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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已有研究再评说 汉语学界新建的音韵演变模型不少已经较好地注意到了汉语方言音韵史的以上特点，特别是徐通锵(1991)的“拉伸式旅行杯”模型、“谱系树+扩散波”模型和潘悟云(2004)的模型1。但徐模型中的扩散波未能区分推平与层次叠加，潘的模型未能表示方言分叉后的继续演变和北方音对分叉的影响，因此还不完全理想。更加重要的是，这些音韵演变模型均未能与方言的历史分类很好地结合起来。 方言分区或历史分类的方案则未能很好地容纳或投射出汉语方言音韵史的如上特点。比如：徐(2004)的方案只考虑了晋中晋南吕梁地区全浊声母的文读音而将山西方言归入北方方言，白读的情况却只是以长长的文字来做附加说明；项(2004、2005)方案的方言层级分叉与历史分化的节点和叠加层次的来源节点没有直接的投射关系。 3.3 方言的历史关系与共享创新原则 汪和王(2005)、陈忠敏(2009)强调，确定后代语的谱系关系只能根据共享创新而不能根据共享存古，也即只有共享创新才能使一片区域内的多个后代语从共同祖语中分化出来。笔者认为，仅用共享创新原则并不能很好地描写汉语方言音韵史，如下三个问题不能不考虑：  汉语方言方言的演变分裂并不是典型的“一分为二、二再各分为二”的“支对称”的树型，而基本上是从北方方言的主支上每间隔一段时期就因动乱而分裂出一支的“单向分支”树。同时该单向分支树还有如下特点：①北方方言的演变并不是匀速的。何大安(2007)用翔实的材料说明，从上古到两汉的数百年间北方方言韵母系统发展平稳，有不多的有音韵条件可言的韵部合流或分化；而在魏晋和刘宋，却在两个短短的几十年间发生了相当多数量很难有音理可言的韵部“重组”（许多韵部一分为多，并交叉重组为新的韵部），这使得上古汉语音系（《诗经》音系）与中古汉语音系（《切韵》音系）区分为差别明显的两个阶段。汉语史上的“共享创新”往往是这种重组式的激烈的音韵演变。比如，《诗经》的阴阳入配套的韵部系统，《切韵》的阳入配套且有大量同等重韵的韵部系统（这是从韵图的角度来看的说法，姑且用之），宋代的两呼四等十三摄（果假、曾梗、宕江可分别归并）韵部系统，等等。也即，汉语方言自身的演变是“续”“断”交替的：较长时期的缓慢而连续的匀速变化形成“阶段”，两阶段交界处（即“阶点”）则是短期快速的激烈重组，把匀速的演变离散、断开为不同阶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阶点大多对应因外族的入侵而发生激烈社会变动的时期，而在这些短时期内往往同时发生多个“创新”音韵演变而非一个演变。 ②北方方言音韵史上的“阶点”，不仅对应北方音系激烈变化的时期，也同时对应北方居民向南方大量移民而形成新的汉语方言的时期，形成谱系树上方言分化的新节点。像这样方言在南北地域上的突然性的分化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如西晋和刘宋大量北方移民进入江淮、吴、北赣，唐中期粤北大庾岭的开通及后来的安史之乱使得赣粤成为北方移民南下的新通道。值得注意的是，南迁的移民大多未经历北方音系当时所经历的创新演变，从而保留了北方上一阶段的音韵特点。于是，音韵上的创新和守旧构成对立的一对：把各个“阶”分界处有共享创新的北方方言划分出去，也就意味着该节点上的一支不共享创新（即守旧）的南方方言分裂了出来。可以类比的是，高地日耳曼语支的特点是发生了第二次辅音大转移，而低地日耳曼语支的特点就是未发生该音变。这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创新”需要按照北方方言的演化分阶来看，南方方言与北方方言的分道扬镳主要体现在，南方方言共享与北方方言分裂节点之前北方方言各个阶段的创新，但不共享该节点及其之后阶点上北方方言的创新。因此，不共享北方方言演化哪个阶点之后的创新（共同守旧）是判断一个方言从北方方言分裂出来的谱系节点所在的根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