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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尚书 摘 要：学术界对诗歌“活法”论已有较充分的研究，但对文章“活法”则极少有人论及。事实上，在吕本中诗歌“活法”论的影响和推动下，南宋文章学界一直涌动着主张“活法”的潮流，也许“调门”不如诗界高，但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其势头却一点也不逊色。南宋文章“活法”主要讲为文曲折和圆转，而尤其注意对古文“活法”的发掘，并将它运用到时文写作之中。与诗歌“活法”论一样，这深刻地影响了南宋及以后散文的发展。 关键词：南宋；文章；吕本中；活法；死法 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后期江西诗派首领吕本中（1084—1145）作《夏均父（倪）集序》，集中阐述他在北宋末就已提出的诗歌“活法”论。因该序中的“活法”理念也适合文章，故不妨先将它节略引出：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玄晖（朓）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黄公（庭坚），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趋向，毕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1] 在序中，吕本中对诗歌“活法”的内涵作了阐述，那就是既要守“规矩”，又要有“变化”。换言之，即诗有“定法”，又无“定法”，无“定法”又有“定法”，“法”在似有似无之间。谢朓（字玄晖）所谓“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就是对这种没有定态、变动无常的诗法的形象比喻。据研究，吕本中的“活法”观念源于禅宗[2]，而“悟入”则是由禅入诗的途径，目的是要悟出字面之外的道理，这就叫“将死蛇弄得活”。[3] 吕本中曾说：“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此指苏轼）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此理也。”[4]吕氏是诗人，他的“活法”论主要针对诗歌，但并不妨碍他将目光同时投向“文”（散文）。从序文可知，吕本中视黄庭坚是诗歌“活法”的样板，而这里他又视苏轼为文章“活法”的楷模。对诗歌“活法”论，学界已有较充分的研究，而对文章“活法”则极少有人论及。事实上，与诗歌“活法”极大地影响了南宋诗歌一样，文章“活法”也深刻地影响了南宋散文的发展，本文试论之。 一、南宋文坛的“活法”思潮 我们知道，苏轼尝自评其文，以为“大约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云云[5]；又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6]这些比喻式的论述，无不触及文章“活法”的核心，那就是“变”，而变的结果，便是“活”，故吕本中说苏文“盖尽此（悟入）理”。苏籀尝记其祖苏辙语曰：“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圆成，小事小圆转，每句如圆珠。”[7]可见苏辙与其兄一样，也极重文章活法，对如珠走盘般的孜孜追求，句句都不放过。 从上引可知，二苏皆深谙文章“活法”真谛，只差用“活法”这个术语。从现存文献看，鲜明举起文章“活法”旗帜的，是南宋初作家张孝祥（1132—1169）。他在《题杨梦钖客亭类稿后》中写道： 为文有活法，拘泥者窒之，则能今而不能古。梦锡之文，从昔不胶于俗，纵横运转如盘中丸，未始以一律拘，要其终亦不出于盘。盖其束发事远游，周览天下山川之胜以作其气，所与交者又皆当世知名士，文章安得不美耶？ 余官荆南，梦锡自交广以《客亭类稿》来，精深雄健，视昔时又过数驿，读之终篇，使人首益俯焉。[8] 今按：《客亭类稿》，包括《四六编》、《杂著编》、《古律编》，今残存十四卷，杨冠卿（字梦锡，1139—？）撰。孝祥谓其作品“纵横运转如盘中丸，未始以一律拘”，盖就各体诗文而论，显然他的“活法”定义，与吕本中一脉相承。 庆元间学者俞成在所著《萤雪丛话》卷上写道：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祖蹈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毙吾言者生吾言也，故为活法。伊川先生尝说《中庸》“‘鸢飞戾天’，须知天上者更有天；‘鱼跃于渊’，须知渊中更有地。会得这个道理，便活泼泼地。”吴处厚尝作《剪刀赋》，第五隔对：“去爪为牺，救汤王之早岁；断须烧药，活唐帝之功臣。”当时屡窜易，“唐帝”上一字不妥贴，因看游鳞，顿悟“活”字，不觉手舞足蹈。吕居仁尝序江西宗派诗，若言“灵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后唯意所出，万变不穷，是名活法”。[9]杨万里又从而序之，若曰“学者属文，尝悟活法。所谓活法者，要当优游厌饫”。[10]是皆有得于活法也如此。吁，有胸中之活法，蒙于伊川之说得之；有纸上之活法，蒙于（吴）处厚、（吕）居仁、（杨）万里之说得之。 俞氏的这段话，有些句子较晦涩，但基本意思仍明白。盖认为所谓“死法”，其实就是蹈袭，是胶着古人“陈迹”而不能“点化”；“活法”正相反，它是“夺胎换骨”，追求的是言外之意（“生于吾言之外”、“生吾言”），即“点化”古人语使之具有新意，让“陈迹”获得生命，变得“活泼泼地”。