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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元刻本之著录及存世情况 明代之前的《世说新语》版本，今可知者有五种，即唐抄残本（简称“唐抄本”） [1]、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跋刊本（简称“董本”）[2]、宋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跋刊本[3]、宋淳熙十六年（1189）湘中刻本（简称“湘中本”）[4]以及元刻本。前四种版本均已影印出版，嘉惠学术良多，惟元刻本迄今未得公布，知者甚少，偶有提及，则语焉不详 [5]；诸如杨勇《世说新语校笺》（1969初版、2006年修订版，简称“杨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1983，简称“余笺”）、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1984，简称“徐笺）及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2002，简称“朱校”）诸书，亦未能利用元刻本进行版本校勘 [6]，殊为憾事。 事实上，元刻本自印行以来，即似流传不广，明清公私书目鲜有著录，惟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杂家类”载：“宋刻《世说》三卷，刘辰翁批点刊行，元板分为八卷。”[7]清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宋元杂板书”载：“《世说新语》八卷，元板。”余多失载，其珍稀不啻唐钞宋椠。今知存世之《世说新语》元刻本凡两部，分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及台北“国家图书馆”。笔者幸得友朋之助，将其悉数复制，特作版本介绍如下： 其一、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简称“内阁本”）。 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五、今人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子部·小说家类”（2000）有著录。八卷四册，钤有“昌平坂学问所”、“浅草文库”、“书籍馆印”、“日本政府图书”等藏印，可略窥其流传脉络。 首“耘庐刘应登”序，大字写刻，半叶五行，行十三至十五字不等。序文末云：“丙戌长夏，病思无聊，因手校家本，精剗其长注，间疏其滞义，明年以授梓，乃五月既望梓成。”此“丙戌”，朱校据《江西通志》卷七十六所载刘应登为宋景定间漕贡进士，考定为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8]，则元刻本《世说新语》的刊刻时间当为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甚是。 次正文，卷一首页顶格题“世说新语卷第一”，另两行低四格，分别刻“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须溪刘辰翁批点”，有明显剜改痕迹；第四行低两格（其余三十五门皆低三格）刻“德行第一”。正文半叶十行，行十七字，注文小字双行；细黑口，双鱼尾，四周单栏。字体为秀劲之颜体，乃元建阳地区刻本的典型风格[见图一]。全书除卷四卷首失题之外，其余七卷卷首题署均相同。书中偶有数叶（譬如卷二第十九叶、卷四第五、第六叶等）字体与前后不同，当为补刻，故内阁本乃属后印本，然从其字迹清晰、边栏基本完整、且无断版痕迹判断，刷印时书板磨损尚不太严重。 其二、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本（简称“台甲本”）。 日本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1983增订版）、台北《“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子部·小说家”（1998）著录。八卷八册，钤有“怀辛所见宋元秘笈”、“吴兴许氏怀辛斋藏”、“博明怀辛主人藏书印”、“张裕钊图书印”等藏印。 台甲本之版式、行款、字体及题署均与内阁本相同，当属同版[参见图2]。然若干书叶有字迹漫漶或边栏残断现象，八卷之中又有四卷（即卷一、二、四、六）卷首失题，据此判断：台甲本的刷印时间要晚于内阁本。台甲本书首有清光绪十一年（1885）古籍目录学家叶昌炽墨笔长跋，足资考证，特予迻录： 此书旧有二刻，一王弇州本，一袁褧本，皆三卷。此本八卷，耘庐刘应登刊，旧注删节，十无二三，间有应登自注，随文训释，无所发明。其自序云：丙戌长夏，病思无聊，手校家本，明年授梓。书中遇宋讳缺笔，应登当为宋人，“丙戌”，理宗宝庆二年也。然中有须溪刘辰翁评，辰翁宋末人，宋亡上距宝庆丙戌计四十年，其评未行，应登无由采之，及覆审谛，乃知后来所窜入，何以言之？前二卷题名剗去未刊，卷三始题云“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为一行，“须溪刘辰翁批点”为一行，此必原刻撰人、注人分列二行，后并为一行，即以所空一行补刻刘辰翁姓氏，前二卷偶脱之，或是补刻不坚，随即损落。评语皆在各条末行缀刻，末行无空则移上方，亦有竟剗去本文重为缀刻，以留余地，无越行者，此尤补刊之迹，显然可认。原刻颇精，补入之字，不堪寓目，盖宋元之际辰翁评本如《少陵诗》之类，盛行于时，坊肆借以炫售耳。每半叶十行，行大小皆十七字，以今本勘之，卷一管宁、华歆锄菜一则，今本与上一则误合为一，此本不误。字亦颇有异同。旧为郢中  叶跋将刘应登序中之“丙戌”，定为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实误。然叶氏关于元刻本刘辰翁批点文字的推论，极为精辟，显示出其作为古籍版本目录专家的敏锐眼光。细检内阁本及台甲本全书，刘辰翁批点文字，均作小字双行，专以墨盖为标记，内阴刻“批”字，颇为醒目；其位置则缀刻于行末或书叶边角空白处，少量刻于书眉，字体拙劣，与正文秀劲之颜体迥然有别。故笔者认同叶氏所云：刘辰翁批点文字乃属坊肆“炫售”窜增，非刘应登初刊时所刻。此事颇为重要，关乎刘辰翁批点之真伪。本文第五部分尚有展述，可参阅。 除此之外，据日本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1983增订版）及台北《“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子部·小说家”（1998）著录：台北“国家图书馆”另藏有一部元刻本《世说新语》（简称“台乙本”），八卷八册，钤有“寒云秘笈珍藏之印”、“天尺楼”、“芹圃藏书”等藏印，知曾经近代藏书家刘世瑗、张芹伯及袁克文递藏。首册封面有民国四年（1915）袁氏题识：“《世说新语》八卷，须溪刘辰翁批点，元刊本。乙卯八月。寒云。”笔者亦将此书复制，细审其版式、行款及题署文字，均与内阁本及台甲本相同，就连刘辰翁批点文字，亦缀刻于行末或书叶边角处，然字体与前两部迥异，初疑之为元代书坊翻刻本。后查阅明正德四年（1509）赵俊刻本《世说新语》，意外发现该本与台乙本完全相同，仅书尾多出一则赵氏跋语，始悟其中玄机：盖旧时书贾将明正德刻本撤去跋语，冒充元刊本射利，孰料竟然骗过袁寒云之法眼。经笔者比勘，赵俊刻本乃据元刘应登刊本翻刻 [9]，故台乙本非是元刻，实为明正德翻刻元本。 综上，内阁本与台甲本均为元刻元印本，且属同版，惟刷印时间有先后，内阁本的印刷质量略优于台甲本。故本文进行版本校勘及相关研究时，若非特别说明，凡所称引“元刻本”，均指内阁本。 二 元刻本之底本与分卷 关于元刻本之底本，刘应登序文仅称为“家本”，至于具体是何版本，则未作交代，全书也无刊刻牌记，故只能从文本内部寻找探考线索。 据刘应登序文，元刻本《世说新语》的刊刻时间，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时距离南宋灭亡（1279）只有八年时间，在如此动荡、短暂的时间内，存在另一次刊刻《世说新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刘序所云“家本”，即元刻本《世说新语》的底本，应该是一个宋本，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宋本？与现知三个宋本之间又是何种关系？ 笔者将元刻本与“董本”、“湘中本”进行了细致的文字对勘，结果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凡元刻本与“董本”存在异文之处，与“湘中本”却往往一致。换言之，元刻本的文本面貌与“湘中本”极为接近。兹将相关例证勒为下表 [10]，以便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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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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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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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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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中本
