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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选本编纂总有不同的批评功能与目的， 周济、陈匪石以选本为依托，通过特定的编排方式与词法讨论，推演、阐释逆溯之法，体现了他们对于学词门径的新思考。而与逆溯路径相伴随的是，他们对于词学典范以及这种典范的认定审美标准的探讨。这些词学观念，在晚清、民国词坛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另外，逆溯在诗学中较为普遍，周济词学理论中的逆溯思路，与他的“词史”理论一样，体现了向诗学靠拢的意识。这些都是晚清民国词学中饶有意味的问题，需要予以深入分析。 二、逆溯之法与重塑典范 周济《宋四家词选》于晚清词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周济独特的编排方式，以及此种方式所隐含的词学指向与批评意图，即通过《宋四家词选》的编选，重新确立师法典范，示人学词门径不无关系。 《宋四家词选》虽然与朱彝尊《词综》、张惠言《词选》一样，仍采取分人编排的体例，但在次序上却作了调整，参照张为《诗人主客图》的编排方式，以周、辛、王、吴为冠，以晏殊等四十三人附之。四家从目录上的排列顺序依次是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后两者的排序显然有所颠倒，这并不是周济的无谓之失，而是一种匠心独具。如众所知，《宋四家词选》是周济词学“中更三变”，“年逾五十，始识康庄”的结晶，是其词学思想臻于成熟的表现。周济谈到四人特点时说：“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碧山餍心切理，言近旨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梦窗奇想壮彩，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是为四家，领袖一代。余子荦荦，以方附庸。”[4]这种次序体现了周济心目中词人的位置之高下。[5]同时，也体现了周济重塑词学典范的思考与追求。 浙西词派崇尚清空雅正，提出推尊南宋姜、张的主张，一时蔚为风气，家白石而户玉田。张惠言开创常州词派，虽提出学习南唐北宋，以温庭筠为最高，一反浙西，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受到浙西的影响，如在116首词中，南宋选了姜夔（3首）、张炎（1首）、王沂孙（4首）等，对姜、张之作不忍割舍，且不乏好评，如《词选序》：“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6]俨然以此八家为宋词正声，而以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为变声别调，虽有重塑词学示范的意图，但在理论阐述与实际操作上并不清晰。有鉴于此，周济无论在理论阐释上，还是选目安排上，都做了精心的考虑。如其《介存斋论词杂著》就指出： 近人颇知北宋之妙，然终不免有姜、张二字横亘胸中。岂知姜、张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论词之人，叔夏晚出，既与碧山同时，又与梦窗别派，是以过尊白石，但主清空。后人不能细研词中曲折深浅之故，群聚而和之，并为一谈，亦固其所也。 吾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由今思之，可谓瞽人扪籥也。稼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惟暗香、疏影二词，寄意题外，包蕴无穷，可与稼轩相伯仲。余俱据事直书，不过手意近辣耳。白石词如明七子诗，看是高格响调，不耐人细思。白石以诗法入词，门径浅狭，如孙过庭书，但便后人模仿。 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诣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然其清绝处，自不易到。玉田词佳处匹敌圣与，往往有似是而非处，不可不知。叔夏所以不及前人处，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换意。