俞氏自谓他的“活法”论受程颐（伊川先生）启发[11]，而直接得之于吴处厚、吕本中和杨万里；前者是“胸中之活法”（哲学理念），后者是“纸上之活法”（写作方法）。俞氏在诸前辈“活法”论的基础上，对“活法”内涵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又首次将视角移向科场时文。 与俞成大致同时的学者王正德，尝在所辑《馀师录》中引陈长方《步里客谈》，谓欧阳修称“晋无文章，只《归去来》一篇”，苏轼称“唐无文章，只《盘谷序》一篇”，然后论曰：“文章态度如风云变灭，水波成文，直因势而然。必欲执一时之迹以为定体，乃欲系风捕影也。”[12]所谓“态度”，指姿态、状态。陈长方是说，文章永远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没有固定的体式。它像风云变灭般不可捉摸，如风生水起般存在于忽然之间。所谓“体”不过是“一时之迹”，转瞬即逝，因而不必执著。陈氏虽未用“活法”一词，但所论实即变化不测的“活法”，且将目光投向古文。 宋末学者陈模《怀古录》引曾樽斋（丰）云：“文字须要自我作古，其次师经，师古文又次之。”[13]再引樽斋云：“作古文须要不法度而自法度。”又曰：“刘斯立《学易堂记》固是好，樽斋云：‘文法好处只用得一回新，盖常用则腐。’然岂特文法之体亦不可守常用一律，且如文字简古底，须要时出一二篇光明俊伟者参错乎其间，方是好看。”[14]曾丰所谓古文应“不法度而自法度”，陈模所谓文法之体“不可守常用一律”，仍然是说文法之变动不居，没有死法，只有活法，再好的“法”也不能“常用”。 元初理学家郝经尝作《答友人论文法书》[15]，虽书中彻底否定后人文法研究的言论有些偏激，但也不乏合理、正确的意见。比如他说“文有大法，无定法”，除所谓“大法”乃“圣人制作裁成”、后人不可能再有作为为我们所不赞同外，其“无定法”的观念，不能不说是文法论的精髓。该书还说：“古之为文也，理明义熟，辞以达志尔。若源泉奋地而出，悠然而行，奔注曲折，自成态度，汇于江而注之海，不期于工而自工，无意于法而皆自为法。”他显然暗用了苏轼自论其文时的表述（见上引），又吸收了曾丰论文的精要，不能不令我们眼睛为之一亮——他虽是位尊经重道的理学夫子，但也有着为文求“活”的开明头脑。 元末明初学者曾鼎著《文式》，其卷上第九“取谕法”之末，引赵撝谦按曰：“作文之法甚多，因其甚难，是以甚多也，大略亦不过此。若夫学博心开之士出乎自然者，不求其法而自法，孔子曰：‘辞达而已矣。’亦奚法？”赵氏既肯定了曾鼎所述之“法”，又跳开一步，以为为文出乎自然者“亦奚法”，反映出他在对“法”有了充分认识之后的猛省。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超越文法、摆脱“法度”羁绊的冲动，在南宋后的文坛和学界，已形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文学思潮。 文章“活法”的观念并不始于吕本中（比如上引二苏，皆早于吕氏），但在吕本中诗歌“活法”论的影响和推动下，文章家对“活法”的热切呼唤，已经此起彼伏，“调门”或许不如诗界高，但势头却一点也不逊色，而且所涉及的面更广，理论成果更丰富。如俞成的“点化”说，陈长文的文无定体说，曾丰的“自我作古”、“不法度而自法度”说，陈模的“不可守常”说，等等，既是对文章“死法”的当头棒喝，也是对“活法”论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活法”是一种理念，它像一双无形的手，暗中主导着作家对写作方法的选择。比如“宋体四六”中的“荆公派”和“东坡派”，因前者主张“谨守法度”，组缀古语，而后者则“出于准绳之外”，融化故事，故四六作法很不相同，成就也大不相侔。这就是“死法”与“活法”的区别。[16]总之，文章写作由无法到有法到死法，再由死法到活法，既是对“法”的发现与建构，也是对“法”的超越与拯救。它仿佛是个往复循环的过程，又似乎最终是对“法”的疏离，其实前后不在一个层次上：若没有对“法”的深入了解，也就无所谓“活法”。 二、“活法”论的“圆”文说 南宋学者论文章“活法”，又将它简化为一个字：圆；或两个字：圆活。这显然是由谢朓“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简化而来，刘勰《龙心雕龙》即已以之论文（详下）。文章有圆有方，不限于古文、时文，甚至不以诗文为别，但南宋人更多地以“圆”或“圆活”论科举时文中的“论体文”。 据钱锺书先生考证，“圆”不仅是中国人的审美传统，西方亦如是。他说：“孔密娣女士曾在里昂大学作论文，考希腊哲人言形体，以圆为贵。……吾国先哲言道体道妙，亦以圆为象”，其下他举有大量例证，此略。需特别指出的，是钱锺书引明人李廷机《举业琐言》云：“行文者总不越规矩二字，规取其圆，矩取其方。故文艺中有著实精发、核事切理者，此矩处也；有水月镜花，浑融周匝，不露色相者，此规处也。今操觚家负奇者，大率矩多而规少，故文义方而不圆。”那么什么是“圆”呢？ 钱氏曰： 余按彦和（刘勰）《文心》，亦偶有“思转自圆”（《体性》）、“骨采未圆”（《风骨》）等语。乃知‘圆’者，词义周妥、完善无缺之谓，非仅音节调顺、字句光致而已。[17] 今按：论体文贵“圆”，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钱先生虽举了《文心雕龙》中个别论“圆”的句子，但似乎没有注意到该书《论说篇》有专门论“圆”之文：“其（指论体）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则“圆”包括了两个构成要素：“义”与“辞”。在“义”方面，主观之“心”必须与客观之“理”契合，做到物我一体，天衣无缝，才算“圆通”；在“辞”方面，语言要能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使人无懈可击，也才算“圆通”。而语言的准确，应该包括自然、流畅，若为文“难”，读来艰涩，文不达义，固不可谓“词共心密”，与圆通是背道而驰的。