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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5年起手校订《金瓶梅词话》，至今近二十年，一共出过三个本子。在这之前，我从事红楼梦业余研究，校点金瓶梅是应友人之请。朋友开的出版社生意淡薄，想出点赚钱的书。着眼海内外华人市场，看中了金瓶梅，计划出一个不作删节、比较可读的本子。我对金瓶梅认识无多，文化大革命中曾翻过上海中央书局的襟霞阁本。私心以为既然海峡两岸学人已经出过好几个校本，抄抄拼拼，择善而从，不见得很难，便轻易答应下来了。岂知着手做起来困难重重。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足够的文化知识，来整理这部王利器先生称之为“有明之大百科全书”的古典长篇小说，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图书资料工具。只好临急抱佛脚，请朋友相助，向专家们求教。为弥补知识的不足，我开始习学星相术数，涉阅佛典道藏；研究科仪宝卷、释道疏式；收集有关方言和俗字的资料。边干边学，1987年勉强完成第一次校订，出版了《全校本金瓶梅词话》（香港星海文化有限公司）。“全校本”在读书界的反映似乎还不错，但没有赚到钱，朋友把出版社关掉了。我却欲罢不能，只好横下心利用业余时间把校订工作做下去，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较少错误、可读性较高、接近原著的词话本。经过五年的努力，1993年完成第二次校订，出版《重校本金瓶梅词话》（香港梦梅馆）。1990年完成第三次校订，出版影印《梦梅馆定本金瓶梅词话》手抄本（香港梦梅馆），现正找寻出版商刊行排印本。当然，所谓“校定”，纯属主观认定，并不意味这个三校本如何完善，只表示因年龄和健康，自己只能做到这个程度。现在出版这本《金瓶梅词话校读记》，就是三次校订积累下来的、经删汰合并的札记，算是向梦梅馆本的读者做一个交代。 一、《金瓶梅词话》的成书与流传版本 校书虽小道，并非易事，校《金瓶梅词话》尤其困难。段玉裁曾说过：“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是非最难。定是非之难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1] 金瓶梅词话传世有三个本子，一个在中国、两个在日本，实际上是同一刻。但问题是这个《新刻金瓶梅词话》既标“新刻”，是不是还有旧刻？既曰“词话”，是否本来就属艺人的说唱材料；既名“金瓶梅”，和同名的廿卷本又是甚么关系，孰先孰后？不解决这些问题，无法定底本之是非，一切关于文本的立说，均属无根之谈。目前，金学界对金瓶梅的成书与版本传承问题看法分歧，我只能谈个人的认识，而这些认识是指导我整理和校订《金瓶梅词话》的基础。 《金瓶梅词话》和先前几部中国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原是“说话”，明朝嘉靖、隆庆、万历间流行于运河区的新兴大众消费性说唱文学。以平话为主，配合演唱流行曲。起初叫《金瓶梅传》，编撰者为书会才人一类中下层知识分子，可能与源流久远的“罗公（贯中）书会”有关。听众则为河上工商、市井小民。由于这个接枝《水浒》的新段子贴近生活、语言鲜活，骂皇帝，骂贪官，出文人洋相，又穿插性故事，唱曲子，有声有色，受到下层群众欢迎，不久就传进上层社会文人圈子。起初是些不足本，所以就有袁中郎等一班文人的传抄和搜集。在辗转抄录过程中，有人将说-听的艺人场子演出本，改编为供案头阅读的说部，就是“为卷二十”的说散本。笔者就其人文属性称之为文人本。金瓶梅在成书阶段，就出现艺人本和文人本两个版本系统。 艺人词话本虽是母本，文人说散本改编自艺人本，但万历末天启初刊行的是文人改编、有丁巳弄珠客序和廿公跋、名为《金瓶梅》的第一代说散本。文人改编本市场反映甚佳。书林有人不久又找到另一本有欣欣子序的《金瓶梅传》，因讹误严重，并有破失，拟据文人改编本《金瓶梅》校补刊行。后来发现工程太大，只好中辍。只把文人本《金瓶梅》的53-57回拿来补缺，录入该本弄珠客序、廿公跋以作招徕。为有别于先出的说散本《金瓶梅》，更名为《新刻金瓶梅词话》。详细的论证，参拙作《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2]。 十卷本词话在天启末崇祯初刊出后，因为讹误太多，可读性不高，始终若存若亡，入清不久即湮没。可幸沉埋三百年后，却重现人间。文人改编的第一代说散本虽没有流传下来，但第二代说散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却流传下来了。根据这两个本子，我们大致可以弄清金瓶梅的成书经过和版本系统的演变。 《新刻金瓶梅词话》原刻1932年在我国山西介休发现，由北京图书馆购藏。此本一百回分装二十册，缺封面扉页。