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学术观点和专家学者等权威人士从来不用“胡说八道”这个词。因为蔡义江先生引用了张爱玲的一句调侃话，所以，我也想调侃一下，便使用了这个标题。

事情是这样的。2010年第5辑《红楼梦学刊》刊载了蔡义江先生的文章：“走红学健康之路——写在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1】文中在讲到红学权威时，有这样一段话：“记得张爱玲曾说过一句调侃话：所谓权威，其实就是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人。我姑效颦也作戏语新解曰：所谓泰斗，其实就是大畚斗”。蔡先生是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资深红学家，自然是名副其实的红学权威了。蔡先生此文，暴露了他的许多错误观点，可以看做“胡说八道”，但不是调侃。

蔡先生的文章，是为纪念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30周年而作。作为中国红学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蔡先生，本来应该对30年的学会工作和30年的红学研究做一个全面的简短的概括和总结，对红学研究现状做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今后的红学研究事业做一个带有指导性的展望，提一点具体的要求，然而，令广大读者非常失望的是，他的许多观点都是错误的，作学问的品格也不敢恭维。而令蔡先生所料不及的是，他的打向泰斗的石头，却偏偏落在了自己的脚上。本文拟对蔡先生的错误做一简单陈述，欢迎蔡先生和读者批评指教。

一、狭隘的红学观

曹雪芹的《石头记》，最初是以程高修改本《红楼梦》的形式流传于世的。红学史上最早形成的三个学派：旧索隐派、考证派自传说、小说评论派，都是以程高修改本《红楼梦》作为研究版本和研究对象的。这个时期的红学，其概念表述应该是“关于程高修改本《红楼梦》的学问”。这种红学，应该叫做“狭义红学”。直到今天，小说评论派仍然坚持以程高修改本《红楼梦》作为自己的研究版本，研究它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2010年7月龙门书局出版的《蔡义江新解红楼梦》一书，就是一部百二十回本小说，前八十回以十二种《石头记》版本为主进行互校，后四十回则以程甲、程乙本为主互校。【2】

改革开放以来，红学研究向着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迅速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新观点、新理论、新学派，逐渐形成了版本学、作者学（曹学）、石学、探佚学、衍生学争奇斗艳、共同发展的新局面。这个时期的红学，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红学了，它已经由原来的狭义红学发展成为现在的广义红学了。广义红学的概念，应该这样表述：红学是关于曹雪芹（作者）和他的《石头记》以及程高修改本《红楼梦》的学问。

由此看来，刘心武的秦学属于探佚学的范畴。他的研究是要寻找小说人物的原型和八十回以后的结局。所以，它仍然属于小说评论派，是小说评论派的一个分支。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属于石学的范畴。她以曹雪芹的真本——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作为研究版本，研究曹雪芹的著书本意。霍国玲属于新索隐派。土默热红学属于作者学的范畴。他认为，曹雪芹披阅增删的《石头记》有一个底本。那个《石头记》底本的作者是洪升。欧阳健的“程前脂后”说属于版本学。……总之，所有以上这些红学新观点，都应该属于广义红学的范畴。蔡义江先生固守狭义红学的观点，把上述这些红学新观点统统排斥在他的那个狭义红学之外，并把它们推向狭义红学的对立面，予以恶意诽谤和攻击，斥之为“奇谈怪论”、“逆风恶浪”、“乌云浓雾”、“风暴中心”、“沙尘暴”，严重阻碍了他那个狭义红学的发展，致使他那个狭义红学发展之路“荆棘遍地，崎岖难行”，“不可能平平坦坦”，使他那个狭义红学的“一条远行船”， “颠簸于风暴中心”，航行于“乌云浓雾铺天盖地”、“逆风恶浪中”。由此我们看到，蔡义江先生的红学观是一种狭隘的红学观。这种红学观只能使红学之路越走越窄。