宋人虽要求论体文要“圆”，但却极少对“圆”的内涵作解释，刘勰之论及钱氏“词义周妥，完善无缺”二语，可帮助我们理解“圆”的含义。 陈傅良《止斋论诀》讲论体文“造语”时，曾提出三个要求，第一就是贵“圆转周旋”（另二贵为“过度精密”、“精奇警拔”）。朱熹《与刘子澄书》曰：“子静寄得对语（引者按：当指四六文）来，语意圆转浑浩，无凝滞处，亦是渠所得效验。”[18]这时诗学也重“圆”，严羽《沧浪诗话·诗法》曰：“下字贵响，造语贵圆。”明归有光要求“文势如贯珠”：“结上生下，是谓贯珠势也。”又谓“文势如走丸”：“转换圆活，略无滞碍，是谓走珠势也。”[19]盖即朱子之意——“结上生下”，谓文脉贯通，“语意圆转浑浩”；“转换圆活”，即行文畅达，“无凝滞处”。这就是宋、明学者常说的“文势”。 陈傅良所谓“圆转周流”，是造语在论体文中的作用，也是如何造语的方法。那么更具体地说，如何造语下字才能“圆”呢？ 陈氏写道： 凡学造语圆转，必先取句语多反复论做一样子，看其如何说起，如何辨论，如何互说，如何引证，模仿其规模，则渐渐自然圆转。凡造语不能圆转者，最是无可说得。但犹将欲说人之子美，必言其父之馀庆，又言其师教之有义方，然亦在于性质之良美；又言其交游之琢习，然欲施之远，犹在于涵养之不替。知如此推广，则圆转不穷矣。 陈氏认为文章中的圆转、周流，主要体现在“多反复”上，具体说来，有“说起”、“辨（通‘辩’）论”、“互说”、“引证”四个方面。也就是造句用字时，必须顾及文理、文脉，一定要立说在理，辩论合乎逻辑，而且要论据充足，文章彼此照应，方能收到圆通、圆满、圆融的效果。陈氏举例道，若欲说人家儿子嘉美，一定要说是他父祖立功积德之“馀庆”，还要说是老师教育有方，当然也要肯定孩子天资良美，又不能忘记其交游的积极影响，最后寄望于继续努力，必能前途无量。——这就“圆”了，因为顾及各个方面，做到了滴水不漏。由此观之，“圆”文的内涵虽可分“义”和“词”，其实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过陈氏所举例子，是那个时代的套话，除圆通、圆满、圆融外，又难免流于“圆滑”的庸俗。 陈傅良所论文章“圆转”，显然不是“句”所能胜任，而只有通过上下文，某一段，甚至在前后呼应中体现出来，故又说到“周流”，即文气流贯而不滞塞。至于如何才能学得将文做“圆”，陈氏要人“先取句语多反复”的论体文做样子进行“模仿”。对初学举业的学子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层次虽低，却可由此起步。在论体文中，论辩主要在讲题部分，故陈氏又在《止斋论诀·原题》中说：“大凡讲题，实事处须是反复铺叙，方得句语圆转。”这是做“圆”文的有效方法，即多侧面、多角度地“反复铺叙”某一事，尽量在“横”的方向开拓，以收行文曲折之致。 科举时文的论体文，必须四平八稳，故文章家特别强调“圆”。很难想象一篇片面、偏颇甚至破绽百出、文字艰涩、文意凝滞的文章，会得到考官的青睐。《论学绳尺·论诀》引福唐李先生（其名待考）《论家指要·论间架》就说：“策文方，论文圆。”故《论学绳尺》以是否“圆”作为衡文的重要标准之一，凡“圆”文皆得美评。如卷四评危科《为治顾力行何如论》曰：“熔意铸辞，圆转清峭，可以见骊塘先辈之妙笔。”又卷五评黄朴《经制述作如何论》：“文势圆转，意味深长，盖自吕东莱《七圣论》中来，老作也。”又卷六评冯椅《仁圣博施济众论》：“文势圆转，节节相应，深得论体。”就是经义，因为同属论体文，宋人也要求“圆”，倪士毅《作义要诀》引弘斋曹氏（泾）曰：“原题之体，其文当圆，其体当似论。” 陈傅良的“圆”文说对后世影响很大，他本人几乎成了“圆”文的一个指代性符号。元代作家陈栎在《送林先生序并诗》中写道：“三山林先生以雄文奥学来教于吾州，其于文无所不能，能无所不工。士友所得多见者，其圆文、讲篇，圆文如盘走珠，坂转丸，妙得止斋（按陈傅良字君举，号止斋）之胎骨也；讲篇如空中楼，鉴中象，妙得晦庵之精髓也。”[20]他又在《贺吴竹所授本邑教谕启》中称赞吴氏“圆文媲陈君举，读之若盘走珠；讲篇肖陆象山，闻者将汗流雨。”[21]可见圆文的特点，与谢朓所说“好诗”如出一辙，圆文之“法”也就是文章“活法”。如果泥于“规矩”，拘于“定格”，是不可能把文写“圆”的。 三、写作中的“活法”操作 文章“活法”既是理论问题，而更重要的乃是实践，即如何把文章写得活络。无论诗文，“活法”的核心都是“变”，但“变”不是难以捉摸的概念，而要通过文章曲折、波澜等实实在在地反映出来。因此，南宋学者并不时常以“活法”标榜，而是多以古文评点的方式，拈出经典作家作品中的各种“关键”，为读者指示文章“活法”之所在，诸如文气，文势，字、句、章法的变化，间架结构的设置，以及过渡、转折、承接、照应、归结等等，人人有法，篇篇不同，内容极为丰富。本文限于篇幅，难以尽言，只能略举如下三项以管窥焉。 1. 文意曲折 吕祖谦《丽泽文说》引吕本中曰： 文字贵曲折、斡旋。 凡作简短文字，必要转处多，凡一转，必有意思则可。 文字若缓，须多看杂文。杂文须多看他节奏紧处，若意思新，转处多，则自然不缓。善转者如短兵相接，盖谓不两行又转也。讲题若转多，恐碎了文字。须转虽多，只是一意方可。若使觉得碎，则不成文字。若铺叙处间架令新不陈，多警策句，则亦不缓。[22] 吕本中一再标举“转”。“转”就是曲折，就是“斡旋”，也就是“变”。“转”得越多，越能使文章层次丰富，内容充实，气势宏伟。因此，“转”乃是最重要的文章“活法”之一。吕本中的这一方法，大大启发了后来的学者和作家。陈模《怀古录》曰： 文字又有洋洋地平说，忽然回头来，变作千斤两许。东坡《晁错论》“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 ”又云：“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却从下而忽起一句云：“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东莱批云：“如平波浅濑中，忽跳起一浪。”