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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朝鲜李朝多次派使团来华。由于种种需要，朝鲜使团成员写有大量的日记或见闻录。一般来说，访问明朝的朝鲜使团成员的日记或见闻录多称为《朝天录》，而访问清朝的朝鲜使团成员日记或见闻录多称为《燕行录》。目前存世的《燕行录》中有不少关于清修《四库全书》的掌故，而且，《李朝实录》、《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等朝鲜文献中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记载。本文将这些材料搜检出来，并作简要分析，希望为四库学研究提供更多参考。 一、补《四库全书》馆员的事迹 《四库全书》馆中任事之人，除《四库全书总目》书前职名表所开列的360人外，还有数以千计的誊录及其他有关供役之人。这些人中，除少数人在中国史书中有较详细记载外，多数生平不详。然据《燕行录》所载，朝鲜使者与《四库全书》馆中诸人的交往非常广泛，上至总裁，下至誊录，对其中一些人物有较详细的记录，可补中国史料的不足。而且，由于朝鲜使者不用考虑有关的忌讳，所以所记更显得真实可信。如《四库全书》总裁官永瑢，中国史料中并无关于其形象的详细描述，但朝鲜朴趾源所撰《热河日记》中的一段记述可以大大弥补这种缺憾：“有一人乘马人阙，从骑皆下马步随，所谓皇六子永珞也。面白而痘瘢狼藉，鼻梁低小，颊辅甚广，眼白而眶纹三围，肩巨胸阔，体躯健壮，而全乏贵气。然而能文章，工书画，方今《四库全书》总裁官，舆望所属云。” 关于《四库全书》馆誊录人员的事迹，中国这方面的材料更少，因而《燕行录》中的相关记载则尤显珍贵。如李德懋《入燕记》载：“日前出游琉璃厂时逢郓州举人黄道煲、李宪乔，通姓名。今日朝，两人来访，乃《四库全书》誊录官也，宪乔即地作七绝赠余而去”；“译官金在协将传抚宁县徐绍芬书于其弟绍薪，时绍薪寓琉璃厂北佛庵，余与在先随往。绍薪方充《四库全书》誊录官，自言一月课誊五万字。相与笔谈，翩翩可爱。”①从中还可以解到，誊录有一月抄写五万字的任务。 由于朝鲜使者与中国人的视角不一样，即便是中国史料记载较多的馆臣，《燕行录》中的材料也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例如，关于《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燕行录》中的记载可使其形象更加丰满而完整。 其一，更突出其日常生活形象。嘉庆六年(1801年)，朝鲜使者柳得恭到燕京之次日，即前去拜访纪昀，受到其时已七十余岁的纪昀的热情接待。据柳得恭《燕台录》载：“人燕京之次日，拜访纪晓岚尚书昀，引入书堂中。……余日：‘《栾阳消夏录》及他盛作，可以一寓敝目否?’晓岚日：‘近有人合刻五种为一编，稍迟取来可以奉赠请教。’余日：‘近作二卷请教。’晓岚日：‘谨当拜读。数日内典礼繁重，须至册立礼成，方有稍暇也。’余见纪公年逾七十，不挂暖腱镜，亦作蝇头小字，天气颇热，对椅酬酢，鼻端有汗，久坐不安，请退与令郎令孙话，晓岚日：‘此皆豚犬，不足仰扳大贤也。’余闻纪公嗜烟，烟杯之大几如小钟，终日不离口，殆过韩慕庐先生爱东烟云，故送致关西香烟。晓岚以《花王阁剩稿》一卷示余，乃其高祖名坤号厚斋所著。坤系崇祯问诸生，其诗峭洁，多忧时感事之作。”此段材料不但提到纪昀晚年仍能作蝇头小字、有嗜烟之习惯，而且还提到了《阅微草堂笔记》(包括《栾阳消夏录》等)及其高祖纪坤所著的《花王阁剩稿》②。又据徐长辅《蓟山纪程》“纪晓岚尚书宅”载：“余欲一见晓岚，遣人探候，约与今日会话。故从崇文门出，曲转而过五里许，至其门。门小，仅容客一人，遂入其坐外炕。其管家数人劝茶，虚座为主客之礼，日：‘大人今日在家等候，俄被皇帝召命，才口驾矣，可于一二日后再枉否?’余遂惟惟而还。”此段记载，对我们了解纪昀居所及其待客之道有一定帮助。 其二，反映纪昀与朝鲜文人学者间的真挚友情。