第五十二回缺七、八两页（四个单面页），全书刷印质量好，保存也好。中土本的特点是有朱笔的校改和评语（属不同笔迹），全书朱墨灿然，虽有个别墨改，仍可分辨清楚底本原字和后人改字。1933年马廉等醵资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影印出版，因资金不足，不能朱墨两色套印，只用单色，且略加缩小。结果原书朱改变为墨改，面目顿非，产生反效果。抗战前夕，中土本连同其它北平故宫珍贵文物运美国保存。1965年美国交还台湾国民政府，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馆。1978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以朱墨二色套印万历丁巳本金瓶梅词话，还原原尺寸大小，所缺五十二回两页则用日本大安本补上。但联经并非直接据中土本照像分色制版，而是用傅斯年藏古佚小说刊行会印本放大成原本尺寸复印两份，一作原文，一据故宫原本描抄朱墨评改，“整理后影印”。[3]所以出现正文虚浮湮漶，朱文移位、变形、错写的现象，实为美中不足。 1957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复印古佚小说本。因为已看不到原书，负责整理的编辑又情不自禁的想改正一些“显著的错误”，造成失真。1980年再印，续有“加工”，去真愈远。1982年香港中华书局以“太平书局”名义印行、行销海内外并被大量盗印的《全本金瓶梅词话》，即此本。据笔者统计，此本移改（挖去原字、补人另字，看不到原字及改动的痕迹）近四十处。有些原文不误却被误改，贻害甚大。 日本两本词话，一藏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一藏德山毛利氏栖息堂。慈眼堂本在1941年被发现。一百回，分装十六册，缺封面扉页，内文缺五页。战后日本出版界曾计划将之影印，但慈眼堂本鼠患破损严重，且保存不善有湮漶。栖息堂本1962年发现，一百回，分装十八册，亦缺封面扉页，内文中缺三页。两东土本是素洁原刻本，无点改批语。可能自宝永前传到日本，也沉埋两百多年，没有人看过。像中国一样，日本流行的也是竹坡本。另外京都大学图书馆有残本23回，完整者七回，发现较中土本早，但并未被引起注意。1963年，日本大安株式会社以栖息堂本为主，采用慈眼堂496个单面页出版“配本”。两本仍凑不全，九十四回采用中土本两个单面页。所以日本大安本是个百钠本。实际上，现今存世三个词话本，没有一个是完本。 传世的三本词话，是否同一刻呢？日本专家在影印大安本前，曾将日本慈眼堂本、栖息堂本，与我国古佚小说本逐页对过，认为三本是同一刻，只栖息堂本第五回第九页为异版。日本大安本出版后，魏子云先生将之与故宫的中土本逐页对过，也认为是同一刻，只是刷印有先后。笔者八十年代校订词话，开始以联经本为底本，发现有些文字与大安本有出入。如总回目第五十二回“潘金莲花园看莫菇”，大安本作“莫茄”，中土本亦作“茄”，墨改“菇”。至古佚小说本重描已看不出底本原“茄”字。国内有些研究者持词话“两刻”、“三刻”说，可能依据的是失真的文学古籍刊行社的翻刻本，没有看到原本、甚至连古佚小说本也没有看过。至于举证谓某些句点不同云云，更是脱离常识。因为没有哪位书商会为一些句点不对，而花巨资重刻一部近八十万字的大书，何况词话的句读本来就一塌糊涂。[4] 三本词话虽一刻，但刷印既有先后，保存有好坏，各本的质量也就有差别。慈眼堂本、栖息堂本我们看不到，只看到其抽配本大安本。据日本主其事的长泽规矩也教授介绍，“慈眼堂所藏本大概是稍稍早些的印本”。“两本都因破损有文字泯灭之处”，栖息堂本“多一些”。慈眼堂本更有鼠害，所以影印本仍以栖息堂本为主。栖息堂本是后刷本，因为第五回第九页两板片残损或遗失，才据《水浒全传》有关文字重刻顶补。也因为后刷，原板的匡郭、界线、文字渐磨平，笔划密集的地方变成墨点。长泽教授等对日本两个词话本的分析还算客观，对中土本则颇多偏见。大概出于争胜的心理，他们指北京图书馆藏本“不但随处见墨改、补整，而有缺叶”。[5]大安本“完整”，“胜过了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云云。[6] 长泽教授和马廉熟捻，民国22年曾预约购藏古佚小说本。自云在北京马廉处看过王孝慈的藏图，他应该知道古佚小说本“随处可见的墨改”，原是朱笔的。至于“缺叶”，慈眼堂本、栖息堂本更多。不可思义的是，大安株式会社用东土两本都“配”不齐，只好采用中土本一个双面页，却又不敢公开承认，偷偷将之列在《日光采用表》中，在编辑《例言》中却大言“今以两部补配完整”。这种小眉小眼的做法，实在有失学者的风度。 但是笔者还是佩服日本出版界的认真和负责精神。大安本没有改字，却有描润，只要仔细看看欣欣子序和弄珠客序即知。虽然文字清晰度远不如中土本，但是保持了原刻素洁的面目，而且最后附了一个“修正表”，列出印刷上不鲜明、不清楚的字385个。注明卷、回、页、行及正字，方便读者。