若其用意佳者，即字字珠辉玉映，不可指摘。近人喜学玉田，亦为修饰字句易，换意难。[7] 周济的批评意图非常鲜明，即为颠覆浙西推崇姜、张的传统，重塑词学典范。这种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宋四家词选》中，如将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尊为领袖一代的四大词人，而把姜夔置于辛弃疾，张炎置于王沂孙堂庑之下，其意显然。揆诸晚清民初词史，周济重塑词学典范的努力显然得到了晚清词家的注重，譬如他对梦窗词的推崇，即为晚清四家所注意，从而形成了晚清词坛的梦窗热；[8]其对清真“集大成”的称誉显然也影响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实际上，周济重塑词学典范的用意，主要是为后学指示学词门径。值得注意是，他指点后学门径时，却给出了与选目不同的另一种次序：“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返清真之浑化。”其中即体现了逆溯而上的学词之法。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逆溯，在后面的，难度是否小过前面的？如戈载曾指出张炎“易学而实难学”问题：“盖世之词家，动曰能学玉田，此易视乎玉田而云然者，不知玉田易学而实难学。玉田以空灵为主，但学其空灵而笔不转深，则其意浅，非入于滑，即入于粗矣。玉田以婉丽为宗，但学其婉丽而句不炼精，则其音卑，非近于弱，即近于靡矣。故善学之，则得门而入，升其堂，造其室，即可与清真、白石、梦窗诸公互相鼓吹，否则浮光掠影，貌合神离，仍是门外汉而已。”[9]对于梦窗词也有诸如此类的看法。不过，周济认为学词的难易，关键在于有无门径可入。周济曾指出：“南宋有门径，有门径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径，无门径故似易而实难。”[10]因而，规划了“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返清真之浑化”的学词路径。也就是说，在周济看来，后面的有比较直接的门径，而前面的则比较浑成。如果这个意见可以成立，则也还有一个对最高典范的认定的标准问题。周济逆溯的结点是清真词，是因为清真词“浑化”最符合他的“无寄托出”、“沉痛之极，仍能含蓄”的审美标准。 周济藉《宋四家词选》开示学词门径的观念与思路，学界已多有评述与探讨，如朱祖谋《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金针度，《词辨》止庵精。截断众流穷正变，一灯乐苑此长明。推演四家评。”[11]即指出《词辨》、《宋四家词选》金针度人的词学价值。蒋兆兰《词说》：“周止庵《宋四家词选》，议论透辟，步骤井然，洵乎暗室之明灯，迷津之宝筏也”；“周止庵穷正变，分家数，为学人导先路，而词学始有统系，有归宿。”[12]方智范等《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亦指出：“周济以宋四家词为学词统系，意在度人金针、示人津筏，而并非随意进退古人。”[13]杨柏岭更是强调说：“周济依次选择王、辛、吴、周四人，虽与四人各自词学成就及艺术特色有关，但并非有以四人词‘为冠’之意。最关键的原因是四人词及其次序有门径可寻的易学性质，是周济自认为的能实现他寄托词说的一个有效途径。”[14]两著对周济所指示的学词门径有细致而具体的分析，此不赘。周济所开示的学词门径对晚清以降的词学观念与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蒋兆兰曾明确指出：“逮乎晚清，词家极盛，大抵原本风雅，谨守止庵，导源碧山，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之说为之。”[15] 周济虽于《宋四家词选序》中提出“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返清真之浑化”的逆溯之途径，但在选目编排与逆溯结点上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说明。此后，晚清词家循着周济的思路，对学词门径多有讨论。