据柳得恭《并世集》载：“纪昀，号晓岚，直隶献县人，礼部尚书(邃于考据之学，乾隆纂辑，多所总裁，名重海内。余在燕时，与次修同访。尚书年位俱邵，而恪执宾主之礼，谈讨竞晷。后数日，命驾到馆，问两验书在否。值余辈出游，留刺而去。馆中为之动色)。”贵为礼部尚书的纪昀，竟然到朝鲜使者下榻的地方回访，不但让柳得恭感到有点受宠若惊，而且令馆中诸人均感意外。所以，柳得恭在《热河纪行诗》“纪晓岚大宗伯”诗中说：“海内词宗藉藉名，萧然来访两书生。朱轮驻处留红刺，提督衙门半日惊(晓岚来访馆里，值余辈出游，留红刺而去)。”最能说明纪昀与朝鲜文人学者间的真挚友情的，莫过于其为朝鲜购书一事。朝鲜李朝以朱子理学立国，所以对朱子之书十分重视。1799年，朝鲜使团的副使徐滢修来北京购求朱子书，因在坊问未购得，托纪昀代购。1801年，柳得恭赴燕京的目的又是专门为购买朱子书籍。他抵达北京后，第二天就去拜访了纪昀，希望在书籍购买方面得到他的帮助。据柳得恭《燕台再游录》载：“余日：‘生为购朱子书而来，大约《语类》、《类编》等帙。外此如《读书纪》载在《简明书目》，此来可见否?’晓岚日：‘此皆通行之书，而迩来风气趋《尔雅》、《说文》一派，此等书遂为坊间所无，久为贵副使四处托人购之，略有着落矣。’余曰：‘如《白田杂稿》可得否?’晓岚日： ‘此本寒家之本，一人官库，遂不可得。幸王懋竑有文集，此书刻入其集中，亦托人向镇江府刷印也。’又日：‘此数书多在南方，故求之不易。受托之人又以为不急之物，可以缓求，故悠悠遂至今也。前者已摽以催诸友，大抵有则必有，但不能一呼立应耳。……1802年，随后赴燕京的李基宪终于通过纪昀得到了想要的朱子书，据其《燕行录》“燕行日记下”记载：“(1802年1月)初七日，……纪尚书送《朱子语类》一帙于副使，使传徐台滢修。盖徐台年前奉命来此购朱书正本，而多未得者，此其一也云。”从上述可看出，自1799年纪昀受朝鲜使团之托购求朱子书，一直想方设法为其寻购，到1802年终于购得。纪昀还解释说，这些书多在南方，不易购得，托人购买，又有诸多不便。纪昀是当时朝中大臣，能够不遗余力为朝鲜使团购书，确实能充分说明当时中朝文人学者间的真挚友情。以上材料还涉及到《四库全书》征书的掌故：《白田杂稿》，即《白田杂著》，清王懋竑著，收入《四库全书》杂家类，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正是纪昀家藏本。由上述纪昀所言可知，此书为其献入《四库全书》馆，但一人《四库全书》馆，就不易再返还。作为总纂官的纪氏，尽管对此有微词，但也颇感无奈。由此可看出，《四库全书》馆所征个人献进之书，后来大多没有被返还，就不难理解了。 其三，反映纪昀在当时的影响及声誉。纪昀在朝鲜学者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据洪良浩《燕云续咏》“纪晓岚宗伯以清白文章冠冕一世，实有知音之感，出都门，聊赋倦倦之意”云：“东国书生好大谈，奇材何处见樟楠。中州人物称渊海，稀世文章有晓岚。知己难逢天下一，大观方尽域中三。行行万里频回首，魂梦应悬北斗南。”“河间生杰富文章，搏(博)雅儒林擅大方。足蹑河源二万里，手缙天禄三千箱(纪公是河间人，尝奉命往寻河源，方带文渊阁直学士，编校《四库全书》)。百年双眼明如镜，诸子迷津摄有航。白首相逢宁偶尔，一言契合示周行”。《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载：“中朝人物。……文学则礼部尚书纪均(昀)、翰林学士彭元瑞，博雅瞻敏，最于廷臣。凡有考试之事，编辑之役，两人必在其间云”；“朝臣中一辞公论，刚方正直推刘墉，风流儒雅推纪昀，……今行购求时，当世所称藏书名儒，多与之往复质问，则自内阁书下之书目间，或不辨其何等义例，何人编刻，而独昀一人，取诸腹笥，年经月纬，始终源流，洞如烛照。所著古文，本之以经术，绳之以检押，纯正优余，无愧为当世名家。”¨们这些评价，出自朝鲜学者之手笔，应该更客观。