[23] 所谓“东莱批”，指吕祖谦在所编《古文关键》中的批语，《晁错论》见该书卷下。如果一味地“平说”，文章将死气沉沉，平庸无奇，而苏轼却“忽跳起一浪”，也就是来个大转折。原文为：“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 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吕氏除上引批语外，又批道：“利害明白。”谓晁错既发削七国之难，却只为求名，不愿当大难，“而遗天子以至危”，结果是“未免于祸”。这种行文法，有如沉静的水面忽然掀起大浪，又有如平地里孤峰突现，令人惊骇。陈模这里是就文中某一部位立论，若就一篇文章论，应是一浪接着一浪，转了又转，方显曲折之致，故他又举东坡海外论《武王》，以为其文字“一浪一波处，譬如长江大河滚起，一波方下，又一浪起，盖其起伏处气势大”。[24] 陈模似乎犹不尽意，又举东坡海外论道： 东坡海外论，脱洒似《权书》，且句句转，疑论断决。如云：“（范）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如云：“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都是架虚描摹事意，而敢于如此断当。其海外论尽如断公案相似，文字所以雄健。[25] 诚斋（杨万里）云：作文贵转多。《孟子》答陈相、《史记·伯夷传》、子由（苏辙）《上刘原父书》，皆有此法。故东坡海外论最高者，以句句转。退之（韩愈）《获麟解》亦然。[26] 陈模及杨万里皆提到苏轼海外论。陈氏所引“海外论”，乃《东坡志林》（五卷本卷五）《论古》十三篇中的第八篇《论范增》，《东坡续集》卷八题作《论项羽范增》。[27]陈氏以为该文“句句转”。宋代古文评点家极重此文，后代评论甚多，欲知宋人所谓文章以“转”求“活”的方法，从此文中可以悟出许多道理来。文不甚长，兹据《苏轼文集》全录于次，然后再看陈模及评点家的点评，遂能晓其究竟。文曰： 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増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 苏子曰：増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増。独恨其不早耳。然则当以何事去？ 増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耶？ 曰：否。増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増曷为以此去哉! 《易》曰：“知几其神乎! ”《诗》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増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 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増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福祸也。未有义帝亡而増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増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以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 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増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増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项羽之疑増，必自是始矣。 方羽杀卿子冠军，増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増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 増年已七十，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虽然，増，高帝之所畏也，増不去，项羽不亡。呜呼，増亦人杰也哉! 吕祖谦《古文关键》卷下收此文，评曰：“这一篇要看抑扬处。吾尝论一段前平平说来，忽换起放开说，见得语新意属，又见一伏一起处，渐次引入难（引者按：指责难）一段（引者按：指“苏子曰……独恨其不早耳”一小段）之曲折。若无陈涉之得民一段，便接（项）羽杀卿子一段去，则文字直了，无曲折，且义帝之立一段亦直了。惟有此二段，然后见曲折处。”吕氏着眼点是文章的曲折，故他在文章旁批中，多次点出“委曲”、“抑”、“扬”等“关键”来。 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三亦收此文，文末评曰：“此是东坡海外文字，一句一字增减不得，句句有法，字字尽心，后生只熟读暗记此篇，义理融明，音律谐和，下笔作论必惊世绝俗。此论最好处，在方（项）羽杀卿子冠军时，（范）增与羽比肩事义帝一段，当与《晁错论》并观。”在“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下，谢氏批曰：“此一段最妙，乃是无中生有、死中求活。”明归有光《归震川先生论文章体则》，有所谓“死中求活则”，曰：“凡文字议论已到至处，更出一段议论，不溺于题意之寻常，是谓死中求活，此文法之最妙者。如苏子瞻《范增论》方羽杀卿子冠军一说、《晁错论》‘当此之时’一段是也。”