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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有人说诸葛亮是反动派吗？真有，请看朱多锦先生的大作《诸葛亮文学人物形象批判》（《当代小说》2009年5月号上）。他说：“在东汉末年豪杰并起之际，在三国鼎立相互攻伐之时，诸葛亮这样的人物（还有刘备等人），一是在政治上代表反动和没落，二是在军事上挣扎之后注定失败，三是在人格上充分表现为肮脏小人。”如此评说诸葛亮，真把我惊得目瞪口呆。让我们对朱先生给诸葛亮所下的三条判词逐一略加辨析。 为什么说诸葛亮在政治上代表反动和没落呢？朱先生的论据是：刘备等“是一股具有极端腐朽的汉皇室意识的政治集团势力，代表着一种没落阶级的利益”；而北方的曹魏政治集团“代表当时新兴政治势力的利益”，“从曹操开始的政治军事路线基本正确”。诸葛亮竟辅佐刘备、对抗曹魏，当然是“逆天数而行”，开历史倒车了。果真如此吗？朱先生是把诸葛亮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来论说的，与他相关、相对的人物刘备、曹操、曹丕当然也是文学形象。在《三国演义》中，刘、曹起事时都以忠于汉皇室为标榜，刘备口口声声“匡复汉室”，“再兴汉室”，曹操同样口口声声“吾祖宗世食汉禄，若不思报国，与禽兽何异”，“向蒙国恩，刻思图报”。这种口头宣传并没有多少区别，二者的实际行为却大大不同。刘备最突出的是对黎民百姓的关爱（且不说他对人才的尊重和信任）。在撤离新野、樊城时，尽管受到曹军追击，刘备仍要保护一同撤退的数万百姓，携民渡江。众将官埋怨行军缓慢，要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答复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行军打仗时，他总是告诫士兵不可扰害百姓，不可虐待俘虏。平定益州后，他接受赵云的建议，把成都有名的田宅，不赐诸官，而归还百姓……这种“以人为本”的胸怀，理所当然地使他赢得了众多精英和广大群众的爱戴。曹操最突出的则是嗜杀成性、滥杀无辜（且不说他对人才的钳制和猜忌）。在逃亡途中，他借住父执吕伯奢家，先是误把人家要杀猪款待他的好意疑为要杀他的歹心，杀了吕家的妇孺和仆人，知道真相后又明知故犯地杀了出外为他买酒的吕伯奢，并大言不惭地向同行的陈宫宣布了自己的处世信条：“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羽翼丰满后，他为了替父报仇，兴兵杀奔徐州，竟令“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另据史书记载：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之不流。）刘琮投降后，曹操一面许诺他“永为荆州之王”，一面悄悄地派人将刘琮母子追杀。此外，杀太中大夫、著名文学家孔融及其全家，杀扬州刺史刘馥，杀谋士荀彧，杀伏皇后及其宗族二百余人，杀尚书崔琰，杀行军主簿杨修，杀名医华佗……都是罚不当罪的，更不要说平日随心所欲地“梦中杀人”了。他的接班人曹丕似乎继承了这种以迫害为能事的心肠，即位后的第一件作为就是迫害弟弟曹植（《三国演义》中对此有细致描述），在位的最后一年又将甄夫人赐死。至于他的政治、军事路线实在看不出进步或高明之处，书中有两处写到他的重大决策，一次是不顾众大臣的反对，执意伐吴，结果大败而回，“吴魏自此不和”；几年后，又不听大臣辛毗的异议，起兵伐吴，结果又大败而回。曹操、曹丕这样的文学人物形象实在看不出怎样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诸葛亮辅佐刘备、对抗曹魏，怎么能成为反动没落的证据呢？再说，评价诸葛亮，不能只看他所跟随的刘备如何，更重要的要看他本人的作为如何，给刘备出了些什么主意。这方面的重大记录有：他提出并坚持了联吴抗曹的基本路线，在此路线指导下，他参与了赤壁之战的决策和指挥，并取得了荆州为根据地，使刘备如“困龙入大海”，初步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接着他促使刘备进入益州，从而“仁德布于蜀中”（第65回李恢语），建立了蜀国政权。之后，诸葛亮我刊2009年第九期（5月上）曾编发朱多锦先生的《诸葛亮文学人物形象批判》一文，此文从对历史反思作为丞相，“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时南蛮孟获犯境侵掠，诸葛亮对孟获恩威并用，七擒七纵，使孟获心悦诚服。诸葛亮不派军队，不置官吏，让他们实行自治，“蛮方皆感孔明恩德，乃为孔明立生祠，四时享祭……誓不再反”。这些难道不值得称道而可以视为反动没落的罪状吗？ 