由此，我们可看出纪昀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与地位，有助于认识他在《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编修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关于《四库全书》的编修 在朝鲜使者与《四库全书》馆诸人进行的广泛交往中，《四库全书》的编修无疑是朝鲜使者最感兴趣的话题。关于这点，《燕行录》有详细的记述，如严于《燕行录》载：“(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二日，……两人书送名帖日：邱廷泄，清书庶吉士，顺天宛平人；许兆椿，清书庶吉士，湖北云梦人。遂与书状步往，两人倾倒出意外，出门相迎。同人，则三面设炕，炕前置桌，桌上置笔砚之具，左右散置坐椅被，强请余与书状先踞坐北炕，两人坐南炕。……余从袖中出一简，先书日：昔年我使在馆与诸翰林日夕过从，今年则口口，今日始来，前后院规异而然欤?邱执笔书日：向日庶常皆在院居住，近以修书皆在外住，因有公事方到馆，非院规之异也。问：所修书即近来奉敕所修《四书》之役耶?答：即《四库全书》。问：《四库全书》修于阙中耶?在于外廷耶?答：有在翰林院衙门者，有在内廷武英殿者，职司不同。问：外国人不见《永乐大典》，今闻据此书改正云，大抵书例何如?答：书例周详，难以枚举，大抵收古今之遗书，搜名山之密藏，为旷代未有之盛典。问：收聚私藏文字之说亦得闻之，且闻《永乐大典》以韵次第集成，故《易》之蒙卦居先云，即今所修书亦合经史子集而成之耶?答：《永乐大典》以韵统书，多繁琐之处，今分经史子集四部，各自为书，凡有关于民生政治及考证古今口口口类，皆得以次编入。问：必是好书，何时可以卒?卷帙当为几何?忽有一人从外至，两人起口口，亦起相揖。其人来坐余旁一椅，许指桌上所置座目中平恕之名，又指新到人。其人回顾余辈，略作顽面人，仍夺许笔，以书日：《四库全书》奉旨十年，《永乐大典》今年卒功。问：以十年为期云耶?《永乐大典》不入《四库全书》耶?答：入《四库全书》不止《大典》一种，此种今年可毕。问：邱、许两翰林居籍，俄才闻知。平翰林何方人?年或何?答：浙江山阴人，年廿七(许年廿八，邱年廿五)。”文中所提到的邱廷隆是《四库全书》馆缮书处分校官，许兆椿和平恕均为《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 通过这段材料，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三位馆臣的岁数、居住及交往情况。更为重要的是，上述记载还可以与现存的《四库全书》档案材料相参证，有助于我们了解《四库全书》的具体编修进程。其一，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日，其时《四库全书》刚开馆不久。其二，因编修《四库全书》的需要，原先住在翰林院的庶吉士均在院外居住。其三，因职司不同，《四库全书》馆分设于翰林院与武英殿两处，分别办理。其四，《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五，办理《永乐大典》辑佚书在乾隆三十八年就可完成，而纂修《四库全书》的完成期限则为十年。其时刚开馆不久，馆臣就说《永乐大典》辑佚可于乾隆三十八年开馆当年完成。这一时限，应为预先规定的，而非馆臣的一种预测。然而，实际上，《永乐大典》辑佚经过了数年才完成。由此可看出，当时制定的辑佚期限并不合理，而且，大典本辑佚的种种问题(如漏辑、误辑等)，很大程度上也是原先所定期限过短造成的。 关于《四库全书》收载朝鲜人著作的情况，《燕行录》中有相关记载，为他书所从未提及的①。据徐浩修《燕行记》载： “余日： ‘然则《高丽史》已翻刻于坊间乎?’纪(昀)日：‘即贵国板本也。贵国徐敬德《花潭集》编入《四库全书》别集类。外国诗文集之编诸《四库》，千载一人而已。”此段文字提及《四库全书》(包括《四库全书总目》)所收朝鲜人著作情况，其中《高丽史》所用的是朝鲜原版，这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没有提及的。