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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我两个、尔大家、渠大家”这类同位组合中,同位的一方是“我、尔、渠”,与普通话“我们两个、你们大家”等组合中的“我们”等复数形式相对应。换言之,祁门方言没有专用的复数代词成分,代词“我、尔、渠”实际上兼表单数和复数。 可见,祁门话的情形与上古汉语相距不大,单复数之别尚未成为语法库藏的成分,“大家”和“两个”都只适用于某些场合,是专用度很低的词库成分。与上古汉语稍微不同的是,祁门话没有“吾”、“尔”、“汝”这种可以独立兼表复数的代词。 从汉语发展大势看,很难设想单复数的形态对立在已经进入祁门话的语法库藏后还会得而复失。因此,更大的可能是祁门话单复数词形无别的情况保留了上古汉语的类型特点,而不仅是类型上的偶合。Greenberg(1966[1963])曾认为人称范畴的数范畴区分是语言共性。Siewierska(2008:79)指出,后来的研究证明确实有些语言的人称代词不区分数,如巴西亚马逊地区的Mura Pirah  语。古汉语和祁门话基本属于这一类型,即单复数尚未“入库”的类型。 1.2 “VOR”动结式 结果补语与宾语同现于动词之后时,普通话及多数现代方言都只有VRO(打破头)的语序。但在中古汉语中,结果补语R有VRO(如“打破头”)和VOR(如“打头破”)两种语序。据蒋绍愚、曹广顺主编(2005,第10章,蒋绍愚执笔),到宋元时期,“VOR”式在语言中逐渐少用乃至消亡,这种今已不多见的VOR语序,在少数现代方言中尚有残存。蒋绍愚就在上述著作的章节中举了若干用例说明这类结构在一些方言中仍然存在,如:  不过,仅凭这些例子作“VOR”的实例,还不够典型。(1)、(4)的“干活”、“洗脸”都是词汇化程度较高的单位,加进来的“开”、“完”都是陈述整个谓语“干活”、“洗脸”的,跟一般结果补语陈述宾语或主语不同。这两例的“开”、“完”难以视为典型的结果补语。(2)、(3)的宾语“伊”、“其”都是单音节代词,是代词前置的倾向将其送至动词之前,这里不能替换为长于单音节的其他名词代词。(3)中的“尿”是个单音节,而且“拆尿”已词汇化。这些动结式前的宾语位置都不能自由类推,整个“VOR”在句法层面都已很不自由,是一种功能萎缩的中古汉语残留结构。李如龙(1997)在描述泉州话此类情况时也指出,泉州话的动结式“一般都按‘动词+补语+宾语’的格式成句”,“某些句例可以把宾语置于动补之间……这种‘动+宾+补’”的结构都不能独立成句,而且动词和结果补语都是简短的。应该和语义也有关系,所以不能任意推广。他举到的VOR动结式句例有“入三矸滇”(字面:装三瓶满)、“食日昼饱”(字面:吃午饭饱)、“说一句话未了”。李先生所指出的泉州话这类结构的不自由状况,与蒋先生所举的其他方言残留的VOR例句的情况接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