对于这种由多源因素形成的汉语复合词，用构词的形式（构词法）与造句的形式（造句法）“是基本相同的”来概括，显然是不妥当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