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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语言感染假设作为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变化阐释机制 较之于越南占城的占语（郑 1997：倪 1988），回辉语的确是在周边汉语环境中发生了类型转变。既然周边任何一种语言或方言都不是影响回辉语发生类型变化的关键因素，那么促使语言类型转变的成因是什么？对此，我们提出一种理论设想，即共同区域的语言或方言通过接触借用、双语双言行为，或书面语应用行为在人们心理上产生潜移默化的语音和语音结构模式（乃至更进一步的词法和句法结构模式），类推和深入母语模式，逐渐改变母语模式，使两种语言模式不断融合，最终使受影响语言在结构类型上呈现出致影响语言的面貌。 我们相信，这种变化一定有必然的心理机制。例如，为了减少多结构带来的心理负担，就可能产生某种使结构趋同的心理机制，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语言接触变化。Carroll提到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一项心理试验，西班牙语使用人在学习英语过程中表现出从西班牙语VOT界限迁移到英语VOT界限的转变，这两种语言清、浊爆发音的界限表现在VOT的位置不同（Carroll 2004:308）。说明接受第二种语言就可能接受这种语言的语音（或）模式，并将自己母语特征迁移到新的模式上，使二者合一，减少多模式带来的冗余。 语言描写对这个假设也有直接的论证。王福堂（王1999:28）提到湖南江永和临武居民都使用官话与土话两套话交际，但江永两套话韵母、声调在数量上、类型上和音质上差别很大，而临武两套话的声、韵、调及语音系统非常近似。他认为早期临武的官话跟土话差别也很大，是在长期的共同使用中相互渗透、相互适应和相互调整中趋同的，“这无疑和人们希望在双语使用中减少发音上和记忆上的双重负担有关”，并进一步指出，这种趋同“应当主要是土话的变化，即土话向官话靠拢的结果”。 以上阐释的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变化机制可以称为语言感染（bilingual contagion）机制。语言感染作为语言学术语似未有人专门定义，但用“感染”一词来描述语言变化现象却早已有之。李荣在《吴语本字举例》（李1980:2）中提到广州话代词因声调感染音变的现象。他说：广州话“我”字阳上  近十数年来，国际语言学界，特别是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界，对语言接触造成的语言变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包括语言接触的类型、深度和强度，语言的地理分布和扩散，语言联盟和语言区域特征。相关研究更为丰富，如双语和混合语现象、语言转换和语言消亡、语言态度、语用行为，以及第二语言习得等等。然而仅就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变化而言，目前的研究很少开展语言接触变化中根本的内在机制解释。借用，包括借词以及借词的语音形式、句法结构，甚至形态，带来的不只是单纯的外来语要素，它一定包含了外来语言的各种模式和制约机制（规则），这是以往研究中触及不多的现象。 尽管回辉语未从周边语言借入大量借词，回辉人日常并不使用借入的官话系统交际，但周边语言和官话系统内在的语音和结构模式却渗入到回辉语结构。这些现象表现在多个方面。  回辉语原本有内爆音，借入的官话没有内爆音，但回辉语有些借词却可能用内爆音对应，但二读现象也是有的。例如，  回辉语原本无声调，只有高低两类习惯音高，从亲属语言可以清楚知道这一点（Thurgood 1999）。目前回辉语发展出7个舒声调和两个促声调，情形比较复杂。郑贻青详细分析过回辉语声调产生的阶段以及各类声调产生的条件。她认为回辉语声调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自身结构，汉语影响则是诱发条件。我们进一步认为，回辉人有两套（或多套）语言系统，一套母语系统，一套汉语读书音系统。读书音系统只有部分文化词汇和句法结构等词汇进入母语系统，这些词汇本身不能导致回辉语产生声调。根据经验，声调产生的主要条件是（江1998(5):11），可对比的单音节性，例如单音节词增多，声韵同形的音节之间形成可对比性；声韵母的简洁性，例如音节结构为CV，VC，CVC；音节中出现成系统的涉及嗓音变化的要素，例如浊音清化，韵尾变化或脱落。回辉语在汉语大环境中从汉语官话系统以及周边方言受到汉语模式的感染和浸润，逐步获得这几方面条件，最终产生了声调。 除语音方面的变化，语言感染机制在词法、句法方面也有表现。例如回辉语构词上一般是修饰语在中心语后面，例如：  我们相信，语言感染作为研究语言接触机制的整体概念和模型值得作更深层次的发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