蔡文说：“《红楼梦》不是什么很难读懂的‘天书’，它完全是一部不违背文学基本原理和规律的正常的小说，虽则作者有许多创造。”首先，蔡先生的《红楼梦》概念不明确，不知其所指到底为何？是曹雪芹的真本《石头记》，还是程高修改本《红楼梦》？其次，他让读者在“天书”和“正常的小说”之间做出选择。很显然，无论是《石头记》还是《红楼梦》，都不是“天书”，那么，它们只能是“正常的小说”。既然是“正常的小说”，那么，就“不是什么很难懂”。言外之意，《石头记》也好，《红楼梦》也罢，它们无非是与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小说没有什么两样的“正常的小说”而已。蔡先生的思维方式实在成问题，仍然停留在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的模式阶段。按照蔡先生的思维逻辑，他的所谓的红学研究，连“狭义红学”都算不上，只能属于“文学”范畴！红学的本意是研究《石头记》或《红楼梦》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研究它的普遍性，属于文学范畴。研究它的特殊性，才属于红学范畴。《石头记》和《红楼梦》的最大的最显著的特殊性就是“真事隐”和“假语存”，是《风月宝鉴》的正反两面性。

蔡文也说“研究要顾及方方面面”，“对红学的方方面面，不论是否自己想重点研究的问题，都要有所关注。不能先让自己禁锢在某一狭小的范围，因为事物往往都彼此有联系，只有在对有关《红楼梦》的各方面问题有个总体认识，才能正确地把握全局，才能使自己要发表的局部意见立足稳固，不失于片面，不钻牛角尖”。蔡文所说的“红学的方方面面”，只是在它的狭义红学范围之内的“方方面面”，是程高修改本“《红楼梦》的各方面问题”，不是广义红学的“方方面面”，不包括作者学、版本学、石学、探佚学。他说，“如果能抛开以往种种成说，潜心地重新研读小说原文（这是最重要的），再认真思索作者亲友们所加的‘脂评’，留意与作者同时人的有关诗文及清史档案记载。这就是研究《红楼梦》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资料的全部”。这里的“小说原文”，指程高修改本《红楼梦》的原文。这里的“作者”，指曹雪芹。这正是评论派红学，即狭义红学的全部内涵！然而，相对于广义红学来说，蔡先生的红学只是整个广义红学的一个小小部分！

二、颠倒的红学形势观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当前时期的红学形势？是好还是不好？是“好得很”还是“糟的很”？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于不同的利益关系，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甚至完全颠倒的答案。“十年动乱”时期，政治干预学术，权力干预学术，红学形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红学垄断。改革开放以后，红学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和“双百”方针，打破红学垄断，实行学术民主和学术平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涌现出了许多新观点、新理论、新学派，使红学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了很大发展，一连掀起了多次红学热潮，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红学爱好者加入到红学队伍中来。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形成了版本学、作者学、石学、红学、探佚学、衍生学、续书、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学再创作，百家争鸣、共同发展，评论派、索隐派、考证派争奇斗艳、比翼齐飞的良好局面和繁荣景象。这样一个大好的红学形势，怎么到了蔡先生的眼里，就变成了“糟的很”？蔡先生的红学形势观，就好像物理课上的“小孔成像”，是倒立的！什么“如今的社会环境、学术氛围，不可能使红学发展之路平平坦坦。各种奇谈怪论的不断涌现，使这条道路更显得荆棘遍地、崎岖难行。”什么“要多离奇，有多离奇”。什么又是“逆风恶浪”、“风暴中心”，又是“乌云浓雾”“铺天盖地”。还有什么“沙尘暴”之类。针对张兴德先生的错误，我写过两篇评论文章，一篇是“颠倒的‘红学形势’观——与张兴德先生商榷”，另一篇是“树立科学的‘红学形势’观”，发表在红楼艺苑网站上。文章的内容完全适用于蔡先生，敬请参阅。【3】

