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文物大省的品格，不仅刻写在五台山等宏大遗存中，也表现于这里丰富的红学史实上。2006年8月，“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大同开过后，山西大有“红学”文章可做，做“红学”文章要高度重视山西，已经成为共识。作为山西人，要打造山西的文化名片，有必要知情自己的红学遗存与既往的山西人曾有过如何的“红学”业绩。 一 山西大有“红学”文章可做，首先在于曹雪芹高祖曹振彦与曾祖曹玺，曾有在山西活动的史实，这些曾经影响了曹家之后的家族面貌，包含着催生《红楼梦》创作的家世基因，如果善于利用这些史实，相当程度可以成为解决诸多《红楼梦》问题的一个能量基点。 曹振彦、曹玺首次踏上山西的土地在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该年二、三月间，清慑政王多尔衮帅豼貅十万来大同平定降将姜镶叛乱，当时曹振彦与曹玺俱在多尔衮帐下，曹振彦是中下级军官，曹玺是王府侍卫。 八月姜瓖叛乱平定后，因为平叛有功，曹玺则得意于内廷二等侍卫以及江宁织造等任，而曹振彦则留在山西——于顺治七年到九年，赴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府任，于清顺治九年，又升任大同知府。 曹振彦在山西的主要政绩是医治战争留给大同的创伤。多尔衮平定姜镶叛乱，乃大同历史上血腥的一幕。在大同城下，由于城墙坚固，军民抵抗激烈，骁勇的八旗兵丁曾旷废半年之久。战后为泄愤，多尔衮曾血腥屠城。“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城墙毁去五尺，废大同府为县，府治与总镇署东移阳和（现阳高县城），县治西移西安堡（今怀仁县西北）。一霎时，往日“十万州城”的繁华所在，“比于吴宫、晋室”。 多尔衮把大同推向水火，但大同的不幸也成就了曹振彦的魅力，更成就了大同有红学文章可做的人文品格。曹振彦就任大同知府后，与总督马之先、总兵彭有德等，修城复城移治。到顺治十三年曹振彦离任大同时， 大同府城的形象与生机已基本恢复，与此大有瓜葛的是，曹振彦本人也因此又一次被擢升——转任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 曹振彦于大同的主要政绩纪录在《重修大同镇城碑记》一文中，该碑现藏大同市博物馆，主要记载清顺治时大同官兵修城复城的情况，于“捐输清俸、共襄厥事”官吏名录中，赫然记有“襄平曹公讳振彥”之字样。近年来，以原大同市委宣传部长邹玉义为代表的学者，围绕曹振彦与《重修大同镇城碑记》，已经做过深入的研究，为确立曹雪芹祖籍辽阳提供了新证据，对了解曹雪芹家世提供了新认识。 曹振彦的山西行有两个时间标点。一是顺治六年踏上大同土地，一是顺治十三年离大同知府任，这其间前后是七年。那么仅就山西史志而言，对这七年曹振彦的情况有多少记录呢？到目前为止共发现四处，一是前面说过的《重修大同镇城碑记》。一是康熙《山西通志》卷十七《职官志》记载：“平阳吉州知州，曹振彦，奉天辽阳人，贡士，顺治七年任。”“大同府知府，曹振彦，辽东辽阳人，贡士，顺治九年任。”一是吴葵之《吉州全志》卷三《职官》记载：“曹振彦，奉天辽东人，七年任，升阳和知府。”一是乾隆《大同府志》卷二一记载：“曹振彦，辽东人，贡生，顺治九年任。” 《重修大同镇城碑记》等处关于曹振彦的记载，都是“红学”研究的重要史料。山西由以上四处而有的红学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红学本来就很少可以用的资料，到目前为止多数的地区干脆就没有红学资料。 二 曹振彦、曹玺事涉山西，奠定了大同大有“红学”文章可做的基石，如果不为牵强，我们山西应县人鲍承先的行状，同样属做“红学”文章的好史料。据历史记载，鲍承先是山西应县人，曾是明王朝关外守将，天命十一年兵败降清，累官至清初“四大学士”之一。鲍承先《清史稿》有传，其最著名的故事，是以反间计除掉明辽东巡抚袁崇焕。明崇祯二年，鲍承先随皇太极伐明，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率师二万驰援，屯广渠门外，凭险设伏，后金军不利。皇太极召鲍承先、高鸿中密议，决定设计陷害袁崇焕。鲍承先抓几个明朝太监监禁，伪造袁崇焕有秘密联络后金情节，故意让这几个太监偷听，然后又假装看守不力放他们逃走，崇祯皇帝听信了太监的报告，马上杀了袁崇焕。 鲍承先的行状属做“红学”文章的好史料，理由莫过这鲍承先与曹学芹高祖曹振彦一同列名现属辽阳的两通碑石上——“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与“重修玉皇庙碑”。