如陈洵便直承《宋四家词选》，极力推许周济的宋四家之说：“周止庵立周辛吴王四家，善矣。惟师说虽具，而统系未明。疑于传授家法，或未洽也。吾意则以周、吴为师，余子为友，使周、吴有定尊，然后余子可取益。”但又有所变通，主张专师清真、梦窗二家，由梦窗而窥清真：“吾年三十，始学为词。读周氏《四家词选》，即欲从事于美成。乃求之于美成，而美成不可见也。求之于稼轩，而美成不可见也。求之于碧山，而美成不可见也。于是专求之于梦窗，然后得之。因知学词者，由梦窗以窥美成，犹学诗者由义山以窥少陵，皆涂辙之至正者也。”[16]海绡结合自己的学词经验，认为周济指示的由碧山、梦窗、稼轩上追清真的历程，未免过于迂回曲折，尤其是稼轩与清真的词风差异较大，门径亦殊；而梦窗与清真风格相近，亦有渊源，沈伯时即指出梦窗得清真之妙。晚清其他词人亦同陈洵，每选取其中一家予以推崇师法，如朱祖谋之推崇梦窗，王国维之崇尚清真等。 不过，周济所指示的逆溯之径，到了民国词学中，由于词学环境与学术理路的变化，得到了进一步的揄扬与阐释。在选本批评中，最具代表性是陈匪石的《宋词举》。陈匪石对选本批评极为重视，其《声执》下卷评述了自《花间集》至《宋词三百首》等22种词选本，要言不烦，论说透辟，可谓一部简当的词选史。他对周济的词学推崇备至：“《词辨》所附之《论词杂著》、《宋四家词选》之叙与论及眉评，皆指示作词之法，并评论两宋各家之得失，示人以入手之门及深造之道。清季王半塘为一代宗匠，即有得于周氏之途径者。……自周氏书出而张氏之学益显，百余年来词径之开辟，可谓周氏导之。”[17]《宋词举》也很大程度上继承、弘扬了周济的选词学思想与词学观念。 三、逆溯之法与开示门径 《宋词举》的逆溯之法较之于周济更为自觉，也更加成熟，除接受周济“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返清真之浑化”的逆溯思路，称此“犹是周止庵教人之法”外，陈匪石还受到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的启发，[18]《宋词举·凡例》云：“近人讲历史有用逆溯者，兹仿其例，起张炎，迄晏几道，依时代编次，后者居前，前者居后。”体现了陈匪石宽广而融通的学术视野。此外，《宋词举》的编纂有着明确的目的与用途，即为大学课堂讲授而编纂，面对特殊的受众，需要考虑其接受能力，因此，相较于浑成深厚、难以企及的北宋词，“有门径可寻”的南宋词自然更易于接受。这恰恰是《宋词举》“由博返约，沿委求原”、“并示宋词之径路”的词学预期所在。 与周济不同的是，《宋词举》逆溯的结点是晏几道，这与陈匪石的词学观念以及对最高典范的认定标准密切相关。陈匪石认为“词中以小令为最难，犹诗中之五、七绝也”，[19] 既然令词最难，那就需要考虑学词者的接受问题，安排篇目时应遵循先易后难的思路。而实际上，在陈匪石看来，晏几道尚不能作为逆溯的终点，他还有更高的指向，即唐五代，因为“唐五代是小令的时代”，直承乐府而来，具有浑朴天然，一片神行的审美特征。而这种浑朴的境界与清真词之“浑化”有所不同，前者是自然而然，朴厚率真；后者则是千锤百炼归于浑厚。因此，同样是逆溯，但由于逆溯的终点不同，也就体现了从周济到陈匪石，或者说由晚清至民国，对词体文学最高典范认定标准的变化。陈匪石之所以选择晏几道为逆溯的结点，是考虑到小晏为北宋令词的集大成者，是由北宋进入唐五代的中间环节，“至于北宋小令，近承五季，慢词蕃衍，其风始微。……而砥柱中流，断非几道莫属。由是以上稽李煜、冯延巳，而至于韦庄、温庭筠，薪尽火传，渊源易溯。”[20]陈匪石的思路与民国词学，尤其是王国维的词学观念相一致，体现了民国词坛对词体文学最高典范的新思考与新选择。 既然师法的最高典范已有变化，那么，学词的逆溯之径自然也就有所调整，这体现在《宋词举》的选目编排上。《宋词举》选录南北宋词人各六家，计53首，南宋27首在前，北宋26首列后。南宋依次为张炎3首、王沂孙4首、吴文英5首、姜夔8首、史达祖3首、辛弃疾4首，北宋依次为周邦彦8首、秦观3首、苏轼2首、贺铸4首、柳永4首、晏几道5首。[21]共选慢词42首，南宋24首，北宋18首；小令11首，南宋3首，北宋8首。这种编排体现了陈匪石对逆溯之法的独特思考。 首先，选目安排体现了学词路径上的回溯——先南宋，后北宋。这恰恰体现的是周济的逆溯思路，但周济仅是理论上作了阐发，编纂《宋四家词选》时并没有采用逆溯的编排方式。陈匪石后来居上，将周济的逆溯思路加以具体化，“初学为词者，先于张、王求雅正之音、意内言外之旨，然后以吴炼其气意，以姜拓其胸襟，以辛健其笔力，而旁参之史，藉探清真之门径，即可望北宋之堂室。”