[28]文末谢氏又论曰：“凡作史评，断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败，如明官判断大公案，须要说得人心服，若只能责人，亦非高手。须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时，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当如何应变，当如何全身，必有至当不易之说。”对其结尾，谢氏尤大加赞赏，批曰：“结尾不贬尽范增，反许之为人杰，正如韩文公（愈）《争臣论》攻击不遗馀力，结句乃曰‘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如此方是公论。若断人之过，攻人之恶，没人之善，皆非老手。” 清章禹功《古文析观详解》评此文道：“范增当羽矫杀卿子冠军，欲洁身而去，又恐将置君于何地，固非人臣之分。必待羽之弑义帝然后去，则已坐失机宜久矣。故‘知几’二字，是去就根本。文只就增去不能早处，层层驳入，段段回环。末用数语叫转，更得抑扬三昧。”[29] 综观诸家之评，知《论项羽范增》妙处甚多，但核心仍然是曲折和斡旋，也就是要善于“转”或“变”。不仅古文，时文亦如此。欧阳起鸣《论评活法》以为“论腰”是文章之“转”，曰：“变态极多，大凡转一转，发尽本题馀意。或譬喻，或经句，或借反意相形，或立说断题，如平洋寸草中突出一小峰，则耸人耳目。到此处，文字要得苍而健，耸而新，若有腹无腰竟转尾，则文字直了，殊觉意味浅促。”[30]时文是要严格遵循“死法”即程式的，但论腰是腹与尾之间的一个层次，一个缓冲，也需要运以“活法”，添设曲折，既可使文章姿态横生，又增加了文意的厚度。 2. 句法灵活 南宋学者论文章“活法”，除文意曲折外，又讲究语言灵活多变，虽然也是“变”，但“变”法又有所不同。 首先是句法。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二收韩愈《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其开头一段曰： 愈闻周公之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当是时，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九字 句），奸邪谗佞欺负之徒皆已除去（十二字句），四海皆已无虞（六字句），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宾贡（十五字句），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销息（十四字句），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十七字句），风俗皆已敦厚（六字句），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十七字句），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皆已备至（十四字句）。 谢氏批注道：“此一段连下九个‘皆已’字，变化七样句法（按指七种字数不同的句型，谢氏已在文中注出）。字有多少，句有长短，文有反顺。起伏顿挫，如层澜、惊涛、怒波。读者但见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章法、句法也。”同上又收韩愈《送石洪处士序》，谢氏论之曰：“韩文公作文千变万化，不可捉摸，如雷电神鬼，使人不可测。”从文中多处批语可知，所谓“千变万化”，亦指句法灵活，而使文多顿挫。后来归有光论古文体则，立所谓“句法长短错综则”，所据即此。[31]又同书收《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送杨少尹序》，谢氏又评曰：“文有气力，有光焰，顿挫豪荡，读之快人意。”也是指句法。综观该书全卷之谢氏批注，他主张句子应长短错综不齐，文势或婉曲，或劲健；行文则时而舒缓，时而又如狂澜活波；转换自如，层次丰富，等等。 为求语言灵活，除句子长短变化外，句型变化也很重要。 宋人很重错综句，视角就是它的“变”。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第八篇之五述错综句，认为“构成错综，大约有四种重要方法：第一，抽换词面；第二，交蹉语次；第三，伸缩文身；第四，变化句式。”第二种“交蹉语次”，“是将语词的顺序安排得前后参差，使得说话前后不同”；这又有“反复”、“对偶”、“排比”三种形式，而“反复”就是陈骙《文则》所谓“交错”。《发凡》举《孟子·梁惠王上》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陈望道在该节末的“附记”中说，这类错综的名称和议论很多，如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四所谓“相错成文”，陈善《扪虱新话》卷五所谓“错综其语”，《（苕溪）渔隐从话》后集二五引严有翼《艺苑雌黄》所谓“蹉对”，等等。《梦溪笔谈》举韩愈《罗池神铭》石本“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后句为错综。沈括谓“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辞》‘吉日兮辰良’…… 盖欲相错成文，则语势矫耳”。[32]屈原《九歌》之《东皇太一》开头“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两句，宋元学者常举为错综的典型句例，元陈绎曾《文说》以为该句 “倒一字，句法便健十倍”。 宋人常以为例的错综句，还有杜诗“红稻啄残鹦鹉粒”一联。