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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堂读书记》是清代学者周中孚(1768-1831年)的目录学名著。周氏就平生所见古今各书，将内容写成提要，详其得失，间附自己的见解。编成《正编》七十一卷，《补逸》三十卷，共著录书籍4762种。该书被视为《四库全书总目》的续编，体例亦略仿《四库全书总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初稿》中写道：“《四库总目》是乾隆年间编成的，后来有个周中孚，作了一部《郑堂读书记》，这是私家目录。这部目录对于其中的每一部书，也都有个说明，对各书进行考证和估价，可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参照。”来新夏在《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则说：“《郑堂读书记》，篇帙的繁复，内容的精深，涉览的广泛，以之继《四库全书总目》而称续篇，都无愧色。”1959年6月商务印书馆重版说明亦称其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后比较完备的古籍书录”。周中孚曾评价《四库全书总目》：“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复，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四库全书总目》)他自己所撰写的《郑堂读书记》也大体实践了他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推崇，从而承续了《四库全书总目》。 有学者称，《郑堂读书记》“对所录诸书，或体例得失，或史实出入，亦或文词优劣”必详加评述，实可谓“褒贬万卷书，自成一家言”，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应予充分重视。然而学界长期以来却对周中孚及其《郑堂读书记》有所忽视。因此本文拟就《郑堂读书记》承续《四库全书总目》的特征进行探讨，以期促使人们正确认识此书的价值。 一 《郑堂读书记》在内容上接续《四库全书总目》，体例上亦仿效该书。 其一，在典籍著录及具体内容方面，《郑堂读书记》接续《四库全书总目》是很明显的。 《郑堂读书记》共著录典籍4762种，与《四库全书总目》同者1324种，未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者3438种，其中清人著作910种，乾隆及嘉庆、道光朝著作有673种；《四库全书总目》不见著录的清代钦定书75种，乾隆及嘉庆、道光朝有36种。 对于两书皆有著录的著作，《郑堂读书记》所作提要有些大段引录《四库全书总目》。以经部孝经类为例，两书皆著录者10种，其中大段引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者四篇，现摘录如下(参见表一)： 由表一可见，《郑堂读书记》的提要确有大段引录《四库全书总目》的，其本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特征非常鲜明。 有所变通者六篇，试举数例： 《孝经注解》：《郑堂读书记》指出，《四库全书》著录作“《古文孝经指解》”(《孝经注解》)，其中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古文孝经说》及玄宗《注》合为一书的经过，《郑堂读书记》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叙述上有详略之别；所涉及今古文本之异同亦然，《郑堂读书记》简而概括之，《四库全书总目》则详而申明旨意(《古文孝经指解》)。 《草庐校定古今文孝经》：“《四库全书》著录作《孝经定本》”(《草庐校定古今文孝经》)，《郑堂读书记》与《四库全书总目》(《孝经定本》)同样重在讲《孝经》如何确为定本，但前者较后者简明扼要，并就其中今古文问题指出，“其书用今文、古文及朱子《刊误》本参校，今文、古文有不同者，定从所长，所不从者，附注其下。朱子《刊误》本所涂之字，一并删去。