对于中国形势的评价，从全国来讲，一般是讲两个“天翻地覆”：解放后对于解放前来说是一个“天翻地覆”；改革开放后对于改革开放前来说是第二个“天翻地覆”。红学界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也应该是两个“天翻地覆”。谁也不能否认，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红学事业的发展“天翻地覆”的客观事实。这是因为，大道理管小道理，大形势管小形势。不可想象，在两个“天翻地覆”变化的大形势之下，还会存在一个另类的“红学形势”？所以，蔡先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红学形势”观，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应该尽快地改正过来！

蔡先生似乎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也有不同看法。针对一些红学新观点的红火，蔡文说：“不少媒体、书商，也有些文化人，被利益驱动，都来推波助澜”。市场经济要讲经济效益，这是经济规律的必然要求。对于一个红学新观点，媒体宣传，书商运作，文化人支持，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市场需求，读者认可，这才是硬道理。于丹的《论语》心得，易中天的《品三国》，书商和作者不都是大赚其钱了吗？这只是问题的现象，其本质则是读者的认可、欢迎，有人买账。评论派红学也上了《百家讲坛》，什么“孰优孰劣话钗黛”，“大观园里论诗才”，老调重弹，毫无新意。蔡先生的名著《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也只是仅仅从字面和文学的角度评注，很多问题被他回避了。比如《风月宝鉴》的两面性，“假语存”和“真事隐”，敕造宁国府的九座门庭、满汉两种祭祖方式、吉林岁贡的租单，女娲石是一块“红石”，通灵宝玉是一块“红玉”，绛珠仙子隐“红玉”，赤瑕宫神瑛侍者隐“红玉”，贾元春也是女娲石，《石头记》的著书本意是为闺阁昭传，《芙蓉女儿诔》所诔何人？玉、钗与时飞（贾雨村）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蔡先生和评论派红学并没有讲清楚！虽然刘心武的秦学有很多硬伤，但是它已经深入到了小说的背面，去寻找小说人物的原型，有新意。我们总不该“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吧，总应该叫读者认可才是。

三、形而上学的权威观

什么是权威？权威是“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或是“在某种范围里享有威望的人和事物”，如权威著作，权威人士等。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观，即辩证唯物论的权威观，是承认权威，尊重权威，依靠权威，培养权威，充分发挥权威在社会各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权威也是人，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不能迷信权威，不能盲目崇拜权威，在具体学术问题上，要敢于挑战权威，超越权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取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皇冠上的明珠。学术是发展的，权威并没有穷尽对于真理的认识。权威定势，也叫权力定势，是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蔡先生的权威观，不是辩证的权威观，而是形而上学的权威观，是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权威观。他说，“不迷信、不畏惧名家、权威、大师、泰斗，只相信科学，只服从真理”。首先，这个论点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承认权威、尊重权威，而不是否定权威。蔡先生对王国维、胡适的评价还是公正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然而对于周汝昌先生的评价就不那么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了。他不点名的说，“现在还有被捧得很高的人物，与上述大学者们可谓‘好丑非其类’，细加察看，便知名与实极不相符。记得张爱玲曾说过一句调侃话：所谓权威，其实就是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人。我姑效颦也作戏语新解曰：所谓泰斗，其实就是大畚斗。但愿少一点到处遗洒，少污染些红学的学术环境”。大家都知道，周汝昌就是红学泰斗。说周汝昌这个红学泰斗“名与实极不相符”，“是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人”，“是大畚斗”，不仅是全盘否定了周汝昌这个“权威”，这个“泰斗”，而且还带有人身攻击的性质。红学泰斗不是周汝昌先生自封的，是他对红学的贡献，获得了“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2007年2月19日，温家宝总理函赞周汝昌先生汇校本《红楼梦》是“红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严中先生在文中就使用了“红学泰斗”这个词，说“2006年12月，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的汇校本《红楼梦》”云云。【5】