“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 立于大金天聪四年四月，记载为大法师干禄打儿罕囊素（乌斯藏人），修建宝塔敛藏舍利的事情；而“重修玉皇庙碑”，则立于大金天聪四年九月，记载重修襄平（辽阳）西关西门外玉皇庙的事情。碑文告诉我们，鲍承先与曹振彦是凭借功德善人的资格碑上有名的。在“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上，鲍承先列“总镇副参游备等官”的类别，曹振彦列“教官”类别；在“重修玉皇庙碑”，鲍承先所属类别文字缺损，估计仍属“总镇副参游备等官”；曹振彦列“致政”类别。 以上两碑与同属辽阳的“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是可望认识曹雪芹家世的重要三碑。但到目前为止，依据这三碑而有的红学文章仍争议很多。无论涉及在整体上如何认定这三碑价值的大问题，还是在枝节处怎么理解其内容的小名堂，因为历史久远文献残损，一切都如雾里看花。例如：“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 是在大金天聪四年四月立；而“重修玉皇庙碑”， 也不过是大金天聪四年九月立。“四月”与“九月”， 其间相差不过5个月，但就是这短短的5个月，曹振彦的职衔则由“教官”一变而为“致政”，曹振彦职衔变化犹可，但麻烦在于这“致政”作为职衔不可查考。 揭开历史的面纱鼓励不同角度的考察，基于鲍承先与曹振彦同列两碑的事实，基于我们大同特有的地域历史文化掌故，如果立足鲍承先研究，并进而从鲍承先的角度看曹振彦，说不准还可以弄出些对认识曹振彦有用的观念来。既然他们一起列名那两通碑石上，说明他们各自的情况具备观照透视对方的属性。目前应县鲍承先后人鲍恒政先生等，在鲍承先研究方面，本着寻根留本的传统，已经进行了不错的努力，他们纂修的山西应县《鲍氏家谱》出版后，曾被上海图书馆收藏。不过目前通过鲍承先的情况还不能说明曹振彦的问题。 我们千万要树立鲍承先属红学人物的根本信念。这不仅关涉曹振彦研究欢迎从鲍承先的角度而有的考察，而且关涉如何认识山西人素质以及增强山西人信心的大问题。就影响来看，鲍承先的情况是可以让曹振彦望而生畏。曹振彦虽然曾掌管着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这搁现在怎么近似盈利企业的大干部，但如果曹振彦的情况以鲍承做一形击，那曹振彦就有点小巫见大巫的味道。因为：鲍承先官至“四大学士”之一，稍微熟悉些历史就明白，有清一代的“学士”，放以前是宰相。 三 鲍承先与曹振彦一同列名现属辽阳的两通碑石的情况放下不表，南京《江宁府志》、《上元县志》有关曹玺的记载，更是做红学文章不可以绕开的话题。在曹雪芹家世研究上，如果不知道利用这两个材料，如果不重视山西对曹家发达的意义，那就丢失了重要的一环。 所谓《江宁府志》、《上元县志》有关曹玺的记载，即：于成龙纂修的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江宁府志》之《曹玺传》，与唐开陶等纂修的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之《曹玺传》。江宁与上元分别是现在南京市下属的两个行政单位，历史上曹玺因曾任江宁织造监理，所以被记入当地的史志。 这两处《曹玺传》基本大同小异，下面即节引： 曹玺，字完璧，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父振彦，从入关，仕至浙江盐法道，著惠政。公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升内工部。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 ——《江宁府志》卷十七“宦迹” 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世选生振彦，初，扈从入关，累迁浙江盐法参议使，遂生玺。玺少好学，沉深有大志，及壮补侍卫，随王师征山右有功，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 ——《上元县志》卷十六“人物传” 稍有历史知识的朋友就清楚，《江宁府志》的“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上元县志》的“随王师征山右有功”，都是在说山西。