传文章次，因朱子所定，更为次其先后，盖《孝经》至是而古今文皆有改本”(《草庐校定古今文孝经》)，这一总结归纳，显然比《四库全书总目》不惜笔墨排列今文、古文之异同更高明，且有定论之功。 《孝经本义》：《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是书随文诠释，别无考订，仅塾师课蒙之本”(《孝经本义》)，《郑堂读书记》则认为，“是书取今文《孝经》删去‘开宗明义’诸章名，加入‘古文闺门’一章，别分为十六章，而随文诠释，取便童蒙讲诵，不足以资参考，然其所分章段，尚无害理。惟其诋今文分章为俗本，此则拘墟之见也”(《孝经本义》)，既接受《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又参入己见。以上这些变通之处，说明《郑堂读书记》根于《四库全书总目》而又能脱拘囿，可以说是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郑堂读书记》所著录典籍，就《四库全书总目》而发掘、扩展；所评论内容，就《四库全书总目》而承接、延深。谓其为《四库全书总目》之续，当之无愧。 其二，在分类体系和编写提要的方式上，《郑堂读书记》直承《四库全书总目》。 “其体仿提要”(戴望：《外王父周先生述》)，分经、史、子、集四部，计四十一类。各部小类，亦与《四库全书总目》出入不大。每篇《读书记》首先序列书名、卷数、版本、撰者年代与姓名，如“《乡党图考》十卷潜德堂刊本。国朝江永撰。”(《乡党图考》)；同时提要内容也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例，考辨各书真伪，评论内容与价值，对该书撰者、书的流传分合也常有论述。 需要指出的是，在分类上，虽经、史、子、集四部之大模式不变，但具体类目小有变化。如不再有《四库全书总目》的“总序”、“小序”之属，不再有“著录”、“存目”之分。“著录”、“存目”二者界限被突破，使得各书地位平等，无疑提高了各书提要的分量。但是没有“总序”、“小序”之属，则有碍于作为目录学著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功能的发挥。又，《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中的“诏令奏议类”，在《郑堂读书记》中分为“诏令”、“奏议”二类，这一区分更有利于类目明晰。至于集部除“别集”外其余类目皆无，则为类目缺略。 《郑堂读书记》对于具体类目的名称也有所改变，如经部“小学”类，《四库全书总目》有“训诂”、“字书”、“韵书”三目，《郑堂读书记》则未具体标明“训诂”目；子部“谱录”类，《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郑堂读书记》则分为“器物”、“饮馔”、“草木鸟兽虫鱼”；《四库全书总目》的“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之下均未标明起讫年代，而《郑堂读书记》“杂家类”之“杂家”、“杂考”、“杂说”，“类书”类，“小说家”类之“杂事”交代更为详细，目下注明起止时代，如“类书类一”、“类书类二”；史部增添“政事”、 “律书”二类，“政事”类下为“通制”、“仪制”二目，“律书”类下为“法书”、“考工”二目，可见作者已经意识到“政事”和“律书”的特征，显然有别于政书，而且足以单列一类。以往各种目录学著作均将政事、政书、律书三类合一为“政书”，虽然其下尚有各子目统领各自所属书籍，各子目书籍亦各归其目，但概而以“政书”之名赅之，则有其名笼统过泛之感。而《郑堂读书记》单列出“政事”和“律书”类，使各子目有更为明确的归属，显然分类更为合理明晰。此一做法为《郑堂读书记》之前的目录学著作所无，而之后民国时期所编《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沿袭《四库全书总目》，仍将三类皆归于“政书”类，其分类意识的科学性实不如《郑堂读书记》。如此等等，正如学者们所赞，《郑堂读书记》“所添类目皆昔人所未称”，堪称“一奇”。 不过，虽有上述种种变通与增减，但是无改于《郑堂读书记》接续《四库全书总目》的特点；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变化更是《郑堂读书记》乃《四库全书总目》续编的有利佐证，因为“续编”并非一模一样的翻印。 