四、别有用心的学术规范观

“学术规范”是评论派攻击其他不同学术观点的一发重型炮弹。那么，什么是“学术规范”？有没有“学术规范”？“学术规范”的内涵是什么？包括蔡义江先生在内的小说评论派并没有弄明白。要弄清楚“学术规范”，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学术”？查词典：学术是“指有系统的、较专门的、理论性较强的学问”。学问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系统知识”。由此可知，学术属于认识论范畴。那么，怎样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呢？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方法来进行学术研究。人人都说自己是运用了科学方法，那么，为什么对同一个问题的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呢？肯定的说，这是有的人自认为是运用了科学方法，其实是使用了错误的研究方法。这就需要“讨论”、“商榷”、“争鸣”、“进行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所以，我们党制订了发展文化科学的“双百”方针。一个科学方法，一个“百家争鸣”。这就是“学术规范”！除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学术规范”吗？没有了。评论派在批评刘心武的时候，也说“学术规范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科学方法。

蔡先生对“百家争鸣”有自己的理解。他说，刘心武、霍国玲、土默热、欧阳健的红学观点，不属于“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而属于“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属于“学术环境”，对待这些观点，必须像“政府监管”“自由市场”的“投机倒把，哄抬物价，或者假冒伪劣，坑害顾客”那样，“总得管吧？不管还得了！学术无论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它都属科学范畴。科学就得按科学规律办事，故有所谓学术规范”。看！这就是蔡先生的所谓“学术规范”！学术规范=政府监管。监管什么？监管“奇谈怪论”。怎样监管？像监管“自由市场”那样。“自由市场”是“政府监管”的。怎样监管？打击和取缔！所以，蔡先生的所谓“学术规范”，就是对刘心武、霍国玲、土默热、欧阳健等人的不是学术观点，而是“奇谈怪论”，像对待“自由市场”的那些“投机倒把，哄抬物价，或者假冒伪劣，坑害顾客”那样，由政府监管，予以打击和取缔！由于我们的人民政府坚持了党的“双百”方针，没有出来干预红学界的学术之争，认为学术之争属于“百家争鸣”的范畴，应该用“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解决。于是，我们的蔡先生便大发其牢骚，怪罪“领导”不“出来讲句话”，“媒体”没有“正确引导”，还有“不少媒体、书商，也有些文化人，被利益驱动，都来推波助澜”……。

现在我们已经看的很清楚了。蔡先生的所谓“学术规范”是别有用心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政府出面，来把那些他认为不属于他的那个狭义红学、狭隘红学、纯文学的、不是红学的所谓评论派红学以外的所有不同红学观点统统斩尽杀绝！讲坛不许上，作品不许出版。以此来维护小说评论派的一家垄断！

五、滑稽的发展动力观

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事物的内部，不在事物的外部。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推动事物的发展。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发展动力观。评论派红学的发展也是一样，要在它的内部找原因，而不是在它的外部找原因。蔡先生看到了评论派红学在发展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他不是在评论派红学的内部查找原因，而是在它的外部，在“社会环境、学术氛围”上查找原因，认为，是“当今的社会环境、学术氛围，不可能使（评论派）红学之路平平坦坦”。认为，是“各种奇谈怪论的不断涌现，使（评论派红学）这条道路更显得荆棘遍地、崎岖难行”。认为，“中国红楼梦学会和《红楼梦学刊》（即评论派红学）恰如逆风恶浪中的一条远行船”，“颠簸于风暴中心”，“乌云浓雾铺天盖地”。看！这就是蔡先生的错误的“发展动力”观！这就是蔡先生的滑稽的“内因外因”观！其实，对于评论派红学内部存在的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提出了忠告和批评。如，思想禁锢，划分学术研究范围，文学专业的局限性，研究者应不断扩大知识面，错误的研究方法，落后的思维方式等。但是，评论派的同仁们要么置若罔闻，夜郎自大，要么拒绝批评，讳疾忌医，要么归罪于“社会环境，学术氛围”的外部原因，就是不肯自省，不肯做自我批评。就广义红学而言，版本学、作者学、探佚学、石学的不断深入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这对于评论派红学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它能够影响、促进评论派红学的复苏和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和平行的关系，是并行不悖的关系，而不是矛盾的关系，更不是对立的关系。把版本学、作者学、探佚学、石学的发展，看成是评论派红学发展的障碍和异己力量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