释惠洪《冷斋夜话》曰：“老杜云：‘红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以事不错综，则不成文章。若平直叙之，则曰：‘鹦鹉啄残红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以‘红稻’于上，以‘凤凰’于下者，错综之也。”[33]方颐孙《百段锦》卷上有“造句格”，多达二十一项，其中有所谓“啄鹦栖凤句”，举陈傅良《尧舜论》，然后论曰：“‘天下之机心也，莫之禁也犹火，而易扰也犹猛兽’（引者按：此三句为《尧舜论》中语），曷不曰‘犹火之莫禁，犹猛兽之易扰’，而颠倒下者，恐与前句法相象，又无宛转。正如前辈诗云：‘红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乃以鹦鹉啄残红稻之馀粒，凤凰常栖碧梧之老枝，颠倒下句，意思斡旋，不至白直木强。诗文之妙诀相类，观者知之。”“颠倒下句”，《文则》称“倒语之法”，或称“倒句”，也就是错综句法。元初魏天应编《论学绳尺》，卷首辑有“诸先辈论行文法”，其中“用字法”也举 错综句例，并说“以此推之，可知用字法”，将此法看得很高。 3. 语言警策 吕本中尝曰： 陆士衡《文赋》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论也。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老杜诗云：“句不惊人死不休。”所谓惊人句，即警策也。[34] 吕本中侄孙祖谦《古文关键》卷首《总论看文字法》，第四亦是“看警策、句法”，曰：“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处，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剪截有力处，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吕氏用了六个“如何是”，把“一篇警策”放在首位，其下才是“句法”。本文第一节尝引陈傅良《止斋论诀》讲科举论体文“造语三贵”，第三是“精奇警拔”，曰：“既能学得过度精密处，便可取颜公栻、俞公烈等论熟读，学其造语警拔，则当于下字上着功夫。盖下字既工，则句语自然警拔矣。如此，则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而况但欲中有司之程度乎! ”照此说来，造语欲“精奇警拔”，“下字”是关键，因为所谓“精奇警拔”，其实就是语句中某个（或某些）表现力特强的“字”所蕴涵、呈现出来的意义效能。不过“精奇警拔”的内涵应该比“警策”更丰富，两者并不完全等同。 那么到底什么是“警策”呢？ 如果举文章实例说明，也许比理论阐释更能直观地说明这个问题。《古文关键》卷上欧阳修《朋党论》，在“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句旁，批曰：“惊人句。”在被政敌诬为“朋党”时，欧阳修不但不申辩，反而发出“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这种惊世骇俗、出人意料之论，而观下面的论证后，又不能不颔首称是，佩服其立论之高。吕祖谦又在《朋友论》“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数句旁 批：“警策有力处。”意思是不仅文意精彩，而且结论确然不可动摇，显得十分有力。要之，文章中语义高妙，道理深刻，能够振聋发聩的论点或结论，乃是吕本中所谓“警策”的内涵，所以他说“惊人句”也就是警策句。无论诗文，篇有警策方能使人蓦然惊醒，也才会有令人拍案叫绝、过目不忘的精彩，并对读者、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即吕本中所谓“竦动世人”）。若从文法论，警策句其实也是文意的曲折或转折，只是它折转的幅度太大，远远超过一般人的认识或表达水平。 四、南宋文章“活法”论的现实指向 文章既有“活法”，与诗歌一样，就必然存在与之相对应的“死法”，无“死法”也就无所谓“活法”。我们知道，唐宋时期的科举时文，先是诗赋，接着是策、论、经义，都逐渐走向程式化，这个过程最终在南宋初完成。[35]程式化建构起了一套凝固的“文字腔子”[36]，举子必须循规蹈矩，严格执行，否则就将断送科举前程。场屋考试号称“较艺”，但评判高下的标准乃是能否掌握死法之“技”，所谓“较艺”其实就是“较技”。关于此点，笔者曾屡有论述[37]，本文不再赘。于是，程式法便成了“死法”。南宋的许多文法论著，都是为科举考试之需而作，有的直接就是场屋用书（如《止斋论祖·论诀》、《声律关键》、《论学绳尺》等等），它们研究的就是时文程式法，也就是“死法”。 应当着重说明的是，“死法”并非什么十恶不赦的怪物，它自有存在的理由，决非一否了之那么简单。这是因为，死法之“法”是学者们对文章结构、写作规律乃至审美习惯的认识与总结，是客观世界固有逻辑的反映，是人类智慧长期积累的结晶，具有相当高的价值，而并非无中生有的虚拟，更非考试机关的主观预设。启功先生曾说人们给“八股”二字加上各种谑谥、恶谥，其实是“冤案”，八股是一种文体形式，“它本身并无善恶之可言”，因为它所反映的是一种“语言次序”，而这次序“又多是从实践中选择出来的”[38]，就是这个意思。因此，那些“法”自身并不错，作家理应遵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错在人们把它用“死”了，即无论内容和作者写作个性如何，人人都得按程式操作，每个步骤皆不得增损，作文成了流水线生产，结果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程式于是变为一陈不变的“定格”，而受到社会的普遍诟病。 如果“定格”只用于科举考试，那也就罢了，但它必然会对整个文坛产生消极影响。