[22]为学词者指示了一条由浅而深、由易而难、由有形至无形的路径，使得周济所指出的北宋词“无门径”可入，变得有门径可寻，藉由南宋而探得的“清真之门径”，进而自然而然地入“北宋之堂室”。 其次，选词的编排与“论词”体现了陈匪石关于词体回溯的思考。《宋词举》所选各家均以慢词始，以小令结；南北宋也各以慢词始，以小令结；从而体现出由南宋慢词始，以北宋小令结的整体框架与词体回溯路线。如此编排，是因为在陈匪石看来，小令难于慢词，需要考虑学词者的阶梯问题。同时，由慢词向小令回溯，也是遵循词体演进的规律。为实现这种逆溯，《宋词举》选择北宋令词最具代表性的词人晏几道为殿军，甚至不惜打乱词家年代的后先顺序。如此，就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宋词举》在北宋时代词家安排后先顺序上产生混乱的原因了。 陈匪石的逆溯思路非常精细，不仅由慢词而上溯令词，而且在慢词和小令各自的内部也渗透着这样的思考，即由南宋慢词向北宋慢词回溯，南宋小令向北宋小令回溯。在小令的回溯上，陈匪石如下安排：姜夔、辛弃疾、秦观、苏轼、贺铸、晏几道。姜夔的令词融入慢词笔法，如《杏花天影》（绿丝低拂鸳鸯浦）一词，陈匪石评曰：“布局与慢曲略同，而节促音繁，意赅言简，南宋小令，大率如是。”[23]其《点绛唇》（燕雁无心），陈廷焯评云：“通首只写眼前景物，至结处云云，感时伤事，只用‘今何许’三字提唱；‘凭阑怀古’以下，仅以‘残柳’五字咏叹了之：无穷哀感，都在虚处。令读者吊古伤今，不能自止。洵推绝调。”[24]陈匪石亦认为：“以词言，为小令正轨。以境言，则诚所谓‘襟期洒落’、‘意到语工，不期高远而自高远’者。”[25]两作堪称南宋令词之典范，加之陈匪石认为南宋小令至姜夔已能涵盖其后各家，故所举自姜夔始。至于稼轩的小令，陈匪石认为别具意义，评其《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云：“温、韦小令作法，句句垂，句句缩，言尽意不尽，比兴之体，深厚之旨以蕴藉出之。然太白此调一片神行，千古绝唱，实与温、韦殊途同归，温、韦亦不袭太白之迹也。稼轩此词盖师太白者。……全词就造口之所闻所见言，不加涂泽，而以劲气达之，如生铁铸成，不可移动，似浅近，实深厚，乐府中超超元著，实亦从《古诗十九首》得来。”[26]可谓推崇之至，他在《旧时月色斋词谭》中也指出：“词中以小令为最难，犹诗中之五、七绝也。《花间》一集，尽辟町畦，益之以南唐二主、冯正中，更衍为珠玉、小山、六一，小令之能事，已不为后人更留余地。近世以来，凡填小令，无论如何名家，皆不脱温、韦、冯、李、晏、欧窠臼。陈伯弢谓小令可以不填，持论虽似稍偏，然实甘苦独得之言也。余谓填小令而欲避花间途径者，尚有二派：其一取语淡意远之致，以古乐府之神行之，庄蒿庵《蝶恋花》四阕，此其选也。其一用豪迈疏宕之致，中泠孽子和《庚子秋词》韵为‘春冰’词五十三首，似得其窾也。”[27]其中，陈匪石提出的令词创新的两种途径，稼轩可谓兼而有之。实际上，陈匪石在对稼轩令词的评述中，给出了另外一种逆溯的思路，即由稼轩迈《花间》而上溯太白，直至古乐府之“一片神行”。陈匪石选录东坡的小令《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也是出于同样的缘由，虽“为别调”，但却“一片神行，则温、韦、晏、欧所未有”[28]。此外，稼轩无论小令还是慢词，都属于“由北开南”、“是词家转境” [29]一路。当然，由南溯北，则非稼轩莫属了。他如秦观令词之作法“虽属小令，已开引、近之端”[30]，而“引、近一类，为小令入慢曲之关键”[31]；贺铸“小令一道，又为百余年结响”[32]。晏几道的令词创作于慢词始兴之际，令词之中融入慢词之法， 对慢词的安排也是如此，起自张炎，终于柳永，同样是一条合乎词体衍变逻辑的路径。张炎、王沂孙擅长寄托，吴文英“由南追北”，姜夔“脱胎稼轩”，史达祖“全祖清真”，辛弃疾“由北开南”，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秦观“卓然正宗”，苏轼“别有天地”，贺铸“实周、吴所自出”、柳永“格调始成”。北宋为源，成熟于柳永；南宋为变，结响于张、王。由北宋浑朴无迹，流衍为南宋华丽有踪。学词者逆溯而上，就可以由华丽有踪而臻于浑朴无迹了。 另外，《宋词举》以柳永为慢词逆溯的终点，与晚清以来对柳词认识的逐步深化及陈匪石论词推崇浑朴的气象，不无关系。在柳词的接受史上，自周济之后略有变化。周济《宋四家词选》录柳词10首，指出：“柳词总以平敘见长。