| 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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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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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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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東亭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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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東亭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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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東亭謂曰
| 王東亭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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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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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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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見，畏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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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畏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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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見，畏其难
| 既定，畏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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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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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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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中军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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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中军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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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中军浩
| 殷中军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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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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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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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掾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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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掾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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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掾询
| 许掾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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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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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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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為滎陽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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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為榮陽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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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為滎陽郡
| 出為衡陽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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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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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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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明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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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明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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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明之世
| 盛明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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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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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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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祚所以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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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作所以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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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祚所以不長
| 魏阼所以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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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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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量·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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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祚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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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阼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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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祚存亡
| 晉阼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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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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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量·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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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敬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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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欲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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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敬其人
| 甚欲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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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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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譽·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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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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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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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承公
| 孫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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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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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藻·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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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令易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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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易令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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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令易達
| 清易令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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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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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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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狀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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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狀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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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狀短小
| 狀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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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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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誕·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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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有記，初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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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有記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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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有記，初從
| 為人有記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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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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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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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汝一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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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汝一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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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汝一杯酒
| 上汝一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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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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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譎·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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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陽吐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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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剔吐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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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陽吐汙
| 乃剔吐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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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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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譎·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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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熟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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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孰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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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熟眠
| 詐孰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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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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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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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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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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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 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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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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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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畋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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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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畋獵
| 畋獵 |
上表十八个例证中，有形近而异者，如例5、7、8等；有属于异体字或通假字者，如例14、16；也有因文义理解不同而造成异文者，如例2、11、13、15等，凡此表明：元刻本与“董本”相异而与“湘中本”相近，非出偶然，两者定然存在版本上的亲密关系。那么，是否可以说，元刻本的底本就是“湘中本”？尚不能够，因为在文本对勘中还发现了若干反例，参见下表：
出处
元刻本
董本
湘中本
袁本
1
文學·五三
共笑之
共笑之
笑之
共笑之
2
方正·五三
時為會稽
時索會稽
時索會稽
時為會稽
3
識鑒·十五
必興愍惻
必興慜惻
必興慜惻
必興愍惻
4
賞譽·五七
亦小倦
亦小倦
體亦小倦
亦小倦
5
品藻·五五
何如安石
何如安石
何如安萬
何如安石
6
任誕·二七
溫發口鄙穢
溫發口鄙穢
發口鄙穢
溫發口鄙穢
7
假譎·七
年減十歲
年減十歲
年裁十歲
年減十歲
8
尤悔·十一
必當蒙祐
必當蒙祐
必當蒙佑
必當蒙祐
上表八个例证中，第2、3两个例证，元刻本与“袁本”一致，“湘中本”则与“董本”一致；其它六个例证，均为元刻本与“董本”、“袁本”相同，而“湘中本”独异。
综合上述两表，可以得出推论：元刻本的底本，是一个文本面貌与“湘中本”极为接近的宋本，但它与“湘中本”又存在少量异文，就这些异文的具体情况来看，其产生的原因，有可能是“湘中本”刊刻时校改所致。元刻本所据底本，与“湘中本”之底本似为同一版本。
与底本相关者，另有避讳问题。今“董本”避讳之字甚多，包括“桓”、“竟”、“敬”、“胤”、“玄”、“慎”、“殷”、“徵”等，而元刻本却仅避“桓”、“恒”两字，余皆不避。按理：元刻本的底本是一个宋本，所避之字自不止“桓”、“恒”，如果元刻本严格保留底本原貌，那就应该诸字皆避；如果不拟保留底本原貌，则连“桓”、“恒”也不必避，何以会止避“桓”、“恒”呢？这需要联系刊刻者刘应登的个人情况来予以解释，据《江西通志》卷七十六“人物·吉安府”记载，刘应登和其弟刘应凤，入元后均不仕新朝 [11]，表现出颇为强烈的遗民色彩。从书籍出版的角度，元刻本《世说新语》本不必再避宋讳而徒增麻烦；但是，从遗民的角度，避宋讳又可寄寓家国情感。因此，刘应登最终选择了一个折衷的方式，即只避“桓”“恒”而不避它讳。事实上，即便是“桓”、“恒”两字，元刻本所避也并不严格，譬如《言语》第55则“桓公北征经金城”、第56则“简文作抚军时，尝与桓宣武俱入朝”，此两处“桓”字皆未避。
此外，元刻本还存在避“殊”为“绝”的情况，此盖与宋代著名文人晏殊（元献）有关，晏氏曾手校《世说新语》，“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截，最为善本”（董弅跋），校定时为避己名而改“殊”为“绝”，其后递相因循，遂导致晏殊本系统的《世说新语》版本，皆或多或少留有避改“殊”字之例。与此相对，源自陆游校刊本的袁本，则完全不避“殊”字。笔者将元刻本、“董本”及“湘中本”，与袁本进行了比勘，共发现6处避改“殊”字的例证，分别为：1、《言语》第107则，袁本作“当时殊迕旨”，元刻本、“董本”及“湘中本”均作“当时绝迕旨”； 2、《文学》第56则，袁本作“亦觉殊不及向”，三本均作“亦觉绝不及向”；3、《文学》第96则，袁本作“殊可观”，三本均作“绝可观”；4、《识鉴》第18则，袁本作“殊有确然之志”，三本均作“绝有确然之志”；5、《赏誉》第46则，袁本作“殊未有得”，三本均作“绝未有得”；6、《赏誉》第58则，袁本作“位望殊为陵迟”，三本均作“位望绝为陵迟”。凡此表明：“董本”、“湘中本”与元刻本，具有相同的版本渊源，即俱属晏殊本系统。不仅如此，文本中“殊”字避改例证的多寡，还可作为判别该系统版本文貌古老程度的标记之一，譬如《贤媛》第9则，袁本、“董本”均作“殊不似公休”，“湘中本”此处未出校语，当亦同袁本，惟独元刻本作“绝不似公休”，仍避“殊”字。由此观之，元刻本所保留的文本面貌（仅指正文），似为今存晏殊本系统中最为原始者。
关于元刻本的分卷，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今存元刻本，凡分八卷三十六门，具体为：卷一“德行”、“言语”，凡二门三十九叶；卷二“政事”、“文学”，凡二门二十八叶；卷三“方正”、“雅量”，凡二门二十六叶；卷四“识鉴”、“赏誉”，凡二门二十六叶；卷五“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凡五门二十六叶；卷六“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凡八门二十七叶；卷七“宠礼”、“任诞”、“简傲”、“排调”，凡四门二十九叶；卷八“轻诋”、“假谲”、“黜免”、“俭嗇”、“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紕漏”、“惑溺”、“仇隙”，凡十一门三十叶。除卷一叶数略多之外，其余七卷均在二十六至三十叶之间，篇幅大致均衡。从内容来看：卷一、卷二本自儒家四科；卷三、卷四、卷五多为品题人物，记录嘉言懿语；卷六“类指偏激者流”；卷七、卷八“则陈险征细行” [12]，亦可谓条理清晰。
