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是由鉴赏主体对作品的感知、鉴赏而来，大多建构在对作品内在的深刻体会和丰富的审美经验的基础之上。然而，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却往往易受外界的左右或影响，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从1949年以来至1966年，即“文革前十七年”，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评论者大体上运用了以“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为批评标准的意识形态批评方法，这种“是以一定的阶级、党派立场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研究，其目的是说明，一切文学作品都具有意识形态性质。”[14]1966年至1976年，即“文革十年”，极左的意识形态批评方法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学术界坠入“左”的文艺泥潭之中，这种批评方法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非常消极的作用。 1980年以来至今，中国文学理论家深受国外（主要是欧美）的理论影响，热衷于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对中国文学进行批评，不可否认，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如一些评论者运用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方法对当代中国的部分文学作品进行阐释。杨斌华的《生命的苦闷与饥渴：读王安忆的中篇<小城之恋>》（《小说评论》1987年第1期）、许文郁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袁静雅的心理结构：兼谈爱情观念的转变与发展》（《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5期）、陈子平的《人格障碍——论<蜘蛛><上火><白云苍狗谣>》（《当代文坛》1994年第4期）及《当代作家评论》在1986年第2期发表了一组讨论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论文等，这些论文运用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对当代文学作品做了细致的分析。也有评论者运用英美新批评的“反讽”、“张力”来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如流沙河《两类反讽》（流沙河《隔海说诗》，三联书店1985年版）运用新批评的“反讽”分析台湾诗人痖弦《上校》及余光中的《长城谣》等。马立鞭的《表现“张力”——诗的一种结尾方式》（《山花》1989年第3期）一文以“张力”来解读了李频《渡汉江》、陈陶《陇西行》、姚燧《寄征衣》及艾青《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等诗的结尾部分。还有学者运用神话——原型批评来解读当代作品，如王林《论寻根文学的神话品格》（《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4期）、方克强《神话和新时期小说的神话形态》（《上海文学》1986年第10期）和《现代动物小说的神话原型》（《小说评论》1989年第4期）、徐剑艺《新时期中国小说中的神话模式》（《浙江学刊》1990年第6期）、张建泽《圆形原型的现代演变：初论新时期小说中的圆型人生轨迹》（《当代文坛》1995年第3期）以及丁帆和齐红《月亮的神话——林白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原型”解读》（《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胡平《神话的复归——周大新盆地小说原型分析》（《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也有学者运用结构主义理论研究当代中国小说，如李劼《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语言结构》（《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对索拉、阿城、孙甘露、马原这四个新潮作家小说进行语言结构分析。王一川在《文艺争鸣》1991年第1至4期发表长篇论文《卡里斯马典型与文化之境——近四十年中国艺术主潮的修辞论阐释》，文中他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分析了《创业史》中的典型人物梁生宝和周围人物的关系。另外，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等也对当代中国学术界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针对西方文论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了对中国文论“失语症”的担忧，如曹顺庆指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勾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15]这种担忧直到21世纪的今天也未能消弭。可以说，西方文论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起到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对中国学术界的确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诚如张伯伟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其表现出的趋向是明显的远离文学现象。理论家热衷于从国外（五十年代从苏联，八十年代以来从欧美）不断引进新的理论，包括其术语、概念、方法，变化多端，层出不穷。从正面意义上说，这可以弥补传统研究方法之不足，但脱离了文学现象本身，理论之争也就不免沦为概念游戏。”[16] 既然西方文论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建设并非是百益而无害，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中汲取营养。当然，面对文学遗产，我们应该牢记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用形象的语言表达了对文学遗产的态度，他说：“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称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17]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理论遗产。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是非常丰富的，并非全部是抽象的、理性的，也有很多是感性化、形象化的表述，如“象喻批评”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批评方法对当代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散文等的研究还是有益处的： 首先，独特的批评思维及方式——以形象来表达观念。“象喻批评”，即以形象来表达观念，在当代中国文学批史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文学批评中，理性的分析和“象喻批评”（意象批评）给读者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产生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张伯伟说：“在文学批评中，通过理性的分析所告诉人们的是，可以用‘是什么’ 或‘不是什么’来表示，而通过‘意象批评’所告诉人们的，则可以用‘像什么’或‘又像什么’来表示。后者给人带来的联想是丰富的，因此必然会有‘解放的’、‘自由的’感觉。同时，其联想的方向又是为批评家所设计的上下文语言结构所暗示的，因此也不至于泛滥无归。”[18]一般来说，理性的分析包含了抽象的概念和理论思辨，对读者而言，此类的评论文章会造成审美视觉的疲劳，长期阅读会让人觉得枯燥无味，令人生厌。西方美学家早就注意到过度的抽象评论带来的消极作用，如美国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的“引言”中指出： 艺术似乎正面临着被大肆泛滥的空头理论扼杀的危险。……我们的经验和概念往往显得通俗而不深刻，当它们深刻的时候，又显得不通俗。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忽视了通过感觉到的经验去理解事物的天赋。我们的概念脱离了知觉，我们的思维只是在抽象的世界中运动，我们的眼睛正在退化为纯粹是度量和辨别的工具。结果，可以用形象来表达的观念就大大减少了，从所见的事物外观中发现意义的能力也丧失了。[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