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情叙事自古以来就是文学作品中最常用的一种叙事方式，它在解放区文学中的使用也颇为频繁。解放区文学又被称为政治文学，这一时期的作家在叙述女性的爱情时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不管他们采用哪种叙事模式，其目的都是为政治服务。 （一）走向终结的封建婚姻 1.“苦媳妇”与“恶婆婆”——从冲突走向和谐 总的来说，解放区文学中的婆媳关系叙事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20、30年代问题小说和乡土小说上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在这一时期，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作家们为婆媳叙事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文学主题和叙事模式。 在赵树理这些红区作家的笔下，婆婆永远是凌驾于媳妇之上的统冶者，她们思想陈旧，行为诡异，与新时代格格不入；媳妇是一家的奴隶，是辛苦的劳动者，这也使得她们成为新政策的拥护者，成为走在新时代前沿的人。在婆媳之间的冲突中，赵树理写出了婆媳力量的转换，婆婆们从一开始的发号施令者、冲突的得胜者，到最后沦为失败者、服输者。婆婆的失利、媳妇的得势并不是因为媳妇的反抗，而是因为她们背后站着一个更有权威的人——政府。正如他在《传家宝》中所写：李成娘之所以对媳妇金桂服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参加革命之后的儿子、女儿、女婿无一例外都站在金桂这一边，自己已经被众人所孤立。在新政府的政治权威压力下，婆婆不得不让权。自此，一幅幅婆媳和谐相处、互相帮助的画面逐步映入读者的眼帘。22.离婚或者出走 在解放区，女性获得了同男性一样的平等与自由。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种平等有了法律的保障，她们取代了父母，有自主决定婚姻的权利。但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女性还像孔厥笔下的折聚英一样：“一个高个子老汉，照约定，交来两斗粗谷子，来引折聚英”，“据折聚英说，从那天起，她做了童养媳妇，她就活人跳进滚水盆啦！”而她的丈夫，除了不务正业是个流氓烟杆子之外，还赌博，嫖女人。在以往的文学叙事中，作者要么以女人继续忍受非人的生活来作结，要么以女人生命的结束来终结全篇。而解放区作家赋予了女性反抗的力量，她们不再像鲁迅眼里的娜拉那样在出走之后要么堕落，要么回来。他们在婚恋叙事中开创了两种新的叙事模式：离婚与出走。在改造丈夫无果后，折聚英选择了离婚。柳青笔下的魏兰英也因为招财儿的不争气和打老婆闹起了离婚。甚至连招财儿新娶的媳妇也在被棍打之后，半夜出走了。就像柳青在《新媳妇》结尾所写的：“像旧社会的女人一样去寻短见，说明显些，便是投井或者跳河，那是绝没有可能的了；因为现在连小脚婆娘也会找到说理的地方——政府办公的所在 ”不管是离婚还是出走，都昭显着封建婚姻正在走向灭亡。 （二）革命+爱情的叙事模式 女性不能自然地拥有阶级身份和直接获得知识，只能通过一定的“媒介”才能得到这二者，最为通行的媒介就是“爱情”。[1]在解放区文学中，倍受女人青睐的男人都是那些参加革命的男性，而被冷落被抛弃的男人大多都没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叙事中，人们衡量男人好与坏的标准狭隘到只有一点：是否参加革命。以折聚英为例，她与“痞子”丈夫结婚的前提就是他要去当红军，这样折聚英就能成为“红军婆姨”，而当丈夫成为逃兵之后，她毅然选择离婚，最终嫁给一个残废军人。获得革命者的爱情，对于女人来说，除了意味着相应地获得了革命者的合法身份之外，还能获得大家的尊重和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所以，当《重逢》中的白兰得知昔日的恋人成了“叛徒、走狗”之后，不念任何旧情，愤然将刀插入恋人的体内。与革命者恋爱，是女性们实现自身价值、满足虚荣心的一个重要途径，她们的爱情并不是纯净的，并不是政府所提倡的自由恋爱，而是夹杂着很强的政治功利性的。 然而，与女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宏大的革命与爱情叙事面前，男人们将它们的主次关系分得很清楚，革命是第一位的，爱情只是革命的从属物质。当《未婚夫妻》中的来水娘劝来水照顾家里没有男人、连村里人都替她担心的未婚妻艾艾时，来水以革命为由断然地拒绝了。当艾艾母亲被杀，艾艾无所依靠时，来水依然在革命的合法外衣下，没有任何的安慰，没有丝毫疼惜的情况下将其送往革命区。在革命者、共产党员来水的眼里，与打鬼子比起来，艾艾是那么的微不足道。《荷花淀》中的水生女人在跟丈夫倾诉了家里的难处后，水生没有安慰她，却只说了两句话：“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不管是李古北还是孙犁，不管是从叙事角度还是从叙事语言上来讲，他们都站在了男人的角度，说出了男人的心声。