所以笔者校订《新刻金瓶梅词话》，还是以大安本作底本。但却不免感叹，大半个世纪过去，两岸的官方出版机构或学术团体，并未尝试单独或合作照原样地影印出版这份祖先遗留下来的珍贵文学遗产。据说失真的文学古籍刊行社本翻印累计已达四千套。为什么有关出版社不派一些专家到台北故宫对校原书，学大安本制一个“修正表”附在书后，以示负责和便利研究者呢？ 二、金瓶梅说散本明清一枝独秀 金瓶梅艺人本虽然是原典，明代首先刊行的却是文人改编的说散本，明清三百多年流行的也是说散本。说散本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虽然改编自艺人本词话，所据却非今本词话，而是另一个艺人本。因此，在今传的三个词话本属同一刻的情况下，第一、二代说散本对校订今本词话，便具有等同“别本”的意义。很可惜，万历末年初刻的第一代说散本并没有流传下来，但通过第二代说散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和今本词话，我们仍然可窥见这个本子的某些特点。 第一代说散本书名《金瓶梅》，有廿公跋、东吴弄珠客丁巳序，一百回，分二十卷，有简单眉评，无讳字，无图。第一代说散本最显著的特点是去词话化，大量删去与内容无关、纯为演唱娱众的词曲。每回结尾已不用“未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改以一联或一诗作结。去水浒化、去低俗化也开始进行。第一回是否已改写为“热结”、“冷遇”不能肯定，但艺人本一些针对下层听众的劝世、讽世的回前诗、格言，已换上文士才看得懂的雅词。用较易了解的语言代替土语方言。第一个说散本刊行在吴中（苏州），可能就是沈德符带回的本子，书商后来找人补上原缺的53-57五回。 文人本比艺人本好读，所以受到出版界、读书界的欢迎。也正因为行销不错，这本既无作者又无书林牌记的投合当时社会淫靡风气、暴露统治阶级腐败堕落的匿名世情小说，引起书林人士的凯觑。机灵的出版商马上组织人加评、刻图、改文（包括帝讳），在崇祯初年推出第二代说散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崇祯本。 第二代说散本在崇祯年间出过许多本子。美国韩南教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东亚访书，写成《金瓶梅的版本及其它》，提到“乙版本”（即祟祯本）有十种。其中残本三种，抄本一种。周越然本因未目验，只注中提及。[7]经历战乱和革命，半个世纪后现存崇祯本有八种： 1.北京大学本； 2.首都图书馆本； 3.天津图书馆本； 4.上海图书馆甲本； 5.上海图书馆乙本； 6.日本内阁文库本； 7.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本； 8.日本天理大学本。 前两种、后三种韩南先生曾介绍。对崇祯本，中日专家如孙楷第、鸟居久靖、魏子云、王汝梅、刘辉、黄霖先生等都做过考察，有所评述。黄霖先生据诸本的眉批字行，分为二字行本（王孝慈本）、三字行本（内阁、东洋）、四字行本（北大、天理、上甲）及综合型本（上乙、天图）四系。笔者认为，仅仅根据眉批字行来区分崇祯本版本系统，不够周全。也许分为两大系统更合适。一为北大、天理本，上图乙、天图本属于这个系统：有弄珠客序、无廿公跋；二百幅图，眉批四字行为主，开本行格较阔大，有一至两个“词话”的卷题。一为内阁、东洋本，首图本属这个系统：有弄珠客序、廿公跋，图百幅，眉批三字行为主，开本行格较紧缩，卷题“金瓶梅”。凡两系内容文字相异之处，内阁系趋同词话；北大系趋同竹坡本。上图甲本其它均同北大本，独内容文字多同内阁本，这也可见版本问题的复杂性。 祟祯本两大系统，内阁系较接近第二代说散本的原刻形态。此本疑为崇祯原刻本的简本，所以扉页独标“原本金瓶梅”字样。详细论证，请参阅拙作《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其实，从文字上说，两个系统的本子差异非常之小。齐烟、王汝梅先生曾做过简要的会校，可参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之《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会校本。 第二代说散本崇祯间极为风行，各种本子竞出。即使明清易代，在南方一些城市，《金瓶梅》仍大行其道。康熙中张竹坡曾谈到：“目今旧板（指未经他批评的第二代说散本）现在金陵印刷，原本四处流行买卖。”[8]不过金瓶梅“以宋写明”，满州女真族就是金人的后代，努尔哈赤政权曾自称“后金”。书商为避免触犯清朝新统治者，便着手删去书中存汉民族意识的碍语。郑振铎《世界文库》校刊《金瓶梅词话》，采用对校的王孝慈所藏崇祯本，已将“夷狄”、“匈奴”、“胡虏”等字样删换。张竹坡所据就是这类本子。 