在朱先生看来，诸葛亮在军事上一直是从失败走向失败，“除了在其北伐之前有‘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的败绩外，而到‘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已是每次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他的概括是：“诸葛亮一生的军事行动是无义战”，“在他那样荒谬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及干部路线指导下的战争，其结果只能是失败，事实上也真是如此。”事实并非如此。诸葛亮在政治上、军事上坚持联吴抗曹、恩威并用，对干部坚持量才任用、赏罚分明，这不是荒谬的而是正确的“路线”。当然路线正确也不能保证没有执行中的失误，不能保证每战必胜，战役的胜败决定于敌我力量对比及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因此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诸葛亮的许多重大军事行动是成功的，例如他参与决策和指挥的赤壁之战；他直接决策和指挥的智取南郡、荆、襄之战；他直接决策和指挥的七擒孟获之战，这些都是他的正确“路线”的胜利，也是他的高超才能的体现。他的六出祁山的北伐确实以失败告终了，这主要是敌友我力量对比的结果，后世诗人所引为憾事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也是原因之一。朱先生把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判定为“这是一个没落垂死阶级的挣扎，是以错误目的开始，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其最后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未免太武断了。诸葛亮北伐曹魏并不是没落垂死阶级对新兴阶级的挑战，因为当时曹魏的君主曹丕已死，继位的曹睿更加乏善可陈，先后领兵的主帅曹真和司马懿也不是什么可以代表“先进新兴的政治集团”的文学人物形象。 朱先生斥责诸葛亮“在人格上充分表现为肮脏小人”，“在政治上不讲什么‘规则’，是一路诈去，像‘借荆州’和‘取西川’，就都是一种政治骗局。”“诸葛及刘备都是满口仁义而行事不择手段的人。”说到政治骗局，先得明确标准。如果按照“天赋人权”论，并以政权的合理性来自公民授权为标准，那么中国古代那些宣扬或认可“君权神授”、“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帝王将相们，包括诸葛亮在内，无一例外地都可以视为政治骗局的导演或参与者。既然无一例外，也就无法区分他们是非善恶的不同了，这个标准也就失去了作用。如果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而是按照古代政治伦理的“信义”为标准，对诸葛亮的这种指责显然是不符合《三国演义》的内容的。从第51-第53回的叙写可知，刘备占有荆州并非取自孙吴，而是在赤壁之战后，从曹兵手中或智取（南郡、荆、襄、桂阳）或攻取（零陵、武陵、长沙）的。但是孙吴方面却认为，赤壁之战的胜利是孙吴“救了皇叔（刘备）”，“所有荆州九郡，合当归于东吴”，因此多次索讨。诸葛亮基于结好孙吴的基本方针，采取软磨的策略，承认“暂借荆州”，以达到既占领荆州又不至于惹恼孙吴的目的。这怎么能说是政治骗局呢？至于“取西川”，是益州牧刘璋为了对付汉中太守张鲁的进攻，请求刘备入川支援的。后来由于刘璋中了东吴张昭的离间计，“心疑而攻刘备”，二刘才翻脸成仇，兵戎相见。刘璋投降后得到的处理是相当宽大的：刘备和诸葛亮为他“设一大宴，请刘璋收拾财物，佩领振威将军印绶，令将妻子良贱，尽付南郡公安住歇”。这又怎么能说是政治骗局呢？在《三国演义》中，倒是写了许多足以表现诸葛亮坦诚守信、严于律己等高尚品德的事例。就大的方面说，他从隆中出山，“许先帝以驱驰”，“以天下苍生为念”，一直坚守承诺，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战争中对敌人“兵不厌诈”，对士兵却言行一致。在五出祁山前宣布“分兵两班，限一百日为期，循环相转”，到了轮换期恰逢军情吃紧，有人建议“将换班军且留下退敌”，诸葛亮说：“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门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于是传令叫应去之兵当日便行。