在绝大多数男性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男作家的眼里，女人依然只是一个物件，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在他们宏伟的政治理想面前，爱情只是一个从属，女人永远不可能走入他们的世界，不可能占据他们的内心。 （三）对爱情描写的刻意回避 解放文学中虽然有大量的文章涉及了男女婚恋的主题，但是他们对爱情的描写却少之又少。在当时的政治洪流之下，女人们被要求去从事劳动生产，去做和男人一样的工作。在以建立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背景之下，爱情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与小资产阶级的情感联系在一起，是要受到人们批判的。做为男性附属物的女性，要想进入政治叙事之中，必须要借助于爱情。如果作家们在作品中有大量的对爱情细节的描写，就会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流露，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念。但是如果不写爱情，做为男人附属物的女人似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在写到爱情时，他们大多用含混的笔法来表达爱情，或者直接一笔带过。 在《孙彩花》中，当孙学义去参军的时候，作者刘白羽并没有详细描写二人是如何依依惜别的，而只是用了一句“跟他到了再也望不见他的地方”来表达孙彩花对丈夫的不舍。在孙彩花和孩子差点被日本鬼子杀害时，作者也只是用孙学义的命来展示他对彩花、对孩子的爱。在文中没有一句我爱你、我想你之类的话，但我们却能明显地感受到男女主人公那炽热的爱。同样，善于表达人物心理活动的孙犁在描写爱情时也将其进行了巧妙的处理。在写水生女人时，他写道：“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他写出了女人在面对爱情时的羞涩，同时给水生女人的“资产阶级情调”一个合理的理由——婆婆的要求。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叙事手段的高明，明是说婆婆对儿子的关心，其中隐含的却是一个女人对丈夫的深切思念。借他人之口来暗示女主人公之爱，从而避免了爱情的描写，使作者不必陷入被批判的漩涡。 （四）性的缺失 与欧美国家性描写的泛滥相比，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文学，特别是解放区文学对于爱情叙事的重要一环——性只字不提。解放区文学是一个性缺失的文学，在这类文学中，女性大多都被男性化、雄强化。她们已经不再是男人所观望、所窥视的对象，不再处于被看的地位。她们没有了以往女性那曼妙的身姿，取而代之的是女中山装、短毛盖子头；她们不再是男人把玩、享乐、施欲的对象，转身蜕变成了男人的好“兄弟”、好革命伙伴。纵使偶尔有些施妆涂粉的女性形象出现，但也都是作为反面角色出现的，并且最终都被改造成了“正常人”。如金宝娘从一开始的不正派、不相称的打扮：剪发头，宽裤腿，穿着破旧了的红鞋出场，在受到“我”的鄙视、冷落之后，在政府的帮扶改造之下，最后以一身朴素的蓝衣服示人。三仙姑四十五岁了，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头发用黑手帕盖起来，一脸的官粉。从作者的叙述口气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被其巫化了的女人，是众人鄙夷的对象，作者在叙述时带着极强的讽刺意味。在受到众人的嘲笑之后，三仙姑也把自己的打扮从顶到底换了一遍，“弄得像个当长辈人的样子”。此时，在解放区文学中，女性气质已经完全地被作家们泯灭了。 从古至今，性交一直是一种“服务”，为此男人要以赠送物品或保障生计等形式来回报女人。[2]正是因为性交带有一定的交换性，加上中国传统的以隐晦为主旨的封建文化思想，性一直被解放区作家视为肮脏的事情。在人们看来，性冲动、性行为、性体验不应出现在文人雅士的笔下。如果作品中有关于性的描写，就会被视为流氓行径。在解放区文学中，作家们都拒绝谈性，性在人们的眼里只有一个作用：传宗接代。环视众多研究文本，只有康濯的一句：“丈夫火烧的身子一靠近她，她发抖了，她不觉也靠近去 ”但作者紧接着就在文章的结尾写到祥保娘有些气愤地想着：“她该抱抱孙儿了。” 从政治角度上讲，解放区文学中的女性爱情叙事对于现如今女性地位的取得功不可没，正是由于它的政治性，女性才逐渐获得了同男人一样的平等。但是从文学角度上讲，过度政治化、为政治服务只会将文学拘泥于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不利于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 1 ] 王琳：《真理缝隙中的生存：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 [ 2 ]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原载：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10.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