或发端、或结尾、或换头，以一二语勾勒提掇，有千钧之力。”又云：“清真词多耆卿脱胎，思力沈挚处往往出蓝。然耆卿秀淡幽艳，是不可及。后人摭其乐章，訾为俗笔，真瞽说也。”[34]其后，冯煦、刘熙载颇能指出柳词的佳处，冯煦《蒿庵论词》云：“耆卿词，曲处能直，密处能疏，奡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35]刘熙载《词概》云：“耆卿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叙事，有过前人。”[36]陈匪石对柳词的认识自然接受了他们的影响，不过又略有不同，周济等人侧重于词法，而陈匪石则侧重于气象：“柳屯田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句，论者讥其轻薄。又以集中诸词多闺房媟亵语，议其轻亵。不知屯田词品正如绝代佳人，乱头粗服，而一种天然之致，自不可掩。且其气冲和，纯是浑沦未凿气象。” [37]这种对浑沦气象、天然之致的赏爱，与其在令词创作对古乐府风格的推崇是一致的，体现了陈匪石对词之体性的认识与审美观念的变化。 《宋词举》逆溯路径的精心安排，不仅体现了陈匪石对词体文学演进规律认识的深化，也体现了他在新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学词对象，对学词路径的作出的新思考。 四、逆溯路径与词法传授 相对来说，清代词选多为专业词家所编纂，手眼甚高，在选本的功用上，也往往侧重于推尊词体、开宗立派，而于示人词法方面则略有忽视。个中原因，应该不是词家视词法为此道之秘诀，而不愿金针示人，更合理的解释则是选家多为行家里手，认为词法乃小道末技而不屑为之。又文学史上一流的作家往往比较自信，学习前代每欲直接入其堂奥，所以，只是提出师法的典范，而于具体的门径鲜有虑及，更遑论作词之法了。清代词坛也大致如此，如朱彝尊提出师法姜夔、张炎，而具体到如何学习，则没有予以明确地论述与微观的示范。 这种状况到了清代的中后期有所改观，尤其是常州词派。张惠言《词选》是在歙县金榜家坐馆 陈匪石的《宋词举》也如此，起初即具有课堂讲义的性质，因此编选目的也更为明确，“本书编述，期导学者以先路，故每首附以解说，详述其作法家数与夫命意用笔之方，造境行气之概、运典铸词之略，庶一经拈述即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43]当然，《宋词举》后出转精，词法的指示更为具体，思路也更加成熟。从词的章法、意脉到意象风格，均有精妙之分析。如选论张炎《高阳台》（接叶巢莺）则偏重于章法的指授，“起两句，陆辅之列入‘奇对’，以体物与琢句之工，玉田本色也。……前遍题面已足，后遍再由‘能几番游’之感引申言之。第一句曰‘当年燕子知何处’，近与‘万绿’‘荒烟’之地，远与‘能几番游’之时，岭断云连，作提空之笔，即玉田所谓‘过变不可断了曲意’者，故谭献标出‘章法’二字。……若不论身世，但论春暮之悲，亦如颜鲁公书，力透纸背，于此可悟深入浅出之诀。”[44]词之章法对初学者尤为重要，谭献认为此词极重章法，故而，陈匪石以此篇冠《宋词举》之首。再如以吴文英《花犯》（小娉婷）为例细说词法曰：“沈伯时《乐府指迷》曰：‘作词用花卉之类，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然多流淫艳，当自斟酌。如直说花卉，而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此梦窗家法。”[45]又论梦窗《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云：“柳屯田长调用笔运气，首创此法。南宋善学柳者，惟梦窗一人。特意须极多，否则非竭即复；气须极盛，否则非断即率耳。至此词绵密之情，醇厚之味，炼意琢句之新奇，空际转身之灵活，则由愚前四首所论，可隅反而得之。再《咏荷》、《丰乐楼》两首，布局虽略有不同，而作法亦不外是。”[46]这些关于词法的分析，包蕴着陈匪石便于学词者研习与揣摩的匠心思考。 便于初学的同时，陈匪石也很重视创新。因此，他在选录词家作品时，不仅强调对作家的主导风格的辨析，而且还偏重于讨论词家之别调。如张炎词以清空秀逸，律吕协洽而著称，以至于周济批评道：“玉田才本不高，专恃磨砻雕琢，装头作脚，处处妥当，后人翕然宗之。然如《南浦》之赋春水，《疏影》之赋梅影，逐韵凑成，豪无脉络，而户诵不已，真耳食也。”