而徐敬德《花潭集》，尽管只人存目，但仍是《四库全书》(包括《四库全书总目》)所收外国人著作中唯一的诗文集，即纪昀所说的“千载一人”②。又据徐浩修《燕行记》载：“王阁老(即王杰)书求牧隐、圃隐二集，又问我国可观书籍。余书日：牧隐即李穑号，圃隐即郑梦炯号，此皆高丽时人，去今四百余年，多经兵燹，全集不传。小邦经生学子足迹不出数千里，见闻极其谩寡，所著述安能备大方之观，如权进《礼记浅见》、韩百谦《箕田考》，稍补博雅，然亦不足步武于亭林、竹坨之后尘尔。王回报日：贵国平壤即箕子所都，其田制必有可观，幸于冬至使行付示《箕田考》一部。盖退自招对，如是屡求恳切，安知非出于皇旨，将欲编入《四库全书》耶?还到凤凰城边门，书报内阁，陈达筵席，即《箕田考》二十本付诸冬至使行，分送于王阁老杰、纪尚书匀(昀)、铁侍郎保。”王杰，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徐浩修以为王杰屡求《箕田考》，是想将其编入《四库全书》，所以回国后即将此书送予王杰。不过，事实上《四库全书》并未收入《箕田考》。至于王杰真实的想法如何，则不得而知。 另据柳得恭《燕台录》载，嘉庆六年(1801年)在北京时，“(钱东垣)谓余日：‘如有所著书种，示我以义例。’余问何用。答：‘我现充《四库全书》校勘之任，天下书如未得全本者，但编人义例。’余日：‘我非瞰名，客既苦索，故录赠《渤海考》义例。’”义例，如同“序例”，包括书籍之序、凡例等。据《四库全书总目》书前所收职名表，并无钱东垣之名。其时(1801年)《四库全书》早已编成，而且《四库全书》修书亦无所谓“天下书如未得全本者，但编人义例”的规定。钱东垣之言，可能是为了借修《四库全书》之名向不明真相的朝鲜学者索要朝鲜图书“义例”。 三、关于《四库全书》禁书 围绕《四库全书》修书，清朝开展了广泛的禁书活动。在整个禁书过程中，共禁毁书籍3100余种，差不多等于《四库全书》收录的典籍数量。与禁书相关的便是“文字狱”。乾隆年间是清朝文字狱最盛行的时期，共计100余起，而发生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的为48起，约占半数。禁书及文字狱，不仅给《四库全书》这项大型文化工程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关于其时学者文人对禁书的反应，中国史料多讳言之，而《燕行录》等朝鲜文献中则有相当多的记载。作为外国人，朝鲜使者对中国禁书不但并无忌讳，而且非常感兴趣，因而，他们与中国学者文人交谈时，常常问及此一话题。 关于禁书之多，据李宜万《农隐人沈记》载：“有违碍书目者，列录近日毁板禁行诸书，无虑数百部。其中可观书籍甚多，牧斋所著诸书尤夥。”《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载，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戊子，皇帝阅钱谦益文稿，谕以谦益为胜国既失一死之义。敢做无伦之说，欲掩后人之目，此而不诛，纲常亏矣。即速追律毁板。前后因纂辑之役，又加怒徐渭、陈继儒、孙承泽、钱谦益、王士稹等文集及笺注诸书，明人文字之语涉讥议者，皆令毁板，共为七百八十九种。”朴趾源《热河日记》载，乾隆四十五(1780年)年出使清朝时，他听到中国文人王民嗥(号鹄汀)说：“比岁禁书，该有三百余种。” 中国学者文人对禁书多讳言之。洪爽周(1774—1842年)在《洪氏读书录》中曾回忆自己于嘉庆八年(1803年)入燕京时，“与其士大夫语及此书(指《四库全书》)，问顾炎武、吕留良、魏禧集何不在选。其人摇手不能对，盖讳之也。”前引朴趾源《热河日记》亦载：“余日：‘禁书何若是夥耶?总是崔浩谤史否?’鹄汀日：‘皆迂儒曲学。’余问禁书题目，鹄汀书亭林、西河、牧斋等集数十种，随即裂之。余日： ‘永乐时，搜访天下群书为《永乐大全(典)》等书，赚人头白，无暇间笔。今《集成》等书，并是此意否?’鹄汀忙手涂抹日：‘本朝右文，度越百王，不入《四库》，顾为无用”’。