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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以降,也有类似情况｡例如“吾”和“我”同时并用,如果面对主语和宾语,则一般是“吾”作主语而“我”作宾语;如果面对宾语和定语,则一般是“我”作宾语而“吾”作定语｡例如:  这种经常的对立显然不是偶然的｡ 但我们也注意到,这种“形态”区别往往不是很严格,难以做到“说一不二”｡如上所示,殷商时期,“我”具有广泛适应性,其表多数不很严格｡“余”也不仅作主语､宾语,还可以作定语;“朕”也不仅作定语,还可以作主语甚至宾语｡这种情况西周以后延续下来,且有进一步泛化的趋势｡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种看似扑朔迷离的现象呢? 经仔细观察,可以看出,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系统“形态”其实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大致是这样的:第一,如果句法环境同时提供各种不同的句法位置,这些代词往往“各就各位”,呈现出有序的对立(如上所述);第二,如果句法环境只提供一个位置,这些代词的出现虽往往体现规律,但不时会有“例外”(如上所述);第三,如果句法环境同时提供多个相同的句法位置,则常常出现“混乱”现象｡这一点上文未涉及,兹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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