张竹坡《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是第三代说散本，也是清代二百年中销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本子。竹坡本与前两个说散本不同，重点不在文本整理，而在于导读评点。由于他已经接触不到十卷本词话，所据是北大系本子，所以一些异文属于编辑改字，并无重大校勘价值。张竹坡将《金瓶梅》解读为“世情书”，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来诠释作品意蕴，继金圣叹之后为知人论世的小说批评理论提供某种典范。但竹坡本也有评点派的通病：没话找话，牵强附会；装腔作势，故弄玄虚。 《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有许多本子，戴不凡先生等认为康熙乙亥在兹堂本为初刻本。此本独标“李笠翁先生著”，反映张竹坡初出道对自己的品牌尚无信心，需要顶着前辈的招牌行走江湖。《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充分表达他出书前惴惴不安的心情。他担心负上刊刻淫书的恶名，受有司的追究，为当世君子所不耻。他说社会上金瓶梅到处发卖，并未禁止，他既不是作者，也不是翻印者，他只是评者。通过评点，他“洗淫乱而存孝梯”，等于劈了金瓶梅的版，为名教做了好事。“兰不当户，锄之何益，不锄何害”？一片乞怜之态、惧祸之情。想不到一炮而红。张竹坡评本成为畅销书，带来巨大经济利益，所以才有版权问题。那些打着“张竹坡原本”、“彭城张竹坡批评”、“皋鹤堂藏本”、“本衙藏本、翻印必究”等等字样的，不用说，是后刻本。《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也收起了，以免显丑。既然吃香，当然就添食，所以也就有伪托的床上叠床的回前批。刘廷玑《在园杂志》谓“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其意只是指逐回分段批点，恐不能理解为逐回都作了回批。 鉴于中国文化泛道德主义传统，对性始终是一种禁忌。清朝政权巩固后，康熙、雍正、乾隆诸朝均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严禁民间宗教和淫词小说。乾、嘉开始出现删除秽语的节本金瓶梅。吴晓铃先生曾收藏一部大字精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无眉批夹批，删去秽语。吴先生谓“从字体的风格看来，应属清代乾隆前期书法；从文字的内容看来，应属明代崇祯间刊本金瓶梅的系统”。[9]嘉庆有济水太素轩《金瓶梅奇书前后部》，属简本。民国初年，上海相继出现几个洁本的排印本。上海存宝斋《绘图真本金瓶梅》，一百回，1916年出版。无秽语，改写了二、三、四回。托名王元美，不可信。不仅正文、回目沿袭竹坡本，文中夹评亦竹坡评。郑振铎指为蒋剑人辈“乱改乱删”，黄霖谓可能出于王文濡手，似嫌武断。也许蒋、王辈改写了前三回，但删秽语绝非出自他们之手。此本1920年曾再版。 《古本金瓶梅》，卿云图书公司1926年出版，删去《真本》之评注，引首诗词，文中韵文、赞词及联语亦多删除，结联偶有保留，文字作了润饰加工，洁净流畅，可读性较高。可以说，金瓶梅的去水浒化，去词话化和洁净化至此完成。 《古本金瓶梅》又有襟霞阁主重编本，上海中央书局印行。因见卿云本畅销，四年印了四版，乃因《真本》之王昙《考证》曾说赵翼于袁枚处见一原本，假造袁枚跋及明嘉靖观海道人序，以掩饰对卿云本的盗版。回目统改八字联，文字间有改动。此本出版后即爆发抗战，继之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此类书都移到香港、台湾出版，国内已非常罕见了。 三、为建立金瓶梅新文本而努力 说散本金瓶梅基本保持艺人本词话的故事内容和叙述形式，具有较高的可读性，这是流行明清两代的主要原因。但是说散本也有一些重大的缺陷，使我们无法给予太高的评价。第一，说散本没有较好的补足原缺的53-57回。文士们曾长期搜求而无所获，最后书商以“陋儒”续补的“这五回”顶替。补作当然不容易，但由同时代人捉刀，还是比较容易的。既然高鹗可以将曹雪芹的《红楼梦》续上后四十回使成全璧，我们对明季文士的要求并不算过分。当然，正统文人对于像金瓶梅艺人本这样的俗文学，也许真的无能为力。其次，说散本发展了艺人本词话的消极面。词话并非淫书，但确是有一些淫秽的性描写，也许这是大众消费性通俗文学的特点，所谓“不裹不欢”。不过，词话这类描写也像征歌逐舞、酒筵宴会一样，只是作为感官生活的一部分，并无着意渲染。但到了说散本，却统统上了标题，甚么“香腮偎玉”、“露茎独尝”、“带水战情郎”、“露阳惊爱月”、“哭躲温葵轩”、“解渴王潮儿”、“娈淫少弟”、“暗续鸾胶”、“戏钏”、“烧阴户”等等，而且一一出相，成为春宫图。《金瓶梅》淫书的恶名，主要是说散本造成的。最后，说散本不仅删词曲，还大删细节，影响原书的实感、丰腆和多姿。