在历史上，因为山西在太行山之“右”，所以称“山右”， 而有清一代的“王师征山右”，就是指清顺治六年多尔衮平定姜骧叛乱。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重新阅读前面的引文，原来曹玺仕途上的得意竟然植根于大同。是因为征大同有功，曹玺分别得到顺治与康熙的提拔与重用。 已经有学者指出，从顺治六年到顺治十三年的七年，是曹氏家族发展史上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七年。这七年使这个家族发生了“三大突变”—— 政治上飞黄腾达；经济上快速膨胀；文化上全面转型。 一、在“姜骧之变”前曹振彦仅仅是正白旗下一个只可管300士兵的下级军官"牛录章京"，而短短的七年后，便升迁为正二品的国家大吏。这中间虽然有曹玺的妻子孙氏在宫中给玄烨（康熙帝）当乳娘这一层关系，但曹振彦父子在大同平叛中的军功应起主要作用。 二、曹家踩着山西这块政治踏板，很快便取得了管理大清朝一些重大经济命脉的权利。江宁兼苏州织造是专职为宫廷采办各种丝织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两淮巡盐御史是专职监督两淮国家盐课征收的。此外，他还兼做皇帝的耳目，监视江南的吏治民情，这些权利使曹家迅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有几次以江宁织造署作为行宫。 三、曹振彦的父亲曹锡远原是明末在关外戍边的下级武官，降清后成了加入旗藉的“包衣奴”。曹振彦包括他的儿子曹玺也都是“从龙入关”的行武。但在山西之行后，曹振彦摇身一变成了知州、知府称谓的文官。从此曹氏一族告别了刀枪马革，并很快演化成了“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到他的孙子曹寅已然是当时的“名士”了。因为有这样家学的熏陶，才成就了旷世的文学巨匠曹雪芹。 四 山西大有红学文章可做，不仅在于山西涉及过多的红学史料，也在于迄今这些史料还缺乏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如果山西人能够做这方面的工作，为红学研究甚至是大同地方志研究开辟一片新天地也不是没有可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第一历史挡案馆，在《顺治朝揭帖奏本启本》中，曾发现一件曹振彦任阳和府知府时的奏本，具奏日期是顺治九年十二月初八日。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关曹振彦的档案史料，也是迄今发现的曹家档案史料中时间最早的一件。 曹振彦的奏本全长五扣，包括汉字奏本正文、汉字“贴黄”、满字“贴黄”三个部分。 该材料发现后，《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三期曾经公布全文，并随着发表张书才先生的文章——《曹振彦档案史料的新发现》。可惜之后就很少有人提及。其实曹振彦奏本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首先、曹振彦从吉州到大同，是升任阳和知府，还是升任大同知府，过去一直有争论。《吉州通志》称“升阳和知府”，《大同府志》则说在“顺治九年任”大同知府。周汝昌根据《大同县志》关于大同治所沿革的记载，特别是顺治八年佟养量等“合疏请复大同府治”的事实，认为曹振彦是升任大同知府。现在，衡之曹振彦奏本“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阳和府知府”的职衔，曹振彦应该是升任阳和知府。至于顺治八年佟养量等“合疏请复大同府治”的问题，估计是没有立即被批准。 其次、曹振彦奏本说，大同地区的“浑、朔二洲，顺治六年因姜镶叛乱，城破民屠，本年钱粮无向追征”，对认识大同地区清初的历史非常重要。过去大同学者对姜镶叛乱以及多尔衮平叛的危害，多局限大同市一隅，现在结合曹振彦奏本我们知道，大同之外的县区也被破坏严重。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继续认识。 五 山西大有红学文章可做，不仅在于山西拥有或涉及可供认识曹雪芹家世的文献，也在于山西曾经发现过一个重要的《红楼梦》早期抄本。 《红楼梦》版本分程、高系列与脂批系列两种。所谓程、高系列指程伟元、高鹗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以及之后印行的一百二十回本。所谓脂批系列指有脂砚斋等人评语的八十回抄本。《红楼梦》脂批系列的抄本发现于新红学产生以后。