“黄圃摇手笔指《豸青全集》日：‘有禁，铁君祖系贵国人。’余问：‘缘何有禁?’黄圃不答”。沈乐洙《燕行日乘》载：“余问日：‘沈公(沈德潜)文章近来罕有，其子孙方有显仕否?’徐日：‘未能承家，见方流窜，盖以钱谦益文集连有大狱，沈亦与此事矣。’余问：‘牧斋集行世已久，何乃至于此?’徐日：‘家藏此集者，多为其仇人所告，其子孙或有大辟者，惨矣!但牧斋集必有藏置以俟后日者。’余曰：‘沈公以徐守发事罪及泉壤云，尊亦知之否?’徐嘲蹙日：‘掘死人事，何必提说。’遂裂去酬酢所书之纸，纳于口中咋噬，挥手而不复言。”从中国学者的反应可看出，他们面对禁书，真有点谈虎色变。由此不难推想当时禁书之烈，文网之密。 对禁书的处理，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径改书中忌讳处，如柳得恭《燕台录》载：“余日：‘亭林书中如崇祯过十七年后，亦日几年次，岂非可禁之字乎?’仲鱼日：‘此等处不过奉旨改。’余日：‘如改此等字，便无本色也。’仲鱼日：‘是则然矣。”可见，对这种改动而失去本色，中国学者也觉得很无奈。不过，这较之那些还要仆碑毁墓的查处方式而言，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据沈乐洙《燕行日乘》载：“余向陈木日：‘馆中偶得归愚沈公全集披读，诗文俱成一家，果是近世宗匠耶，抑又有胜于此者耶?’答日：‘可谓一时宗匠。近因其别集中欠点检处，已仆其墓碑矣。’余日：‘仆碑果何故?所谓欠点检亦何事?别集中不得见之耳。’陈日：‘有所谓徐守发者，有悖逆字样书籍，沈公尝为之作序耳。”可见，沈德潜因为禁书作序而遭撤毁墓石。 尽管清廷有如此严酷的禁书措施，也并不能灭绝其书。正如前面所谈到的钱谦益集一样，中国学者仍颇为坚信：“牧斋集必有藏置以俟后日者。”而造成禁书得以保存的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官府能搜禁控制的多是公家藏书，对民间所藏则心有余而力不足①。据徐浩修《燕行记》载：“牧斋集方为禁书，阁下何从得见?铁(保)日：‘凡禁书之法，止公府所藏而已，天下私藏安能尽去?牧斋大质已亏，人固无足观，而诗文则必不泯于后也。”铁保是当时朝中大臣，他的这种说法，无疑有很大的代表性。而且，他的言论，正是在当时严令禁书的情况下发表的，这充分说明：一方面，当时有相当多的清朝士大夫在内心是反对禁书的；另一方面，当时社会上禁书的流播是普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灭绝的。关于这种情况，我们从《燕行录》中所载其时北京的一些书肆不但公然售卖禁书②，而且还替购买者隐藏包庇，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如李德懋《入燕记》载：“书状谓余日：左右尝感言顾亭林炎武之耿介，为明末之第一人物，购其集于五柳居陶生。陶生以为当今之禁书三百余种，亭林集居其一，申申托其秘藏归来。” 四、对《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论 《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编成后，清代学者除了一般的歌颂外，很少有批评指瑕的。与中国学者相比，朝鲜学者并不用有这方面的顾忌，他们在第一时间就对《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进行了评价(尤其是批评)。这些评论，一方面为我们了解《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对朝鲜学界的影响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素材，另一方面也从一定程度上说出了当时中国学者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1．