二 在中国学术史上，清代是学术辨伪取得空前成就的重要时期。这一成就的取得，《四库全书总目》无疑起到了领军的作用，而稍后的《郑堂读书记》承袭《四库全书总目》的辨伪方法，将这一极有意义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比较《四库全书总目》与《郑堂读书记》，二者在辨伪方面的一脉相承是显而易见的。如对古代小说的辨伪，有学者总结，“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之，其有自己特色而且有效的辨伪方法有三：(1)从前人征引确定成书时间以定真伪。例如辨证《西京杂记》有三条理由：一为根据唐人著作始征引，确定题为葛洪撰始于唐；一为《晋书·葛洪传》中未载其为《西京杂记》的著者，则题葛洪撰乃属舛误；一为‘特是向、歆父子作《汉书》，史无明文。而以此书所纪与班书参校，又往往错互不合’。由此断定作者是后人伪托刘歆、葛洪……(2)从思想观念的历程中考辨。例如关于《赵飞燕外传》，以‘祸水灭火’观念出现时间断为伪书……(3)从文体文风上考证。例如关于《神异经》：‘观其词华缛丽，格近齐、梁，当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与《洞冥》、《拾遗》诸记，先后并出’”。 以上述《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辨伪与《郑堂读书记》相应篇目比较，后者与前者的承继关系十分明显。如对《西京杂记》的辨伪，《郑堂读书记》与《四库全书总目》一样立足于前人征引，如从《晋书·葛洪传》入手，推论所谓葛洪为撰者应属舛误，因为葛洪著书几五百卷，其目具载于《本传》，然而其中并无此书之目；又，刘向、刘歆父子著史一事从未听闻，况且班固《汉书·艺文志》亦未著录刘向、刘歆所作史书，故而断定称该书为刘向、刘歆父子所著有误。《郑堂读书记》的以上考论，其本均与《四库全书总目》同。在此基础上，《郑堂读书记》又进一步指出导致舛误和分歧的原因：《西京杂记》本为无名氏所撰，颜师古所注《汉书》及《隋志》可证；然至唐末，有人因书中“稚川序”而误以为此书乃稚川所撰；这当然不是事实，于是引得“辨者纷纷”(《郑堂读书记补逸·西京杂记》)，见解不一。周中孚这一看法，说明了《四库全书总目》未能说明的原因，比《四库全书总目》的辨伪更进了一步。 在对《神异经》的辨伪中，《郑堂读书记》有如下话语：“大抵仿《山海经》为之。《汉志》及《本传》皆不载朔有是书，即《晋书·张华传》亦不言其注是书，则其均为后人所依托矣。所记皆八荒以外之言，不可究诘。而文格雅近齐、梁间人所为，故辞采过于缛丽。”(《神异经》)从此篇的辨伪方法看，既从前人的征引情况确定成书时间以定真伪，又从文体、文风上进行比较，以确定作者大致年代。与《四库全书总目》对此篇的辨伪比较，无疑是《四库全书总目》辨伪的继承与发展。 又《飞燕外传》，其中亦有通过“祸水灭火”出现时间判断此书真伪的论述(《飞燕外传》，只是具体判断的途径有异。推而论之，可以断定，《郑堂读书记》确实承继了《四库全书总目》的辨伪方法，并使这一工作有所进展。 三 《郑堂读书记》与《四库全书总目》一样，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以精审的考证为基础，作出公允的评论。在对某些书籍的考证上，前者甚至有超越后者之处。 《郑堂读书记》考证之精审，从对四库本《东坡乌台诗案》的考证即可见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该书编者含糊其辞，称旧本题宋代朋九万编；但因此本无陈振孙所言谪官后表章书启诗词，因此非朋九万原书；怀疑是后人摭拾胡仔《渔隐丛话》所录，稍附益之，追题朋九万名，以合于陈振孙所录。而《郑堂读书记》开篇就明确指出，四库所收一卷本《东坡乌台诗案》为朋九万所编。又根据此本著录凡遇宋代朝旨即完全抬头书写的情况，肯定其为宋人足本，即李雨村跋所称《百川书志》本；同时，又明确肯定陈振孙所见“谪官后文”乃后人所附益(《东坡乌台诗案》，p.499)。其实，《四库全书总目》之所以含糊其辞而不能有所定论，是为版本问题所困惑。陈振孙所言《东坡乌台诗案》“蜀人朋九万录东坡下御史台公案，附以初举发章奏疏，及谪官后表章书启诗词等”，乃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见的版本。