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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两宋士人因出使辽、金而产生的使北诗歌，是宋代文学中富有历史意蕴与时代特色的组成部分。自北宋到宋室南渡，由于历史的剧变，宋人的使北诗发生了重要变化，即政治内容与时代关怀的增强。南宋中兴时期，随着政治文化生态与士林精神风貌的新变，使北诗歌出现若干新的变化：一是使北士人及使北诗人的队伍更加壮大，很多都是南宋中兴诗坛的重要作家；二是使北诗歌作品的数量更多，出现不少名篇佳作；三是使北诗歌思想内容更加丰富深刻，体现出南宋中兴时期使北诗人对国家与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深切关怀和思考，使北诗歌的题材也因此在南宋中兴时期有了重要开拓，具有鲜明历史时代特色和独特文学史意义。 关 键 词：南宋/中兴时期/士风/使北/诗歌题材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南宋中兴诗坛研究》(项目编号13FZW06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曾维刚，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张镃年谱》等。 南宋高宗到孝宗朝，政治文化生态发生重要演变，士林精神风貌也产生了显著变化。自孝宗至宁宗前期约半个世纪，社会文化出现中兴的局面。如法国批评家丹纳(H.A.Taine)所说，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客观形势与精神状态的更新一定能引起艺术的更新①。南宋中兴时期政治文化生态与士风新变，对中兴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表现在使北诗歌题材的开拓。南宋中兴时期，随着使北诗歌创作的勃兴，使北诗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题材，以其丰富深厚的时代内涵与新的艺术特质展示了此期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与文学形态，具有独特的历史与文学史意义。近年来有关南宋士人的使北活动与创作受到学界愈来愈多的关注②，但目前学者还较少结合宋室南渡后近百年间政治文化与士风演变，考察南宋士人使北活动及其创作的发展历程与代际性变化。因此本文试图文史结合，从历时性角度，就南宋中兴时期士风新变与使北诗歌题材的开拓问题展开较为系统的探讨，以期从一个特定角度拓展我们对南宋中兴诗坛发展演进的历史面貌及其内在动因的认识。 一 南宋初期士人使北活动及诗歌创作 两宋先后与辽、西夏、金、大理、蒙元等毗邻，大部分时间里与周边政权都是和平相处状态，存在往来交聘或朝贡，即使在出现战争的年代，也不时有使节交往。其中南宋士人的使金活动与文学创作受到学者较多关注，特别如洪皓、曹勋、范成大等人。然而若要更加系统深入地了解南宋士人使北活动的历史变化及使北诗歌题材的发展演进，则须转换视角，进行更为细致的历时性考察。 有关南宋初期高宗朝三十多年间的宋金交聘活动，比较集中的文献记载主要见于脱脱等《金史·交聘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脱脱等《宋史》、徐松《宋会要辑稿》亦有较多记载。还有一些宋人文集、笔记等保存有相关资料。《金史·交聘表》中有些交聘活动使副姓名未有记载，并缺略一些史事。李辉《宋金交聘制度研究(1127-1234)》在其基础上予以考证，列《南宋国信使表》，补充了不少使副姓名和一些史事③。宋朝使节按其活动主要有两类：礼仪使和泛使。礼仪使承担常规的往来交聘，又称“常使”④，具体活动如贺正旦、贺金主生辰、告哀、献君主遗留物、报谢、吊祭、贺登位、报即位等。泛使又称专使，乃非常时期派出的使节，往往承担特殊使命，如通问、通谢、祈请等。据文献记载，高宗朝礼仪使、泛使活动都很多，包括谋求议和，祈请河南失地及赵宋皇室寝陵地，祈请徽宗、钦宗及高宗母韦氏归宋等重要活动。