词话底本讹误多，正确的做法应是仔细校勘，去误存真，尽量恢复其原来面目。说散本编纂者却把费解的地方干脆删掉，为“通”而牺牲“真”。《校读记》中有很多例子。如第七回，是词话摆脱对《水浒》的傍依，展现独立的叙述风格的一回文字，对话生动而人物性格活现。说散本删简，已近于“陋”的地步。 幸好词话本留传下来了，使我们得以对照，看到说散本的善与不善。徐朔方先生说，词话本重新出现以后，崇祯本、竹坡本“就不再有它以前那样的重要性”，[10]这是正确的论断。 金瓶梅词话在文学史上是划时代的，它是写实主义的原创性的母体文学。它提供的不是像我们在《三言》所看到的某些社会生活片段，而是近乎照像式的社会生活全景和原型。词话的生活容量没有哪部中国古典小说能望其项背，它的言语是当时说书艺人的白话，鲜活生动，在古典小说中只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可并驱争先。但是艺人本词话讹误太多，作为一个读本，即使是知识阶层也难以接受，所以终于沉沦。议论不能代替文本，要显词话本的好，就要清除它身上的污垢。也许正因为认识到这样的道理，1933年古佚小说刊行会出版《新刻金瓶梅词话》后，许多学者即投入了校点、整理这本书，为建立新的金瓶梅文本而努力。 一、郑振铎校点《金瓶梅词话》，分刊于其主编《世界文库》第一至十二册（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5月-1936年4月）。以王孝慈藏崇祯本校勘，有详细校记。删去秽语（注明字数）。因《世界文库》停刊，只刊出33回。相传删节标点出自傅东华手。 二、施蛰存校点《金瓶梅词话》，一百回，五册，上海杂志公司“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第七种”，1935年10月印行。全书分段、标点（句号、引号、冒号）。间改正明显错字（有误改），删去秽语，注明字数。据传此书是公司出钱雇人校点，施蛰存只负责删秽语。中央书局用同一纸型印作襟霞阁“国学珍本文库”第一种。此本校点水平不差，战后还翻印过，是流传较广的词话本。 三、刘本栋校订《金瓶梅》，一百回，台湾三民书局“中国古典名著”本，1980年3月印行。无插图。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乱、政乱，词话文本的整理在台湾地区重新出发。1965年，美国将原北京图书馆的词话原本交给台湾，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后将之影印出版。刘本、增本都在同一年面世。刘本全书分段、标点；删秽语（未注字数），书后附简单释词。此本最大特点，一是虽没有出校记，却据崇祯本、竹坡本、甚至古本金瓶梅来改正词话的一些错误。二是统一一些字词。如人称代词的多数，本书用“每”、“们”，刘本统一为“每”。用现在流行的字词代替至今已不流行的书中一些早期白话词语。经过整理，词话的可读性提高了。如果说，《金瓶梅词话》过去的读者只限于文史研究者和较高文化程度者，刘本则将之推广到广大的具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所以，直到今天，刘本仍是海外华语区拥有最多读者、比较易得的金瓶梅词话文本。 四、增你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全标点本《金瓶梅词话》，一百回，三册。附魏子云《金瓶梅词话注释》三册。1950年底印行（魏注版行已到1981年5月）。全文无删节，插图二百幅，卷首有侯健《金瓶梅论》、毛子水《序》、魏子云《导读》。卷末附《金瓶梅编年纪事》、《古（俗）今字对照表》。被认为“是一种基本上忠于原刻本的排印足本”（巴蜀书社《金瓶梅大辞典》）。本书之标点较准确、生动，相信出自魏子云手。笔者曾问过魏先生，魏先生说是三位年轻大学毕业生搞出来的。但是，既然有毛子水序在头上，店老板谢成均岂敢掉以轻心。笔者相信，最后校定者是子云先生。 五、戴鸿森校点《金瓶梅词话》，一百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小说史料丛书”本，1985年印行。删去秽语，注明字数。除崇祯本、竹坡本、容与堂本水浒传外，还据《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及明本戏曲校正书中的文字和词曲。似乎也参考了今人的校订成果，但序中没有提到。每回后附校记。戴本是官方出版社第一个金瓶梅整理本，旨在供研究者之用，具相当的科学严谨性。但作为文学作品，可读性似嫌不足。 六、白维国、卜键《金瓶梅词话校注》，一百回，岳麓书社1995年8月印行。有顾问冯其庸序。无插图，略删秽语，注明字数。以日本大安本为工作底本，参校崇祯本、水浒传等及近人校本，回后附校记。此本最大特色是注释详明。梦梅馆重校本有陈诏、黄霖注释，虽属首出，但较简略。白卜本均一一注明语源和典故出处，帮助读者了解词话很有用。 