[47]给人的印象是玉田鲜有慷慨淋漓之作，陈匪石则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论其《八声甘州》（记玉关踏雪事清游）云：“谭献曰：‘一气旋折，作壮词须识此法。’盖此词以事之曲折为文之波澜。……在玉田词中，为直抒胸臆之作，通篇一气直下，不使一提笔、转笔、衬笔，尤见力量。”[48]可谓别具眼光，一方面显示了他对玉田词审美特征的多元体认，另一方面也有为学词指示创新途径的考虑。再如，王沂孙的咏物之作尚比兴寄托，因此，每为张惠言、周济所推举，张惠言：“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49]周济则谓：“咏物最争托意隶事处，以意贯串，浑化无痕，碧山胜场也。”[50]陈匪石在选录碧山比兴之作的同时，还特别例举其《高阳台》（驼褐轻装）一词，指出：“碧山赋体绝少，述之以示作法。”[51]此外，如评周邦彦《夜飞鹊》（河桥送人处）：“此词全篇以实笔写实境，句句往下坠，无一笔往上提，在清真集为别一机杼，亦他人屐齿所不到也。”[52]评晏几道《思远人》（红叶黄花秋意晚）：“此词纯用直笔朴语，不事藻饰，在小山为另一机杼。”[53]以上体现了陈匪石对所选词人风格认识的深化，学词者从此入手，不失为一种颇具开拓与创新的路径。文学史上，后代作家对前代的超越，往往选择前代已有开拓，但尚未发展成熟、臻于妙境的领域。如中国的五、七言古近体诗大都在唐代已经发展成熟，相比较而言，只有七言律诗尚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而这一点，到了黄庭坚手中最为突出，尤其他喜欢写拗体七律，继承杜甫所开创的传统，而又多有创获。陈匪石的思路也可作如是观。 需要指出的是，陈匪石在词法的具体讨论上，亦体现了逆溯的观念，如指出张炎《八声甘州》脱胎于周邦彦《夜飞鹊》一词，选清真词时特别例举其《夜飞鹊》；论吴文英《莺啼序》指出“南宋善学柳者，惟梦窗一人”，又评柳永《夜半乐》曰：“其以清劲之气、沉雄之魄，运用长句，尤耆卿特长。美成《西平乐》、梦窗《莺啼序》，全得力于柳词。”[54]这种思路除指明作家的创作渊源外，还便于学词者由流而源，进行词法的逆溯与比较，从而更好地体味与掌握。 为便于指示初学，陈匪石甚至不惜舍弃自己的词学偏好，这体现在《宋词举》对姜夔词的选录与评价上。《宋词举》所选南宋词数量上以白石为首，与清真并列，均为8首，而将梦窗列为第二，其中原因，也是出于指示词学门径的考虑，陈匪石曾指出：“白石、梦窗皆善练气。但白石之气清刚拔俗，在字句外，人得而见之；梦窗之气，潜气内转，伏于无字句中，人不得而见之。此所以知白石者较多，知梦窗者较少。”[55]相对于梦窗，白石更适合于初学，因此，作出扬姜退吴的选择。实际上，陈匪石对梦窗词也一向较为关注，从1913年的《旧时月色斋词谭》至1937年的《北宋慢词的作法》，对梦窗词均十分推崇，甚至可以认为，以个人的好尚而论，陈匪石对梦窗的喜爱程度似乎更胜于白石。但考虑到《宋词举》“导学者以先路”的用途，只好如此取舍安排了，由此也可见陈匪石的良苦用心。 余 论 周济、陈匪石之所以提出逆溯之法，除了前此所论重塑经典、开示门径的缘由与目的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与考虑？众所周知，词学是学习诗学的，而诗学里逆溯之法是常见的方式。宋代江西诗派、江湖诗派学习杜甫的方式，都是逆溯。[56]江西诗派中，如黄庭坚，朱弁《风月堂诗话》即指出：“黄鲁直深悟此理，乃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今之诗人少有及此者，禅家所谓更高一著也。”[57]认为黄庭坚学杜甫由李商隐入；而陈师道则认为学杜应从黄庭坚入手，否则，就不免“失之拙易”[58]；方回也认同这样的路径，明确表示“学老杜当学山谷诗”。[59]江湖诗派亦如此，刘克庄《跋姚镛县尉文稿》云：“才力有定禀，文字无止法。君以盛年挟老气为之不已，诗自姚合、贾岛达之于李、杜。”[60]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三云：“予谓学姚合诗，如此亦可到也。必进而至于贾岛，斯可矣；又进而至老杜，斯无可无不可矣。”[61]提出以姚、贾诸人入杜的学诗途径。对初学者而言，或许杜诗典范过高，无门径可入，时间又相距较远，因此，学杜往往就需要有个中间环节。那么，源流探本，逆溯而上，由苏黄或姚贾而至老杜，就不失为一条的有效的学诗途径。