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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讨会，自然有明显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但那是一个充满了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思想潮流的时代，因此才有了“寻根文学”、“现代小说”等的勃兴。但90年代之后，文学研讨会逐渐成为文学体制管理、组织文学的一种策略和手段，会议开得更多更勤，但它的价值、作用和效果，却是大大“缩水”了。文学研讨会变味了。最触目的变化有两点。一是行政化、“官场化”倾向；二是市场化、功利化倾向。 我们需要重构文学研讨会的自由“会风”和学术品格。文学研讨会已成为文学体制中的一项制度设计，它怎样去办、办得如何、质量高低，至关重要。文学研讨会也就是学术研究会。陈寅恪1953年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这样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这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和信念，我们当努力追随。真正的文学是作家创造的最鲜活、最丰富的艺术世界，评论家们对它的解读，也必然是不拘一格的，这就需要各抒己见、深入对话、相互碰撞，才能激发出思想和艺术的火花，创造性地把握研究对象。它最不需要的是统一思想、人云亦云。文学研讨会还须坚守学术原则。学术研究需要知识、理论和规则。一种文学思潮、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它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它的局限和问题在哪里，是需要认真辨析、准确把握的，是需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它是容不得草率结论、违心附和的。 我常常怀念1980年代的文学研讨会，那是文学最有活力的时代。有关部门通知要开文学研讨会了，让大家分头准备。研讨会就在设备简陋的省作协会议室召开，没有座签、没有主席台、甚至没有会标。老一代作家、中青年作家拣自己喜欢的座位随意而坐，济济一堂。主持人坐在前面，也没有什么议程，开门见山说明研讨内容同时发表看法，然后让大家自由发言。老作家们往往比较谦和，让年轻后生们先说。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后生们即席发言，观点新锐、语言偏激。于是老作家们坐不住了，挺身站起，打断发言，说：“你的看法很新鲜，但我不赞成……”于是年轻作家就会辩解、反驳。这时会场里就可能分成两派，你来我往、随意插话，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会议室里洋溢着热烈的讲话、笑声乃至掌声。就在这种自由而真诚的“研讨”中，人们的灵感在迸发，思想在裂变，文学在生长，艺术在飞翔…… 原载：《文学自由谈》2010年第6期 原载：《文学自由谈》2010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