到目前共发现十几个，其中脂晋本是一九五三年在山西发现的。该本系八十回本，因卷首有梦觉主人“甲辰岁菊月中浣”（1784，乾隆四十九年）序，所以又称脂梦本。此本所据底本接近甲戌本本，但正文被大量窜改，出现大量异文，后为程高本所沿袭。 脂晋本是《红楼梦》脂批系列的一个重要的本子。 首先，此本的题名是《红楼梦》，这在迄今发现的十一种脂本中是第一次。据此点可以研究《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其次，脂晋本前有梦觉主人序。《红楼梦》流传过程中，像戚蓼生、舒元炜、高鹗等序作者，都是进士，于史有考。惟有梦觉主人无考，象吴玉峰、东鲁孔梅溪一样，披着神秘的面纱。 六 山西人如果从以上事做文章，都属让自己扬眉吐气脸上有光的得意文章，但如果从下面有关山西的一则红学史实做文章，则因此而有的文章估计是让山西人哭笑不得进退两难的糊涂文章。一部《红楼梦》无非假语存言式的虚构——只取其事体情理，绝不拘于朝代年纪。谁承望在山西的描写上，曹雪芹竟真枪实弹弄真的——出现了确凿的山西大同地名。曹雪芹写山西大同本来是好事，说明他心中有山西，说明山西名声在外，但问题是由山西大同而有的山西大同人孙绍祖却糟糕。孙绍祖系迎春之夫，他的外在情况极好，“生的相貌魁梧”，体格健壮，祖上军官出身，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现在京袭指挥之职。不过孙绍祖外在条件之好，很难掩盖其品德与操守的遗憾。一是像中山狼那样翻脸不认人。本来孙绍祖祖上早年曾攀附宁荣二府，但后来贾家败落后，孙绍祖就向其逼债；一是过于好色且不体恤迎春，“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将及淫遍”。迎春“略劝过两三次”，便骂她“醋汁子老婆拧出来的”。懦弱的迎春嫁他只一年，就被折磨死去。 曹雪芹这一通笔墨可把山西大同人弄得灰头灰脸，其实山西大同人不曾有孙绍祖的德行。那通《重修大同镇城碑記》说得好，大同人“赋性淳朴，上少惠之以恩，则易于见德”。这与孙绍祖中山狼的面目格格不入。所以，对这里的孙绍祖问题，我曾经进行过认真研究，也为这个问题竟然找到一条让山西人并不难堪的证据——最早批《红楼梦》的脂砚斋曾经说过，曹雪芹这里也不是实写。脂砚斋的话记录在《红楼梦》庚辰本中，该本在描写孙绍祖是大同人的地方，有16字双行夹批——“设云‘大概相同’也，若必云真大同府则呆。” 七 山西大有“红学”文章可做的理由大体如上，最后说说既往的山西有如何的红学业绩的问题。山西人的红学研究大体可以，以下几个值得一提。 景梅九（1882-1959），字定成，运城人。早年留学日本，老同盟会会员，无政府主义第一代元老，辛亥革命时著名的宣传家和文化斗士。红学著作有《石头记真谛》。该书两卷，兼容索隐派种种旧说，是索隐派的集大成者。 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灵丘东河南镇人。邓云乡着眼风俗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属各家之外，旁枝逸出的一记逍遥派天山折梅手。有著作《红楼风俗谭》、《红楼识小录》。邓云乡是八十年代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顾问，有回忆录《〈红楼梦忆——电视剧〈红楼梦〉拍摄散记〉。 刘世德：一九三二年生，临汾人。从一九五五年起，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与陈毓罴合著多种“红学”论著。在作品“校勘”、“主题”讨论、“画像辩伪”等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以《废艺斋集稿》辩伪最为著名。 梁归智：祖籍山西祁县，现为辽宁大学教授。八十年代曾就职于山西大学。有“红学”著作《石头记探佚》、《被迷失的世界——红楼梦佚话》等，是继周汝昌之后有影响的探佚学大家之一，1985年，任中国红学会理事。 宋谋瑒：原籍湖南双峰县（1928─ 2000）。1958年到山西大学中文系任教，1979年调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在《红楼梦学刊》等发表大量论文。于曹学芹画像、佚诗辩伪等方面，发表过重要意见。 何林天：1921年2月生，湖南新化人，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红楼梦》版本考证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