周济的词学观念每受诗学之影响，他著名的“词史”说，“诗有史，词亦有史”，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诗史”观念的启发。更何况逆溯之法在诗学领域中广为青睐，且行之有效，因此，在指示学词门径时，自然会考虑到向诗学借鉴，从而将逆溯的思路移植到词学领域。值得关注的是，周济倡导“词亦有史”的理论，有推尊词体的意图。那么，与之相应，在学词门径上向诗学借鉴，提出逆溯之法，是否也有尊体的意味呢，尚待我们加以深入探讨。 诗学中的逆溯之法，直至晚清仍然得到重视，如陈衍提出“三元”的见解：“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62]陈氏之说，所选择的学诗途径是从苏黄及江西诗派入手，经过韩愈，最后到达杜甫。陈三立亦指出借径苏黄而上溯唐诗，主要是少陵、昌黎，其诗云：“吾生恨晚生千岁，不与苏黄数子游。得有斯人力复古，公然高咏气横秋。”[63]与诗学一样，周济提示的逆溯之法，也得到晚清词家的注重，除前文提及的陈洵等人外，另如端木埰， 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逆溯之法所指示的仅是一种学词的门径，偏重于艺术与风格的模拟，且带有较强的复古意味，创作中不能将其视为唯一的梯航，也不应按图索骥，否则就过于皮相了。这也是晚清以来，词家指示学词门径时，除了注重多读书外，还强调社会人生、时代条件等因素的缘由了。即便是倡导逆溯之法的周济，同时强调“词亦有史”；陈匪石也指出：“咏物体亦非不可作，然须以我为主，不以物为主，而时序之感、家国之事，一以寄之，则不物所束缚，方免于呆板之弊。”[68]皆非常注重创作与时代、社会和人生的关系。 注释：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CZW017）、江苏省普通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的阶段性成果。 [2]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3]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43页。 [4]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词话丛编》，第1643页。 [5]此点， [6]《词话丛编》，第1617页。 [7]《词话丛编》，第1629-1635页。 [8]参看张宏生《周济的推尊词体与开示门径》，收入张宏生《清词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9]戈载《宋七家词选》卷七，道光十七年翠薇花馆刻本。 [10]《词话丛编》，第1645页。 [11]白敦仁笺注《彊村语业笺注》，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356页。 [12]《词话丛编》，第4631、4637页。 [13]方智范等《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 [14]杨柏岭《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15]蒋兆兰《词说》，《词话丛编》，第4625页。 [16]陈洵《海绡说词》，《词话丛编》，第3808-3809页。 [17]陈匪石《声执》，载《宋词举》（外三种）陈匪石编著，钟振振校点，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18]陈匪石编纂《宋词举》时，与陈垣、吴承仕、尹炎武、张尔田等历史学家多有往还，使之有条件将史学方法引进到词学中来。 [19] 陈匪石《旧时月色斋词谭》，《宋词举》（外三种），第211页。 [20]《宋词举》，第83页。 [21]《宋词举》两宋各家时代后先顺序，对南宋的安排正常，北宋的安排略显混乱。 [22]《宋词举》，第8页。 [23]《宋词举》，第60页。 [24]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3798页。 [25]《宋词举》，第62页。 [26]《宋词举》，第81-82页。 [27]《宋词举》，第211页。 [28]《宋词举》，第125页。 [29]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词话丛编》，第1644页。 [30]《宋词举》，第118页。 [31]《宋词举》，第55页。 [32]《宋词举》，第83页。 [33]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6页。 [34]《词话丛编》，第1651页。 [35]《词话丛编》，第3585页。 [36]《词话丛编》，第3689页。 [37]陈匪石《旧时月色斋词谭》，《宋词举》，第215页。 [38]《词话丛编》，第1609页。 [39]《词话丛编》，第1637页。 [40]《词话丛编》，第1630页。 [41]《词话丛编》，第1646页。 [42]除文中所举外，另如许昂霄为张载华传授词法而编选《晴雪雅词》，谭献应徐珂之请评点《词辨》，均体现了这样的特征。 [43]《宋词举》，第3页。 [44]《宋词举》，第12-13页。 [45]《宋词举》，第35页。 [46]《宋词举》，第43页。 [47]《词话丛编》，第1644页。 [48]《宋词举》，第17-18页。 [49]《词话丛编》，第1616页。 [50]《词话丛编》，第1644页。 [51]《宋词举》，第29页。 [52]《宋词举》，第98页。 [53]《宋词举》，第156页。 [54]《宋词举》，第144页。 [55]陈匪石《旧时月色斋词谭》，载《宋词举》（外三种），第219页。 [56]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4—188页。 [57]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见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6页。 [58]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5页。 [59]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三黄庭坚《戏题巫山县用杜子美韵》诗评，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6页。 [60]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九，《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9册，第184页。 [61]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三姚合《题李频新居》诗评，《瀛奎律髓汇评》第960页。 [62]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见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63]陈三立《散原精舍诗》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576册，第20页。 [64]唐圭璋《端木子畴批注张惠言〈词选〉跋》、《端木子畴与近代词坛》，唐圭璋《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5、629页。 [65]朱祖谋《半塘定稿序》，陈乃乾辑《清名家词》，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0册。 [66]汪辟疆《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72页。 [67]朱庸斋《分春馆词话》卷一，载刘梦芙《近现代词话丛编》，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331页。当然，对从近代而上逆溯，词家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如蔡嵩云：“学词切勿先看近人词。近人词多重敷浮字面，不尚意境，不讲章法，不守格律。从此入手，以后即不能到宋名贤境界。清词亦只末季，王、朱、郑、况等数家可以取法，余不足观也。” [68]《宋词举》，第213页。 [作者简介]沙先一，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