关于《四库全书》 由于当时朝鲜学者并没有能接触到《四库全书》原书，因而，他们的议论多从自己的想像出发，是比较空泛的，如：蔡济恭《含忍录》“燕京杂咏”云：“今古全书刊《四库》，武英牙轴细闻香。”洪良浩《燕云纪行》“皇都即事”云：“节制八旗恢远略，铺张《四库》盛文儒(时皇帝大聚天下书分经史子集，名为《四库全书》，合数万卷，募士民有文笔者给禄缮写，故云)。升平五纪超前代，只是衣裳异典谟。”这些评论，流于一般的赞颂，无甚价值可言。 尽管当时朝鲜学者无法看到整部《四库全书》，但因为其中收有一些朝鲜人著述，他们可以据此来发表对《四库全书》收书的意见，如朴趾源《热河日记》“《徐花潭集》”载：“徐花潭先生(敬德)数学类康节，有诗若文若干篇，无可观，而编入《四库全书》中(今皇帝所著)。”认为朝鲜人徐敬德的《徐花潭集》不应编入《四库全书》中。其实，《徐花潭集》并未著录入《四库全书》，而只是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中。朴趾源未能看到《四库全书》原书，只是据《四库全书总目》推测罢了。《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云：“故诗文虽不人格，特存其目，以表其人焉。”与朴氏的评价倒是不谋而合。 相对来说，朝鲜学者针对《四库全书》修书动机与影响所发出的批评，则显得尤其可贵而有价值。据朴趾源《热河日记》载：“皇帝集天下之士，征海内之书为《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率天下而倡之，日：紫阳之绪言，而考亭之遗书也。其所以动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拊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非秦之坑杀而乾没于校雠之役，非秦之燔烧而离裂于聚珍之局(原注：乾隆以四库全书板名之日聚珍板)。呜呼，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所谓购书之祸甚于焚书者，正指此也。”当时正值《四库全书》修书刚完成，在中国国内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公开的批评的。直到清末民初，一些中国学者在检讨《四库全书》修书的弊端时，才发出与朝鲜学者观点惊人相似的批评。 2．关于《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乾隆末年编成印行不久后传人了朝鲜。编成于朝鲜正祖朝(1776—1800年)的《奎章总目》，即收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12本①。《大畜观书目》(成书约在正祖中期)也收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16套(函)共144册②、《四库全书目录》 (应即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12册。《四库全书总目》(包括《简目》)在当时朝鲜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多目录书分类、提要的撰写，都仿照《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如《奎章总目》一书，即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洪爽周《洪氏读书录》，以四部分类，每一类前有小序，每书均拟有提要，其提要完全参照《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提要的写法；《海东绎史-艺文志》一书，更是大量地直接抄录《四库全书》提要(包括提要内容及书籍来源)，对所著录的图书进行介绍。 