在这期间，有些单篇论文，如白维国《金瓶梅词话校点兑商》、鲁歌、马征《金瓶梅正误及校点商榷》，虽是对某一文本的校订进行商榷，但对正确理解词话的语句，建设新文本是有贡献的。同样有些非词话系统的金瓶梅本子的整理，也起到同样的作用。秦修容《会评会校本金瓶梅》（北京中华书局）以张竹坡本为底本，校以词话本和崇祯本（内阁文库本），写成巨册校勘记，完成了郑振铎《世界文库》没有完成的工作，填补金学研究一项重大空缺。刘辉、吴敢《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公司）除崇祯本、竹坡本评语外，还收人文龙的评语。对崇祯各本评语列出异同，便于查检。 此外，许多言语学家、注释家如李申、张惠英、傅憎享、张鸿魁、鲍延毅等先生，对金瓶梅词话基本的研究，对词话某些关键词和难词的诊释，都作出贡献。其中张鸿魁的《金瓶梅语音研究》和《金瓶梅字典》，堪称巨著，是建设金瓶梅词话新文本的重要基石。 四、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的特点 现在谈梦梅馆校本。我向来不主张倩人做序，请君入瓮，只好自己来推销自己。现在是商品经济，书籍也是商品。一本书是否成功，看是否带来利润和有多少赚头。根据这个标准，梦梅馆校本基本是失败的。全校本只刷了一次，五千本。卖了四年，到出版社关门还未卖掉。重校本印了两次，第一刷一卖而光，第二刷积压仓底，包销商欲哭无泪，几次想将之还原为纸浆。因为这样，所以至今没有书商敢接手出版三校定本。但听说内地的盗印版却销得红火。有好几个朋友寄来了“样书”，各式各样的，让笔者大开眼界。前几个月，有朋友告我说：“深圳书城卖你的书呢！”走去一看，是重校本。除了以胶装代穿线装，一模一样，连售价也一样。真是盗亦有道。向经理提出，他也很惊奇，收起不卖了。近日到书城，此书又在陈列柜。利之所在，尊重知识产权谈何容易。外国有一谚语：抄袭是对你作品的最大恭维。对盗版似不能这样说。因为梦梅馆校本是境外出版物，化外之民，不受保护，可以放胆盗印；加上内地有些人好奇，想看看没有删节的本子究竟啥样。所以盗版多并不意味就有价值。当然，如果不以营利得失论，梦梅馆本还是有某些特点可以说一说： 一、梦梅馆本是汇校本，力求反映新文本建设的集体成果。校读记七千四百多条，真正属于笔者自己的还不到10%。其它一半如《水浒传》、崇祯本的异文，属于公共财，不好据为己有；一半如施、增、刘、戴、白、卜诸家成果，属于有名有姓学者的智能财，不便据为己有。所谓“梅节校订”，在下只是个挑脚汉，把前人成果汇集起来，按时间先后排列，一一写上属谁的标记。后面这点很重要，也很繁琐。现在学界简便做法是笼统承认校过某某本子，以示“不敢掠美”；具体则统归自己名下，“持臂而仍”。不过笔者认为，这样做不是太好。做学问应该从学会尊重别人研究成果起。如果人人吃在碗里，看在锅里，都想捞别人的，试问谁还愿意花真工夫做学问。另需说明，汇校中也包括真本、古本金瓶梅的成果。有些人很瞧不起这些本子，但张竹坡、施蛰存、梅节可以改，为什么蒋剑人、王文濡、平襟亚辈就不可以改？作为版本，真本、古本等并无多少价值（但仍有影响），文字虽属臆改，间亦有可取。刘本栋先生已据古本校改词话。这里提醒一下金学界诸新进，至今许多辞书包括权威的《汉语大词典》，所引《金瓶梅》的语例，往往所据的不是《金瓶梅词话》，而是《古本金瓶梅》。 二、梦梅馆本不专据崇祯本改词话，尽量保持十卷本词话的特色。金瓶梅文人改编本风行四百年，文字比较通顺。天启末祟祯初书林人士刊行艺人本词话，就据第一代说散本进行校改，大量录入改文。也许是天未丧斯文，编篡者无意之失，《新刻金瓶梅词话》清抄上版，却没有把当衍的文字删去，增文和原文抄并一起。这样一来，不仅留下十卷本词话曾据说散本校改的真凭实据，也可使我们一窥说散本改编艺人本的态度和水准。我们最少可以看到，文士们对大众性说听文学的词话并不很尊重，改编的态度也不很严谨，许多地方原文没有看懂，就随意删改，常乖原意。所以作为“别本”，笔者虽然重视说散本的校勘作用，却并不完全信赖，反而更重视从词话本身找寻内证来校正讹文，尽量把阑入词话本的说散本异文剔除。 三、梦梅馆本扩大校订范围，补校了一些过去忽略的内容文字。中国是神秘文化淤淀极为深厚的国家，金瓶梅又是四百年前俗文化的宝库，其中广泛应用玄学五术的星平禄命术、麻衣相人术、占卜术、选择术等，预言书中人物的命运和吉凶休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些被作为封建迷信而抛弃，新中国成立更被禁绝。所以过去校点者碰到这些问题都绕过去，不置一词。梦梅馆本对此都一一做出校订，兼指出底本致误之由。又如书中的释道疏式词签，科仪宝卷，过去校订者亦较少接触，梦梅馆本尽量搜集原始资料，进行订正。无用之学有时也有用，笔者为校订金瓶梅而研究命理学，也有意外收获。如利用书中丰富的星历材料，根据书中官哥、李瓶儿、西门庆三大丧事所使用的十二个月、日干支，用禄命法进行解构，确定其时间为明隆庆五年八月到六年二月。[11]加上第六十八回提到之“南河（淮河）南徙”发生在万历五年闰八月，提出金瓶梅的成书不可能在嘉靖、庆隆，只能在万历年间。