六、题外话

据说蔡义江先生是民主党派人士，曾当过民革中央宣传部长，不是中共党员。所以，我们不要求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作为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副会长、大学教授、资深红学家、人大代表、中国公民，则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该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理解我们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知道什么叫“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了解红学史，应该知道什么是学术垄断，应该正确认识当前的红学形势。但是，蔡先生非常令人失望，他不但没有做到这些，而且屡屡制造事端，不断挑起红学研究者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实在叫人难以容忍！2007、2008年，蔡先生两次接受记者采访，批评刘心武的秦学和霍国玲的《红楼解梦》是“哗众取宠”，“学术娱乐化”，“一点意义也没有”。【5】去年9月，又骂刘心武的秦学是“沙尘暴”，骂刘心武、霍国玲、土默热、欧阳健是“奇谈怪论”、“荆棘遍地”、“乌云浓雾”、“逆风恶浪”。而有价值、有分量、有说服力的、像样的批评、商榷文章却一篇也没有！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急切地盼望能够看到几篇关于刘心武、霍国玲、土默热、欧阳健的有说服力的批评或商榷文章，最烦的就是那些空洞的、骂人的、不讲道理的、具有文痞、红霸作风的所谓“访谈录”、“记者采访”之类。冯其庸先生说，“做学问要有学问的品格”。传统道德也说，绅士要有绅士的风度，学者要有学者的风范，领导要有领导的气度和胸襟，权威要有权威的尊严和形象。专家、学者、权威、大师、泰斗，领导，都是有身份的人，要晓得自尊自爱，不能学泼妇骂街，痞子闹事。这些人，都是社会之精英，国家之栋梁。他们既是物质文明的创造者，又是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传承者，“人之初，性本善”， “亲师友，习礼仪” ，“仁者爱人”的道理不会不懂。怎么一遇到具体问题，就变味了呢？

在学术问题上，只有对和错、正确和错误之分，没有“奇谈怪论”、“胡说八道”、“离奇”之说。“地心说”是错误的，但是它作为人类认识的一个阶段，则是客观的。因而，我们不能说“地心说”是“奇谈怪论”、“胡说八道”、“离奇”。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我们也不能说它们是“奇谈怪论”、“胡说八道”、“离奇”。因为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论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创建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所以说，任何学术问题、理论问题，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说它们是“奇谈怪论”、“胡说八道”、“离奇”。

《红楼梦》是什么？作者是谁？曹雪芹是谁？现在并无定论。红学正在发展之中。现在所有的学术观点，在整个红学史上都有它们的历史地位，它们之间都具有传承关系。考证派自传说是对旧索隐派的一个发展。《红楼解梦》是对考证派自传说的一个发展。版本学、作者学、石学、探佚学都处在发展过程之中。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我们衷心地希望蔡义江先生能够努力学习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少一点“胡说八道”，少一点火药味，多做一些团结的事，为创建和谐红学多出一把力，真正做一个令广大读者尊敬和爱戴的学者、权威、红学家！

刘振兴2011年4月3日作于新疆伊宁市

参考文献：

【1】《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5辑第46页，蔡义江：走红学健康之路——写在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

【2】《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5辑第52页，红学书窗：记者长风：《蔡义江新评红楼梦》。

【3】红楼艺苑网站：刘振兴：“颠倒的‘红学形势’观——与张兴德先生商榷”。

【4】红楼艺苑网站：刘振兴：“树立科学的‘红学形势’观”。

【5】《红楼研究》2007年第3期第2页，严中：温家宝总理函赞周汝昌先生汇校本《红楼梦》是“红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6】红楼艺苑网站：刘振兴：评“浮躁时代的坚守”——兼与蔡义江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