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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评论者，就要知晓艺术家与普通人的本质区别，鲁道夫·阿恩海姆说： 艺术家与普通人相比，其真正的优越性就在于:他不仅能够得到丰富的经验，而且有能力通过某种特定的媒介去捕捉和体现这些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可触知的东西。非艺术家则不然，他在自己敏锐的智慧结出的果实面前不知所措，不能把它们凝结在一个完美的形式之中。他虽然能够清晰或模糊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但不能把自己的经验表达出来。一个人真正成为艺术家的那个时刻，也就是他能够为他亲身体验到的无形体的结构找到形状的时候。[20] 艺术家能够把“亲身体验到的无形体的结构”变成“形状”，成为一种“可触知的东西”。如果评论者不是以抽象的概念和理论思辨来评价，而是用形象来表达观念，即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的“象喻批评”来传达批评主体的思想，那么，读者必然会喜欢这样生动有趣、富有形象性的评论。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鲁迅就是以这种方法来评价左翼诗人殷夫（白莽）的诗歌：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21] 从上述引文看，鲁迅运用形象化的文字肯定了殷夫（白莽）的文学成就，概括了他的诗歌在当时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比喻式的批评给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无独有偶，国外学者也注意到这种比喻性的批评，如法国阿尔贝·蒂博代就这样叙述：“批评包含一种比喻的艺术，当比喻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而且还是技巧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形象比喻。浪漫主义者的长处就在于把批评浸润在形象比喻的澡盆里，这些美丽的形象比喻，当圣伯夫进入诗人之家的时候未曾忘怀，如今一种生动的批评更是必不可少的了。……可是，当夏多布里昂称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拉伯雷的作品是‘人类精神的矿藏和母腹’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不仅是一种明晰的观念，这一引起无限联想的形象比喻把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拉伯雷作为同类，涉及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人类的精神本身，在涉及他们的内心世界的同时，也涉及到他们的全貌，并且让他们像静物一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22]蒂博代的上述表述不无道理。“象喻批评”这种批评方法是“用络绎缤纷的审美意象，引发读者的审美感受；读者以被唤起的审美感受，在作品世界中再度得到印证或修正。”[23] 其次，凸显了文学批评的主体的情感和审美想象。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24]文学创作是创作主体的感情传达，文学不是单纯理性的再现。文学批评是先阅读作品的文辞，然后深入创作主体的内心，因而，文学批评的主体不可能没有情感。金开诚说：“文艺创作中的情感表现固然是抒发了作者自己的感情，但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实现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的情感交流，即通过创作而在欣赏者心中引起对情感的体会以至共鸣。文艺创作如果不能从情感上打动欣赏者，就不会有深入的审美活动，也不会有真正的社会效果。”[25]评论者作为高级的欣赏者，对文学研究也不可能是纯粹的理性分析。王褒《四子讲德论》中记载浮游先生转引《乐动声仪》的文字：“传曰：‘诗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26]《乐动声仪》的这些文字说的是诗人从感发、思绪到写作的过程。其实，在文学的批评实践中，批评的主体也是“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 “象喻批评”作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之一，是纯粹对作品本身的评价。文学批评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它的研究对象是创作主体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文本及其蕴含的审美信息。文学批评的主体玩味、品评作品，就是要在被感知的对象中发现出美来。在感知的过程中，伴随着或强烈或细微的情绪运动，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27]刘勰提及的“慷慨者”、“酝藉者”、“浮慧者”、“爱奇者”这些性情不同的人看到相应的作品会产生不同的精神状态。文学批评的主体面对审美对象，就会表现出惊叹或惊讶等情感色彩，然后以语言文字来传达审美感受。不过，有时语言文字难以表达思绪，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指出的：“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28]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言不尽意”。当文学批评的主体面临“言不尽意”的时候，以“如什么”、“象什么”或“似什么”等来传达自己对研究对象的强烈感受，这是文学批评的主体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观意念与平日所见的外界的客观物象猛然碰撞的产物。这样的表达方法凸显了批评主体的审美想象。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中国文学思想是一道绚丽多姿的风景，其批评思维及模式理应值得当今学者的高度重视。然而，长期以来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却面临着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失语”状态，许多学者热衷于运用西方美学文艺学的观点来解读和阐释中国文学，并试图构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有学者指出，“将西方当代文学批评运用于我国的文学批评实践，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是促使西方批评中国化的必由之路。所谓西方当代批评中国化，就是将西方当代批评置于中国的文化语境来加以检验，其与中国的文学经验有共通性者则肯定之，吸收之；与我们的经验相悖而明显片面、谬误者则质疑之，扬弃之；对我国的文艺现象不能解释、限于盲视者则补充之，发展之。通过这样的消化吸收、扬弃增殖的过程，将西方当代批评重构为我们中国自己的新的批评理论和方法。”[29]这样的愿望和想法当然是好的，但是，重构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是任重而道远。 文章来源：《中外文论》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