又如据崇祯本第二十九回一条批不对文的眉评：“四柱俱不合，想宋时算命如此耳”，用子平八字构成法，考证出这是崇祯母本的评语，说明文人改编的第一代说散本已带有评语，对弄清成书向题不无小补。 四、梦梅馆本不拘一方之言，注意从方言及俗书方面来校正词话的错误。今本词话的讹误衍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传写的错误，即形近之讹，一是记音的错误，即音近之讹。音讹牵扯到方言问题；形讹牵扯到在民间简体字和俗书问题。后者在重校本《出版说明》曾举出“你”、“的”、“好”互误之例。《金瓶梅词话》使用言语的地域性，学术界有不同意见。笔者五音不全，四声不分，不敢置喙，好处是没有包袱。专家们说金瓶梅使用的是鲁语。我于是认真对校《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有学者说金瓶梅的语言是下江官话、特别是淮扬话，我又认真对校《西游记》，旁及石成金的《雨花香》、曹去晶的《姑妄言》。又有学者说，金瓶梅吸收了相当多的吴方言。我又去查对吴语词典。这些都有收获。北京话、山东话、下江官话、吴语解释不了，又尝试回到家乡话。全校本已利用粤语、四邑话来解释一些难词，得到孙述宇先生的赞许。笔者绝不会认为词话作者是粤人，但词话的语言现象确极端复杂。如“朔不出的鳖老婆”的“朔”，“仆到床下”的“仆”，“赖了钟儿”的“赖”，“攒酒来”的“攒”，“走跳”的“跳”，“雌饭吃”的“雌”，“搏着他脸”的“搏”，和“过为”、“是便”等等。似乎北方话系统已很少人能懂，但粤语却是常语。看来只有开阔胸襟，放宽眼界，才能正确解决词话的用语问题。 五、校勘与整理 梦梅馆本的校勘与整理，悉见于《校读记》。这里只做一些简要说明。校勘目的是去伪存真，提供一个正确的接近原著的《金瓶梅词话》文本。本书以日本大安株式会社配本为底本，覆以北京图书馆藏中土本的两个影印本、即古佚小说刊行会本和联经本，遇有疑难则核对现藏台北故宫原本，《校读记》称“馆本”。梦梅馆本虽然以大安本为底本，并不完全放心。因为我们并未见过大安本的底本栖息堂本和慈眼堂本。对于大安本卷末所附之《修正表》开列385字，判读的根据是什么，也不清楚。所以梦梅馆本对底本大安本，仍逐字用馆本核校，务求文本一字不误。 梦梅馆本参校以下几种本子： 1.《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北京大学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校读记》中称“崇本”。两者有差异，前者称“东崇本”，后者称“北崇本”。 2.《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在兹堂本，台湾里仁书局影印；崇经堂本，香港文乐出版社影印。《校读记》中称“张本”。两者有差异，前者称“大字张本”，后者称“小字张本”。 3.《绘图真本金瓶梅》、《古本金瓶梅》、《重编古本金瓶梅》，在版本上遇到疑难，须疏通某些字句时作参考。《校读记》中称“真本”、“古本”、“古别本”。 在校点过程中，我们还参考了多种近人校点的词话本： 1.《世界文库》本《金瓶梅词话》，郑振铎校点，一至三十三回。《校读记》中简称“郑本”； 2.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金瓶梅词话》，施蛰存校点，一百回。《校读记》中简称“施本，，。 3.中国文学名著本《金瓶梅》，刘本栋校订，一百回。《校读记》中简称“刘本”。 4.全标点本《金瓶梅词话》，台湾增你智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一百回。《校读记》中简称“增本”。 5.中国小说史料丛书本《金瓶梅词话》，戴鸿森校点，一百回。《校读记》中简称“戴本”。 6.《校注金瓶梅词话》，白维国、卜键校注，一百回。《校读记》中简称“白卜本”。 以上属于版本部分。此外，校勘中还参考了文献书籍共四百多种，见卷末《引用书目》，这里不一一列举。金瓶梅本为书会才人一类中下层知识分子编撰的说唱段子，今本词话还是吃开口饭的识字不多的民间艺人记录的底本。据校勘提供的材料，底本是个小开抄本，每半页约八行，每行15-19字不等，以16字为主。艺人的“说话”用的是鲜活的口语，流畅而生动，否则无法吸引听众。有些方言土语本来就有音无字，加上记录者识字不多，于是底本便大量出现生造字、破体字、谐音字，形成“语无定音，字无定体”的现象。如“早是”，是方言词，意同“幸而”，但书中往往写作“早时”、“到是”；“比是”意同“既然是”，本书又写作“比时”、“彼时”、“彼是”。“变卖”是常用词，又作“辨卖”、“便卖”；“常住”是释道用语，又作“常署”、“长住”。这当然大大增加阅读的困难。梦梅馆本在整理中首先将之统一。凡书中字辞有两种以上写法，我们将别字统一于正字，已不流行的俗写统一于现在仍通行的正写。