朝鲜学者在吸收模仿《四库全书总目》的同时，也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了深入的批评，其中以《奎章总目》、《洪氏读书录》所述最有代表性。 《奎章总目》载：“《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十二本，清乾隆中敕内阁诸臣撰。……臣谨按：是书编纂，专出于直文渊阁纪匀(昀)，首列某书几卷，下注某代某人撰，其下系以数语，略举作者之指归，精核简当，往往中綮。然其持择予夺之意，则有大不可晓者，盖以考古家为汉学，讲学家为宋学，而评骘之际，右汉左宋，于濂洛诸贤，则阳尊阴抑，屡示不满。于朱门诸子以下，则昌言攻之，不遗余力。而畔经横议，猖狂无忌，如毛奇龄之甚者，则称其博辨淹通，嘉其根据分明。片言只字，惟恐搜采之不尽。至以邵子经世之书，不可人于儒家，而《太极通书》、《正蒙》、《易启蒙》之类，皆不别立目录，则其意之所在可知矣。惟于明季文集中，尽黜徐袁以下诸家，差足快意。而如魏禧、顾炎武、邵长蘅者，亦复一例遭摈，岂有所讳忌而不敢载欤?噫，搜罗千百年之载籍，以成不刊之制作，而乃欲以一时之私讳，一人之偏见，参错于其间，难矣。” 《洪氏读书录》载：“《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清乾隆中修，盖礼部尚书纪匀(昀)所定也。……清人长于考订，匀固博学，又尽见秘府书籍，所去取往往精审。然圣人之道，至宋儒而大明，元明诸儒，以支离穿凿，失之者多矣。后来者厌其支与凿也，而又耻不能过宋儒，遂更治汉儒之学以求胜。宗程朱者谓之宋学，宗注疏者谓之汉学，是二学者分明相攻如水火，而道术益为天下裂矣。是书首尾数万言，率为汉学右袒。以时方崇尊朱子，故不敢显攻，而阴诋之不遗余力。此心术之病，不但学问之差而已也。余尝入燕都，与其士大夫语及此书，问顾炎武、吕留良、魏禧集何不在选，其人摇手不能对，盖讳之也。呜呼，上下数千年之载籍，以敦一代之巨典，而乃欲以一时之忌讳，一人之好恶，参于其间，其亦难矣。《总目》凡二百卷，删其书而存其目者，又居其半。舛缪阙漏，殆不可胜捃也。” 两段话的主要观点是一致的，认为纪昀一人操纵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写作，抑宋学扬汉学，任情删取，其舛缪阙漏自然很多。朝鲜李朝以程朱理学立国，宗尚程朱，所以对抑宋扬汉的思想颇为不满，因而对《四库全书总目》作出了尖锐的批评。尽管我们目前对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具体裁定工作并不是十分清楚，但他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了总体的修订，是确凿无疑的，而且《四库全书总目》所体现出来的抑宋扬汉的思想倾向也是十分清楚的。由此看来，朝鲜学者当时提出的批评是十分中肯的。 五、其他 (一)关于乾嘉学风 清朝中叶，尤其是乾隆编修《四库全书》时期，在以纪昀为代表的《四库全书》馆臣的引领下，学者推崇考据的方法，朴学大兴，形成了所谓的乾嘉学风。这一学风的转变，在《燕行录》中也有相关记载，如前文所引柳得恭《燕台再游录》载其向纪昀征询购求朱子书时纪昀所答学风变化语。① 对于这种学风变化的原因，朝鲜学者普遍认为是纪昀一手促成的。前述《奎章总目》、《洪氏读书录》对纪昀的批评，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又据柳得恭《燕台再游录》载：“纪公所云迩来风气趋《尔雅》、《说文》一派者，似指时流。而其实汉学、宋学、考古家、讲学家等标目，未必非自晓岚倡之也，见《简明书目》论断可知也。多见南方诸子，所究心者六书，所尊慕者郑康成。相誉必日通儒，日通人，程朱之书不讲似已久矣。中国学术之如此，良可叹也!”《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载，嘉庆十一年(1806年)二月，“近来汉人之稍有文学者，各立门户。有所谓考据之学，诋斥宋儒，专主注疏之说。礼部尚书纪昀为首，而阁老刘权之等从之。