而四库所收一卷本《东坡乌台诗案》，乃是《百川书志》所见的版本。版本不同，内容当然有异。《郑堂读书记》详审《东坡乌台诗案》版本，发现了问题根本之所在：一卷本《东坡乌台诗案》“为《百川书志》所见本，非《直斋书录》所见本”(《东坡乌台诗案》，p.499)，因而圆满地解决了问题，并且得出了公允的结论。而《四库全书总目》则因未曾详考版本，因此不能走出迷局，始终未能辨其究竟。当然，这也和《四库全书总目》一向忽略版刻、不重视版本考证不无关系。《郑堂读书记》则在《四库全书总目》考证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可谓精益求精。 《郑堂读书记》议论之公允，从以下数例即可见出。周中孚不因全祖望素享盛名而有所顾忌，并不掩饰其著作《甬上族望表》的缺点，而是公允地评论此书“实非旁行斜上之体也，且其所叙，无裨于史学，无益于文章”。并指出此书之所以行世，乃是世人慑于盛名而追捧全祖望，将全祖望本人也视为无足轻重的作品率而付梓的结果。《郑堂读书记》考测日：“历考《鲒埯集·内、外编》，从不言及此书，盖在谢山亦视为无足轻重之作矣。世徒震于其名，率取而付诸梓，独不为魏公藏拙计。”(《东坡乌台诗案》，p.493)周中孚还赞扬《四朝闻见录》的作者，虽“其学一宗朱子”，但所记载有涉于朱氏者，皆“直书无讳”，是能尽“是非之公”之属(《四朝闻见录》，p.1279)。《郑堂读书记》又为吴缜《新唐书纠谬》正名，否定了王明清及陈振孙以为吴氏《新唐书纠谬》因与欧阳修有“宿怨”、有“父仇”而作之说，并对此进行了精密的三点考论：其一，文章乃天下公器，本难防诋疵；其二，吴缜对 《新唐书》反复参究，正属好学深思之士；其三，“宿怨”、“父仇”之说，本身已经两歧，“恐非实录”(《新唐书纠谬》，p.337)。合情合理地为吴缜之书正了名，并得出公允的结论。由此可见，《郑堂读书记》不为名人忌讳，不惮朱子强势，不宥前人成见，在翔实考证的基础上进行议论批评，其为学实重公心。正如汪辟疆在《目录学研究》中所赞：“自昔著录之书，能考证者已少，能批评者尤稀，粗具二长者，惟庄述祖《历代载籍足征录》，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耳。” 四 无庸讳言，《郑堂读书记》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接续也存在一些消极方面。 首先是在体例上，承袭了《四库全书总目》的一些缺点。例如，史部“金石”类仍如《四库全书总目》之例入“目录”类。宋以前刻石经仅有寥寥数种，故《隋志》、《唐志》附之于小学，降及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洪适、董迪等人各有书。到元、明、清时代，金石学浸盛，达至数百家，已具成一类之势，而《四库全书总目》强入“目录”类，已经不妥，学术有所新兴，部类应该有所增益才是。又如，著者为释家、道家，但其书为“目录”类者，《四库全书总目》仍入“释家”、“道家”类，致使表里不一，且“道家”类中道家、道教书籍混一，等等。这些缺点，《郑堂读书记》一一承袭之。例如在《郑堂读书记》中，《开元释教录》、《大藏圣教法宝标目》、《道藏目录详注》等目录书仍归入“释家”、“道家”，而道家、道教之书均列于“道家”类中，《阴符经解》、《阴符经讲义》等与《道德经评注》、《文子》等并列②。再就子部“谱录”类而言。宋代尤袤《遂初堂书目》首立“谱录”为类，《四库全书总目》继承之，又不满于“农家”类收书芜杂，遂将凡书名涉及“经”、“谱”者全归入“谱录”类；于是《四库全书》的“谱录”类中就有了《相牛经》、《相马经》、《相贝经》，《竹谱》、《牡丹谱》、《香谱》、《钱谱》、《墨谱》等等，使得“谱录”类成为不依学科内容分类的典型例子。《郑堂读书记》承过而不悛，依然将《漫堂墨品》、《茶经》之类归入属之，实为胶柱鼓瑟。 其次是在议论评价上，《郑堂读书记》也有不甚公允之处。仍以《四朝闻见录》为例。《郑堂读书记》在评论《四朝闻见录》时，尽管做到了不惮朱子强势，不为之忌讳，公允赞扬《四朝闻见录》的秉笔直书；但是同时又以封建士大夫的偏见审视其体裁，认为《四朝闻见录》体裁繁碎，是有染于“小说之习”(《四朝闻见录》)。这一品评显然出于封建士大夫历来对小说抱有的偏见，显然是对小说之类作品的不公正评价。虽是时代使然，但确为《郑堂读书记》之瑕疵。这类现象不一而列，于此可见一斑。 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