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作家的众多作品是他们的边地意识与民间精神巧妙契合的结果。云南作家将创作的目光投注到边地普通老百姓的身上，以对民间充满亲和力的姿态进入现实语境，这并不是作家躲进象牙塔后的自言自语，而是作家走向民间直接存在，用心灵去直接触摸边地民间存在状态的明智选择。和晓梅的《深深古井巷》引领人们一步步走进具有上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丽江古城，走进映照着纳西族女人美丽倒影并铭记了岁月改变她们的短暂过程的百年古井，走进那些铺着青石板路让妙龄少女穷其一生，哪怕变成苍然憔悴的老女人也走不到头的幽长小巷，走进古朴淳厚的纳西农家小院。碧晖的《龙川怪民三题》突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它包容了对性爱与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挥洒自如的野性生命为其根本，对民间世界给予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夏天敏的《断头桥》把靠山乡的山民们在贫瘠的红土地上苦苦挣扎的身姿定格在我们眼前，让我们认识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的韧性。小说凝重、深沉而厚实。杨鸿雁的感觉异常的敏锐，她从城市人按部就班、千篇一律的冷漠情感生态中，捕捉到了心里长茧的事实，《心茧》既是对女性情感世界的反思，也是对我们每个渐已麻木的现代人的大声质问：你的心里长茧了吗？鲁若迪基的组诗《不一样的天空》以充满灵性的笔调，给我们描绘在那一片不一样的天空下，有着不一样的生活，那里的太阳落山、棠梨树下的人与众不同，那里牧羊的地方或划着猪槽船随遇而安的走婚更是令人神往。鲁若迪基把含蓄和明朗，深沉和明快，丰富与单纯相融汇，以特有的高原气质，给人以回味不尽的美感。李学智的《无法悲伤》通过一群平凡的筑路工人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让我们的心情格外沉重，这也是生活的一种，我们无法拒绝对这种人生状态的访问和思考。艾扎在《红河古渡》里对哈尼人的古老民间文化作了一次全方位的透视和盘点，具有浓厚的反思意味和史诗色彩。周少金的《红颜》里，文化馆拆茅草房盖练功房这种纯属公事公办的政府行为，通过正常的官方途径却行不通，只好改用民间美人计的手段反把事情办成了。在权力的夹缝中艰难寻找出路的小人物的无奈，历历如在眼前。小说一波三折，曲折有致。民间意味的追求，使小说给读者留出了丰富的想象空间。黄玲的《鹤之舞》同样体现出一种民间情结，在喧嚣的都市中受伤、失意的人，潜回民间，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生活的位置，用民间的雨水洗净了自己身上的污垢，用民间的真情治好了心灵的创伤。李冲的《倾斜的山峰》是一篇耐人咀嚼的小说。兰花嫁了一个不是男人的猥琐男人阿贵，心里却深爱着高大挺拔，骁勇强悍的男人大山。但在雄奇的鹰嘴峰下，兰花才看清大山也不是真正的男人。倾斜的不是山峰，而是女人心目中的男人形象，高大完美的男子汉形象瞬间轰然坍塌。兰花的舍身救危绽放出了珍贵的民间情意的绚丽光彩。和晓梅的《女人是“蜜”》通篇洋溢着浓烈的巫术文化气息，小说采用双线交织发展的叙事方式，把纳西人的过去、现在、将来容入同一时空，反复透视和反省纳西人的民间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世界。让人遐想联翩，人的感情和命运的变化无常，是否冥冥之中真有一个主宰万物的神衹。这就是民间巫术文化的感染和蛊惑作用。可见，云南作家的民间立场就是一种写作立场和叙事态度，知识分子以眼光向下的民本主义思想，关注普通人甚至是小人物的生活内容和生存状态，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来表达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以及边地生活的认识。 从民间吸取生活理想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李冲的《酒碗里的月亮》以小见大，既描写了赶马人为生计奔波的艰辛，又描绘了他们丰富的内心感情生活，在漫长的旅途劳累中，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温馨的希望。