有所谓尊朱学者，专主朱子之训，太学士彭元瑞为首，而阁老朱畦、尚书王懿修等从之，便成一种党论。”指出当时学术界存在着以纪昀为代表的考据学派与以彭元瑞为代表的理学派的门户之争。朝鲜学者的这些论述，对我们探讨乾嘉学风的形成无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关于购买《四库全书》 朝鲜自古以来一直十分重视购求中国典籍。如前所述，《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乾隆末年编成印行不久后，很快就传人了朝鲜。另外，作为《四库全书》副产品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朝鲜也很快就购得，并一一著录入朝鲜宫廷书目《奎章总目》中。对于《四库全书》这样的重要典籍，朝鲜方面当然更希望能购买。 据《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庚申，进贺兼谢恩正使李激、副使徐浩修等状启，略日：‘……《四库全书》求购事，详探于序班辈，则所言不一，故更从他岐屡次往复于编校翰林，则以此书近万卷，而抄写居多，刊印十之一。经传子史之编于《图书集成》者，初不刊印，只取人所罕见有益世教之书，以聚珍板刊印于武英殿，而并抄写之本，分作四件，一置大内，一置文渊阁，一置圆明园，一置热河。抄写四部外无他本，刊印亦若干本而已。勿论抄写与刊印，工役尚远云云。聚珍板即我国之铸字板，而编校官之所传如此。 臣等且见昨年十月初七日所下皇旨，则以沈初、钱如诚等差出《四库全书》副总裁，尤信其工役之未毕。伏念《四库全书》实就《图书集成》广其规模，则《集成》乃《全书》之原本也。既未得《四库全书》，则先购《图书集成》，更待讫役，继购《全书》，未为不可。故问于序班等，觅出《古今图书集成》，共五千二十卷，五百二匣，给价银子二千一百五十两，方今载运。’”可见，因其时《四库全书》并未编成，所以朝鲜方面想购买而未能如愿，只是购买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 其实，《四库全书》在编成后，一共只抄了七部，分藏七阁，外间肯定没有可售卖的。但是，一般的朝鲜学者显然不太了解其中的情况。道光八年(1828年)，朴思浩《燕蓟纪程》“册肆记”载：“而前阁置一大桌，桌上置十余卷册匣，乃册名目录也。……阅其目录，则其大帙有《四库全书》、《文章大成》……，而其外经史、诸子百家、医药、卜筮、种树之流，稗官杂记、四大奇书、演义等书，其数亦不德，多有不知其名目者。”琉璃厂书肆中居然有《四库全书》出售，这是不可能的。其实，这里所谓的《四库全书》，应该是指《四库全书总目》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另据徐有素《燕行录》载，琉璃厂文盛堂主人自称为曾子的后人，向徐氏推销《四库全书》：“文盛堂册肆人曾昕谓余日：安南、琉球尝买此书(指《四库全书》)全帙以去，而以贵国之右文，尚未闻买此，诚为欠事。其言实愧，遂强答日：此书不无冗杂者，如道家、释家、杂家、术数等书，非儒者所可玩。经、史、兵、农、医药之书，我国已有之，不须此书。曾颇然之。”其实，安南、琉球并未曾买得《四库全书》，也无从购买。这里买卖双方均强作解人，实在可笑。 综上所述，朝鲜文献中保存有相当丰富的四库学研究资料。这些资料一方面可以弥补中国文献的缺漏，一方面可以与中国文献相参证，从而有力地推进四库学研究。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朝鲜文献中还保存有相当多关于古代、近代中国研究中其他专题(如图书流通、中外文化交流、社会史、风俗史、经济史等)的珍贵资料，而目前学界对这些资料的利用并不多。因此，本文的写作，不但希望为四库学研究提供更多的新资料，而且更希望引起学界在研究其他有关专题时对朝鲜文献的重视与利用。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