可以看出，在政治上南宋是完全处于下风的。 就高宗及使北士人心态与精神风貌来看，亦少有振作之举。重点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南宋遣人使北之际，君主忍辱苟和，务求偏安。如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议和，曹勋使金，临行，高宗涕泗横流，请曹勋央求金主，“使父兄子母如初，则此恩当子孙千万年不忘”⑤。次年金策高宗为宋帝，以徽宗等三丧及高宗母韦氏归宋，南宋称臣纳贡。其次，南宋士人往往不愿或不敢担当使北之任。如建炎元年(1127)宋廷欲遣徐秉哲充大金通问使，“秉哲不受”⑥。绍兴三年(1133)宋遣参知政事席益使金，席益“以母老辞”⑦。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为侵宋，欲自中都迁都开封，宋廷不知虚实，议遣称贺使，同知枢密院事周麟之尝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以翰林学士使金告韦太后哀，遂请行⑧。即将出使之际，忽闻金将大举南侵，“麟之大恐”，“卒辞之”⑨。再次，南宋使臣面见金人，常唯唯诺诺，或惊惧怯懦，辱没国体。如绍兴二十一年(1151)巫伋使金，乞修奉寝陵、迎请钦宗及本朝称皇帝等事，金主拒绝，巫伋不敢争辩，“唯唯而退”⑩。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欲迁都，宋遣徐哲、张抡使金称贺，二人至盱眙，见金翰林侍讲学士韩汝嘉，会谈中徐哲“战灼无语”，张抡也战战兢兢(11)。要之，高宗朝不仅是君主怯懦，许多士人对使金亦可谓谈虎色变。《宋史》即论，“建炎、绍兴之际，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节而归，若朱弁、张邵、洪皓其庶几乎”(12)。究其原因，当源自多个方面，如高宗时期宋金实力的客观差距、宋廷一贯妥协偏安的政策、靖康以来许多士人畏惧金人的心理、南渡初期不少使臣被金羁押扣留的事实等(13)。可以说，除洪皓等个别使臣气节为世所称(14)，高宗时期使北士人普遍缺乏图强自振的精神与慷慨豪情，士风是比较萎靡的。 不过南宋使北文学创作则始于高宗时期。此期使北士人有些以其使北活动激发了时人创作，如韩肖胄、胡松年等(15)。有些则是其自身就有使北创作，如朱弁、洪皓、张邵、曹勋、周麟之等。南宋初朱弁、洪皓、张邵先后使金被扣，期间都有诗歌创作。朱弁结有《聘游集》，后失传。洪皓《鄱阳集》中也收录很多在北方所作诗文。他们的作品表达了羁留的愁苦、对宋的思念与守望，不过在金宋的流布都有限(16)。洪适又记载，“《轩唱和集》三卷，绍兴癸亥六月庚戌，先君及张公邵、朱公弁自燕还，途中相倡酬者”(17)。绍兴十三年(1143)使金还宋的洪皓、朱弁、张邵在归途中相互唱和，结为《轩唱和集》，今已不传，但这是南宋多位士人使北诗歌的合集，具有特定意义。 曹勋亦尤其值得重视。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曹勋使金，发现自燕山向北，被金掳掠的宋人在诸部落中三居其二，闻南使过，每每泣下，曹勋深受感动，创作《入塞》《出塞》二诗，成为其使北诗中的代表作。《入塞》云：“妾在靖康初，胡尘蒙京师。城陷撞军入，掠去随胡儿。忽闻南使过，羞顶羖羊皮。立向最高处，图见汉官仪。数日望回骑，荐致临风悲。”(18)史载靖康中金人“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19)。曹勋诗聚焦于蒙受苦难极深的宋人妻女这一特定对象，细腻传神地表现了被掳女子的耻辱遭遇与故国之思，朴实真切，凄怨伤感，堪称史笔。钱锺书《宋诗选注》收录上述二诗，指出曹勋使北诗第一个写出了一种“惭愤哀痛交搀在一起”的新的诗境(20)。总之，南宋初期使北士人能全节而归者少，使北诗人及作品有限，影响也不大，所以此期使北诗歌在文学史上虽有开创之功和特定时代意义，却还未成为南渡诗坛的突出题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