“一发”、“益发”、“越发”、“亦发”“已发”，前面三个辞语仍通用，后两者已被淘汰，词典都查不到，我们将之并入前者。又如“赚”、“撰”、“转”，统一作“赚”；“一定”、“已定”、“以定”，统一于“一定”。 《词话》使用的非通行字辞，如同时代别的书籍已使用通行字辞，我们加以援用。如烹煮之“炖”，本书作“顿”、“ 有些词语，如“服待”、“服事”、“伏侍”、“扶持”，可能含意不尽相同，而且词已见意，则不作统一。同样道理。如女阴，本书除“牝”，也作“𣬼”、“ 底本的整理，另一项是区分。打谈的记录，广泛使用同音和近音字，实际就是别字。所以有人戏言金瓶梅词话是记音小说。如“交”，又兼作“教”、“叫”、“较”、“皎”、“跤”：“相”兼作“箱”、“镶”、“厢”、“想”、“向”、“像”，其中又“厢”“镶”、“箱”代用；“稍”兼作“俏”、“捎”、“梢”、“销”；“吊”兼作“调”、“掉”、“丢”；“甸”兼作“铀”、“垫”、“填”；“里”兼作“哩”、“里”，三者又相互代用。底本的整理，就是尽量将之分析，还原为本字。 《金瓶梅词话》是一部新兴的平话，也是晚明一个重大的文化遗存。我们可以从历史、社会、文化、文字、语言……等各个方面进行发掘阐释其意义，评论其价值。但它首先是一部通俗文学作品，它的核心价值也在这里。像《水浒传》、《红楼梦》一样，《金瓶梅词话》也应有不同的文本。李申先生告诉笔者，他有一个“一字不改”的词话本准备出版，这就非常好。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本子可兼作校勘学、注释学的教材。笔者因应自己的条件，整理此书目的比较单纯，旨在结合校勘，将书中的词语适当规范，使具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读者，能领略、享受这份珍贵的祖国文学遗产。 笔者校点词话凡三易其稿，《校读记》之增删修改不知其数。语云“书三写，鲁成鱼，帝成虎”，在书稿付刊前，曾拟将所有引文核对一遍，但因身体条件已无这个能力。读者诸君援用时，务请核检原书。 注释： [1] 段玉裁《韵经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清嘉庆刻《韵经楼丛书七种》。 [2] 梅挺秀《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北京《燕京学报》新十五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3] 联经本《金瓶梅词话·出版说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影印本《金瓶梅词话》，1986年）第一册首页。 [4] 于凤树《金瓶梅版本概说》（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金瓶梅艺术世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页295-306。刘辉《金瓶梅主要版本所见录》（《全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87。 [5] 大安本《金瓶梅词话·例言》（东京，大安株式会社影印配本《金瓶梅词话》，1963年）第一卷首页。 [6] 长泽规矩也《金瓶梅词话影印的经过》（黄霖、王国安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页83-88。 [7] 韩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它》（丁贞婉译，台湾国立编译馆馆刊第四卷第二期，1975年）页193-228。 [8] 张竹坡《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张竹坡《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台湾里仁书局影印在兹堂本，1980年）回前杂说。 [9] 吴晓铃《金瓶梅词话最初刊本问题》注释[5]（香港，《明报月刊》1989年4月号）页86。 [10] 徐朔方《论张竹坡金瓶梅批评》（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页255-267。 [11] 梅节《金瓶梅成书于万历的新材料》（《稗海新航——大连明清小说第二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页188-196。日本研究金瓶梅著名学者荒木猛先生有《金瓶梅执笔时代の推定》刊1994年《长崎大学教养部纪要，人文科学篇》第35卷第1号，排比官哥、李瓶儿、西门庆丧葬八个月、日干支，推定金瓶梅执笔时代在隆庆以后。蒙荒木先生寄来此文“别刷”，特为拈出。 梅节：香港梦梅馆。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