结果士兵们感动得自愿留下，“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诸葛亮对自己的失误决不文过饰非，而是公开检讨，承担责任。“失空斩”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一出祁山时，诸葛亮派马谡把守街亭，谆谆告诫他“干系甚重”，并让他立了军令状；又派了“平生谨慎”的王平为副将，要他们“凡事商议停当而行，不可轻易”。诸葛亮还不放心，“恐二人有失”，又接连派遣了高翔、魏延做策应。不料马谡不听王平的正确建议，一意孤行，结果失了街亭，造成整个战局逆转。诸葛亮闻讯后的第一反应不是责骂马谡，而是跌足长叹道：“大事去矣！此吾之过也！”挥泪斩马谡之后，他多次公开检讨自己用人不当的过失，并向后主上表自责，请求自贬丞相之职。高位者晚年的普遍心态是惟恐自己不能流芳青史而劣迹传世，总是汲汲于找笔杆子为他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诸葛亮却迥然不同，他在和一位大臣交谈时，语重心长地说：“自今以后，诸人有远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责吾之短，则事可定，贼可灭，功可翘足而待矣。”如此诚恳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即使当代的高位者有几人能够具有呢？这和曹操对自己过失的“一不做，二不休”（如杀戮吕伯奢全家），或文过饰非（如误杀蔡瑁、张允）态度，是多么鲜明的对比！诸葛亮的清正廉洁也是罕见的，临死前他公布了自己财产的清单：“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身所需，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负陛下也！”（第104回）当今高位者不是也该奉为楷模吗？朱先生说：“鲁迅常言中国人的劣根性问题。要论中国人的劣根性，诸葛亮可谓中间的一段根缘。”太冤枉诸葛亮了！鲁迅哀叹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是惯于瞒和骗。在《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中，表现这种劣根性最突出的是奸诈多谋的曹操，诸葛亮则是讲究诚信、心口如一的表率，如果中国人（首先是高位者）都能向诸葛亮学习，瞒和骗的劣根性就有望铲除了。 《三国演义》贯穿着以刘汉为正统的观念，把颇有贡献的历史人物曹操歪曲成了凶残邪恶的文学形象。在艺术上也有一些缺点，鲁迅就曾指出它“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不过这些缺陷并不能抹杀《三国演义》在内容上和艺术上的成就。单就内容来说，论者就曾提出各种理解。有的肯定它“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它对“生活斗争的经验和策略”即“智慧”的提供（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有的赞赏它表现了“非道德的英雄观”，赞赏它超越政治局限地歌颂了个人尊严（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有的则表彰它贯穿着新颖的“奇才决定论”，“是一部求奇才、争奇才、斗奇才的心灵交战图”（孙绍振）。朱先生却说，“一部《三国演义》，实为一部肯定没落，歌颂倒退，鼓励政治行骗的政治小说。”这帽子太大了，太突出政治了！ 朱先生是我的好友，是卓有成就的诗人，又是有胆有识、率先挺身而出的文革批判者。文革思维的特点之一是时时、处处突出政治，时时、处处绷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弦（或曰“上纲上线”），而且以“跟什么人”来划“线”，跟着某甲就属于革命路线，跟着某乙就属于反动路线。其实世事是复杂的，进步的潮流也有缺陷，落后的潮流也不是一无是处，同一股大潮里总是鱼龙混杂。例如王安石变法是进步的革新运动，但也有不少流弊，表示拥护者也有丑类；苏轼站在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着重攻其缺失，并不能因此就说苏轼反动没落。康生早就参加了代表中国希望的共产党，但他在党内一贯为非作歹，因此仍然难逃“是鬼不是人”的盖棺论定。朱先生对诸葛亮文学形象和《三国演义》的批判，仍然是在突出政治，上纲上线，而且以“跟什么人”来划线，看来他仍然没有摆脱文革思维的束缚。肃清文革流毒，谈何容易啊！事非等闲，作为诤友不敢不坦率地提出商榷。愿我们共勉！ 原载：《当代小说》2009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