南宋后期学者罗大经说：“杨东山（引者按：名长孺，杨万里之子）尝谓余曰：‘…… 渡江以来，汪（藻）、孙（觌）、洪（指“三洪”适、遵、迈）、周（必大），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诗，其碑铭等文，亦只是词科（即博学宏词科）程文手段，终乏古意。近时真景元（德秀）亦然，但长于作奏疏。’”[39]元初作家刘壎曾分析词科之所以使人难以自拔的原因道：“盖词科之文自有一种体致，既用功之深，则他日虽欲变化气质，而自不觉其暗合。犹如工举业者力学古文，未尝不欲脱去举文畦径也，若且淘汰未尽，自然一言半语不免暗犯。故作古文而有举子语在其中者，谓之金盘盛狗矢。”[40]所谓“工举业者”，指工进士科时文。上述虽主要讲词科，但进士科影响更大。“死法”既然有存在的理由，那它一旦被认知，就不可能被否定或消灭；然而“死法”又确有很大的危害性，因此提出“活法”就势所必然，它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反映了学界的强烈诉求，即一方面承认“死法”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寻求“将死蛇弄得活”的途径，让活泼泼的文风吹拂科场和文坛。 就文章体制论，古文之所以优于时文，正在于古文虽有法，但不是死法，它可以随宜变化，寓“法”于无法之中，有如转圆走珠，没有定体。于是，北宋末作家唐庚适时地提出了时文“以古文为法”的口号。[41]南宋以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为代表的古文评点本，用评点经典作家作品的方法，将时文“以古文为法”的构想付诸实践，从而架起了一座使古文通向时文的桥梁，它们固然有以古文作法证明程式法合理的一面，但更重要的功能，是欲教时文作者学习古文“活法”，或者说用古文“活法”为时文程式的死法“输血”，尽量使二者的利弊“对冲”，提高时文的写作水平；同时又以“死法”反观古文，获得对古文文法的进一步认知，从而也提高古文的写作水平。不难发现，时文写作虽遵循程式化后的“死法”，但在时文“以古文为法”的影响下，大量古文“活法”因素融入写作程序，所以仍不乏优秀之作；即便是僵死如明清八股文，在归有光等“以古文为时文”口号的影响下，也不是没有好作品，原因就在这里。同时，“活法”论也启迪着古文作者，使之成为更自觉的写作规范，又必然深刻地影响南宋及以后古文的发展，其功绩不容低估。 时至宋末，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欧阳起鸣著《论评活法》，《论学绳尺·行文要法》引其“论头”、“论项”、“论心”、“论腹”、“论腰”、“论尾”诸则，明明讲的是时文程式，却以“活法”名书。元代文章学家陈绎曾《文筌》之《古文谱四·制》，有“制法九十字”，论古文的布置与行文，连同“改润法”十字，共一百字，他颇为自负，以为是“作文活法，变化之妙，尽在是矣”。但若考察他的方法，所谓“制法九十字”，实际上就是九十种写作法，也就是细列文章所有“构件”的制作、施工方法，以回答“如何起，如何承接，如何收拾”等问题。[42]这有如今天某些机关秘书，先已抄录制作了各种场合的套话，需要时随取随用。欧阳起鸣、陈绎曾等显然有以“死法”充“活法”，或变“活法”为“死法”之嫌。这说明至宋末元初，标榜“活法”已成文章家的时髦，但也违背了“活法”论的本意。清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櫆说：“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要在自家于读时微会之。”[43]晚清学者林纾论“文忌”之“拘牵”，也是讲这个道理：“何谓拘牵？ 牵于成见，拘于成法也。文人之手，不能无法；必终身束缚于成法之中，不自变化，纵使能成篇幅，然神木而形索，直是枯木朽株而已，不谓文也。”[44]因此，文章“活法”的精髓，永远是吕本中所说的既有定法又无定法，也就是自由灵活而不失“规矩”——其妙在此，其难亦在此。如果丢掉了这点，将活法模式化，“活法”又将成为死法。 注释： [1]刘克庄：《江西诗派》引，《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按此序当即王正德《馀师录》卷三所引吕本中《远游堂诗集序》，仅个别文字有异。 [2]云门宗缘密禅师就讨论过“死句”、“活句”的问题，大致为意在言内为死句，意在言外为活句。见《五灯会元》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册，第935页。 [3]此乃吕本中引禅家语，见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3页。 [4]《童蒙诗训》，《宋诗话辑佚》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94页。又见张镃：《仕学规范》卷卷三五引。 [5]《答谢民师推官书》，《苏轼文集》卷四九。 [6]《自评文》（或题《文说》），《苏轼文集》卷六六。 [7]《栾城遗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81页。 [9]按：今存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一四引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序》无此数句。 [10]按：据文意，所引当出自杨万里序江西诗派语，然今传《诚斋集》卷七九《江西宗派诗序》无此数句，其他文中亦无之。 [11]按所引乃综述程颐两段语录，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三《谢显道记忆平日语》，《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60页。 [12]《馀师录》卷二，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册，第362页。欧、苏语见《东坡志林》卷七。 [13]《怀古录》卷下，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第516页。按此三句及下引曾氏语，不见于今本曾丰《缘督集》。唯《缘督集》卷一三《答刘师董书》有曰：“欧、苏之门无道时文之学者。无已，则古乎。曷谓古？曰：自我作古，真古也；自人作古，假而已矣。” [14]《怀古录》卷下，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第524—525页。 [15]载《陵川集》卷二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对此问题，笔者另有《论文章学视野中的“宋体四六”》详述（待刊即出），请参阅。 [17]以上所引钱氏语，详见《谈艺录》第三一则，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1—114页。 [18]《朱文公文集》卷三五，《四部丛刊初编》本。 [19]《归震川先生论文章体则》，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第1726页。 [20]《定宇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定宇集》卷一一。 [22]张镃：《仕学规范》卷三五引，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329页。 [23]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第519页。 [24]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第515页。按《论武王》见《苏轼文集》卷五，《东坡志林》卷五题作《武王非圣人》。 [25]《怀古录》，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第519页。 [26]《怀古录》，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第525页。 [27]见《苏轼文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2页。 [28]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第1734页。 [29]《古文析观详解》卷六，清乾隆八年刊本。 [30]见《论学绳尺·行文要法》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归震川先生论文章体则》，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第1725页。 [32]《修辞学发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172页。 [33]今本《冷斋夜话》无，见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三“错综句法”引。 [34]《仕学规范》卷三五《作文四》引《吕氏童蒙训》。又见王正德：《馀师录》卷三引。 [35]关于策论、经义程式化的进程，请参拙文：《论宋代科举时文的程式化》，《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36]“文字腔子”，语出《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乃批评吕祖谦的时文研究。 [37]请详参拙著：《宋代科举与文学》第十九章《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悖反》第一节，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52页。 [38]见启功：《说八股·引言》，启功等：《说八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页。 [39]《鹤林玉露》丙编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5页。 [40]《隐居通议》卷一八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关于宋代时文“以古文为法”的提出，详参拙文：《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42]详见拙文：《宋元文章学的行文论》，载王水照、朱刚编论文集：《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3]见薛福成：《论文集要》卷二《刘海峰论文偶记》，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6册，第5790页。 [44]《春觉斋论文十六忌》，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7册，第6409页。 [作者简介]祝尚书，男，四川阆中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 3 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