《混浊的河》浓缩了一个养路工人“汉子”沉甸甸的一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人生并非永远是一股清澈透明的清泉，而是一条四季更替的季节河，它经常泥沙俱下浊浪排空。烟酒茶肉，丰衣足食，几乎就是民间的终极理想。和晓梅的《深深古井巷》中，那些走在小巷里轻盈的少女体态，佝偻着腰背的老人身姿，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千篇一律的表象下的是涌动的人欲、复杂的人性、人生的尴尬、生存的困境等，他们被有意无意地压抑、扭曲变形，并被时间轻而易举地尘封掩藏起来，褪尽了本色，失去了原样，以假象欺骗别人，也企图在内心里自欺，岁月能冲淡一切，却抹不平心灵上的刻痕，只有难言的苦涩永驻心中。杨家荣的《留在廿世纪的女人绝唱》深刻描写了千百年来云南边地通海六一村的妇女所遭遇的自缚文化折磨下的苦难，探讨了中国民间对苦难的承受力和承受态度，写出了苦难重压下民间赖以生存的幽默与乐观主义，挖掘出了长期被主流文化遮蔽的中国民间抗衡苦难的精神来源。 语言是作家创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物质媒介，云南作家拿起笨重古拙的方言土语，以边地的语言写边地，不曾想这一试竟写出与众不同的味道来了。一句一个坑，句句有味，充满个性，把一个原汁原味的活生生的边地捧到读者面前。米切若张的《我的母族·我的故乡》大量使用方言土语：“火是瘟奴公，越烤越稀松”“房子盖在山坡上，田地种在山坡上，人和牛羊爬在山坡上，山生得陡，人的命运跟着陡陡的苦了”。这样的语言，一句就是一句，土得掉渣，但你无法拒绝它。它那具有穿透力的表达效果，能够穿越时空和民族地域的隔阂，让我们直接触摸到沉缓有力别别跳动的古老民间文化的脉搏。笨拙的方言半通不通，却使读者的生活经验在瞬间被点燃，照亮了沉睡已久的记忆，获得了心灵的交流和文化上的沟通。红河的儿子哥布以母语写诗走上文坛，他的诗惊人的朴素，单纯得令人怦然心动，他的组诗《梯田之光》是真正来自大地的声音。“围绕你的墓穴我走三圈/每一圈喊一声你的名字/阿——爸——伙——斗——”这三行诗反复了三遍，“第一次应答的是一只布谷鸟”“第二次应答的是一只知了”“第三次没有声音应答/父亲，是你生气了吗/往后我该如何辨认/那爱我的魂灵”云南作家试图用充满地域色彩和民族性的方言土语贴近现实生活，贴近本色意义上的民间。 现在，爱护环境、拯救地球的呼声不绝于耳。马青的《有关大林莽穿山风与象耳朵的记忆》具有一种自然至上的思想，体现了人类的一种自觉意识和强烈的反省精神。走出“人类中心”，以“生物权利”的眼光来看待自然，人类不再是自然的中心和主宰，更不是自然界至高无上的“孤独一族”，人类与自然界的一切生物，从生命存在的层面上来说是完全平等的，无所谓哪一个高贵，哪一个卑贱，更不存在谁主宰谁的问题。米切若张的《我的母亲·我的故乡》是一篇关注人类自身人文环境，关注民间生态的散文。文章采用散点透视的手法，对故乡恕德村进行反复聚焦，宏观纵向上有两次民族融合的叙述，横向上又有山区彝家人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以此揭示了恕德村人们的生命哲学、道德伦理和生存理念。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社会人类学的哲学高度。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恕德村的自然生态破坏后，民间的人文生态却得以完好保存，作者是否在告诉我们民间文化的生命力根深蒂固、深入人心？黄尧的散文《北海的一只“鹩哥”》《“沙尘暴”》不动声色中隐隐透着对生态环境恶化的担忧，最后终于忍不住只好直说了。李钧龙的《国门之花》也是一篇关注人文生态的小说，其中最有魅力的部分还是关于景颇山自然风光和民间风土人情的描绘。中国民间有许多闪烁着人文主义思想光辉的独特创造，水的源头总是被演绎为龙的家，不能污染，也不能砍伐周围的树木，否则就会生大病、遭大灾；村寨周围的树木下常常插满了红红绿绿的纸旗，那些被祭拜的神树，没人敢去随便砍伐或破坏，使它们在迷信的诅咒中得到保护，四季长青，长命百岁。在迷信的诅咒和神话传说后面，隐藏的是民间古老的生态智慧。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1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