如前文所述，元刻本底本是一个属于晏殊本系统的宋本，据宋汪藻《世说叙录》载，晏殊本与钱（文僖）本、黄（庭坚）本、王（仲至）本，均为十卷本，惟“篇第不同”；而与元刻本文貌极为接近的“湘中本”，亦分为三卷，故元刻本的底本不可能是八卷本，八卷之分应是刊刻者刘应登所为。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曾将八卷本斥为“淆乱卷帙”，这一批评的立论基础是：流传至今的宋本《世说新语》，诸如“董本”、“湘中本”以及“袁本”（宋陆游校刊本的重雕本），均分作上中下三卷，而宋本在明清以降的古籍版本领域又具有崇高地位，元刻本分成八卷，自然就被视为对三卷本的一种“淆乱”。然《隋书·经籍志》著录之刘义庆《世说》原本，正作八卷，刘应登此举只是力图恢复原本卷帙而已。况且，《世说新语》文本流传至宋代，卷帙篇第，纷乱复杂，汪藻《世说叙录》即载有两卷本、三卷本、十卷本、十一卷本等多种异本；其中晏殊本原分十卷，至绍兴八年（1138）董弅重加校正，始分三卷，可见三卷本充其量也不过代表了宋人对《世说新语》文本的一种分法而已，元刻本重分八卷，又有何“乱”可“淆”？《读书敏求记》的指斥实在有失公允。值得一提者，元刻本的八卷分法，对于《世说新语》在明代的刊刻传播影响颇深，仅目前所知，八卷本的明刻本就有明正德四年（1509）赵俊刻本、万历十年（1582）凌瀛初墨色刻本、万历十四年（1586）余碧泉刻本、万历二十四年（1596）吴瑞征刻本，以及著名的万历间凌瀛初四色套印本等。虽然诸本各卷起迄不尽相同，但八卷本作为《世说新语》的一个版本系统，刊刻不断，理应引起足够的关注[13]。
三 元刻本正文之版本校勘价值
元刻本曾对《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大加删削，此举虽招致后人指责（详见后文），却也十分清楚地表明：刊刻者的出版重点乃在于正文。从古籍刊印的角度，元刻本正文字体秀劲，字形宽大，行款疏朗，甚为精美；且校对极为细致，书中留有多处校对后改刻的痕迹：譬如《文学》第83则（“王敬仁年十三”）、第84则（“孙兴公云”），元刻本校对时发现误将两则相接，遂将第83则正文最后两字“微言”，改刻为小字双行，空出一格，补刻“○”，作为分则标记；《方正》第58则“恶见文度已复痴”一句，元刻本校对时发现漏刻一字，遂将“见文”改刻成小字双行，空出一格，补刻所漏之字。类似的例证，元刻本中还有七处，此不一一赘举。
刊刻的认真以及校对的细致，使元刻本正文之中明显误刻之字大为减少[14]，此与向来倍受尊崇的宋椠“董本”，恰好形成鲜明对比，参见下表：
出 处
元刻本
董本
袁本
1
德行·四
高自標持
高目標持
高自標持
2
言語·六九
令巢許遇稷契
今巢許遇稷契
令巢許遇稷契
3
言語·九一
王子敬
王乎敬
王子敬
4
言語·九九
苻堅
符堅
符堅
5
政事·六
欲令小加弘潤
欲今小加弘潤
欲令小加弘潤
6
文學·七四
揚州口談至劇
湯州口談至劇
揚州口談至劇
7
雅量·一
心了其故
心子其故
心了其故
8
雅量·二
於今絕矣
於今紀矣
於今絕矣
9
賞譽·三
伐惡退不肖
伐惡退不有
伐惡退不肖
10
賞譽·十七
渾問濟
渾門濟
渾問濟
11
賞譽·一O一
值謝梳頭
值謝桓（缺筆）頭
值謝梳頭
12
赏誉·一O二
况今自乡选
况今目乡选
况今自乡选
13
賞譽·一一九
二賢
一賢
二賢
14
豪爽·三
王大將軍自目
王大將軍首目
王大將軍自目
15
賢媛·十一
達旦忘反
達且忘反
達旦忘反
16
賢媛·二七
古几
古凡
古几
17
排調·四三
七尺之軀
士尺之軀
七尺之軀
18
輕詆·十五
王藍田
王藍日
王藍田
而更为重要的是，笔者将元刻本正文与“董本”、“袁本”及“湘中本”相校勘，发现竟有近200处异文，其中部分异文或可纠正它本之误，或相比之下文义略胜。倘若考虑到：元刻本的底本是一个文貌与“湘中本“极为接近的宋本，而且是今存晏殊本版本系统中文貌最为古老的一种，那么，元刻本的上述异文便具有弥足珍贵的版本校勘价值。
兹略举十例，聊充窥斑知豹之效：
1、《假谲》第7则，“董本”、“袁本”作：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汙头面被褥，诈孰眠。敦论事造半，方意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孰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
其中“剔吐汙”一句，“杨笺”云：“剔，沈校作‘陽’，臆改。勇按：剔，洩去也。《淮南子要略》：‘剔河而道九歧。’”杨氏实误！元刻本、“湘中本”均作“陽”字。据文义分析，王右军无意中听闻逆节阴谋，为保全性命，乃假装熟睡，此一“陽”字，不仅能突显右军之“有智”，亦正可与本则所属门类“假谲”相呼应。“董本”、“袁本”盖形近而误。
2、《假谲》第6则，“董本”、“袁本”均作：
王大将军既为逆，顿军姑孰。晋明帝以英武之才，犹相猜憚，乃著戎服，骑巴賨马，赍一金马鞭，阴察军形势。未至十余里，有一客姥居店卖食，帝过愒之，谓姥曰：“王敦举兵图逆，猜害忠良，朝廷骇惧，社稷是忧；故劬劳晨夕，用相觇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狈。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与客姥马鞭而去，行敦营匝而出。军士觉，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动，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命骑追之，已觉多许里。追士因问向姥：“不见一黄须人骑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复及。”于是，骑人息意而反。
元刻本“帝过愒之”作“帝过謁之”，甚是。晋明帝欲暗中侦察王敦军情，但又担心被发现而遭到追杀，遂预先嘱托“客姥”，设下退敌之计。因此，明帝入店与“客姥”交语，应该是一个主动的、有预谋的行为。据“余疏”、“杨笺”，“愒”字盖有两义，一为“休息”，另一为“恐吓”，与文义皆不相合。元刻本作“謁之”，文义通畅，至为贴切。
3、《简傲》第12则，袁本作：“坐少时，王便入门内，谢殊有欣色，以为厚待己。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对意。”此“入門內”三字，“董本”作“入問內”，显系手民误植。元刻本作“入閤內”，甚是。“湘中本”亦作此字。“閤”，《尔雅·释宫》：“小闺谓之閤。”《纰漏》第8则有“其夜开閤”句，诸本均作“閤”，亦一内证也。
4、《言语》第35则记刘琨谓温峤语，“董本”、“袁本”均作：“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然上句“刘氏”已揭明汉代，下句何必复云“汉”。且将“汉光武”简称为“汉光”，史籍罕载。元刻本“汉光”作“光武”，甚是。本则刘孝标注引《东观汉记》亦径称“光武”。
5、《尤悔》第16则，“董本”作“桓车骑在上明政猎”，而元刻本、“湘中本”及“袁本”“政猎”均作“畋猎”，甚是。“董本”形近而讹，“杨笺”误从。
6、《赏誉》第75则，“董本”、“袁本”均作：“萧中郎，孙丞公妇父。”“杨笺”曾据《晋书·孙统传》改“孙丞公”为“孙承公”，然缺乏《世说新语》版本佐证。今元刻本“孙丞公”正作“孙承公”，“湘中本”亦作此字，甚是。《品藻》第59则，“董本”、“袁本”及元刻本均作“孙承公云”，亦内证也。
7、《品藻》第7则，“董本”、“袁本”均作：“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检不匝。”“杨笺”据《魏志·陈思王传》注引荀绰《冀州记》，改“而检不匝”为“而神检不逮”，意思虽通，然缺乏《世说新语》版本佐证。今元刻本作“而检不足”，甚是。《晋书·乐广传》作“而神检不足”，亦可证也。
8、《任诞》第41则，“董本”、“袁本”均作：襄阳罗友“为人有记功，从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阙观宇，内外道陌广狭，植种果竹多少，皆默记之。后宣武漂州与简文集，友亦预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遗忘，友皆名列，曾无错漏。宣武验以蜀城阙簿，皆如其言，坐者叹服。”今查“徐笺”附录释“记功”为“记忆力”，然未提供任何书证。“杨笺”沿用之。笔者遍检隋唐以前古籍文献，“记功”均作“记录功劳”之意，并无“记忆力”之义项。再看元刻本：“功”字作“初”字，此句重新标点为：“为人有记，初从桓宣武平蜀”（下同），“湘中本”亦作此。“有记”，即“博闻强记”之意，而“初”字下属，正可与下文“后宣武漂州与简文集”一句呼应，其文义之严密，殊胜“董本”及“袁本”。
9、《假谲》第10则，“董本”、“袁本”作：“诸葛令女，庾氏妇，既寡，誓云不复重出。此女性甚正强，无有登车理。恢既许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诳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时去，独留女在后。比其觉，已不复得出。”元刻本“乃”字作“阳”字，似更佳。一则可增强故事之“骗婚”色彩，二则亦可与本门“假谲”之名相谐。
10、《贤媛》第9则，“董本”、“袁本”作：
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傑。”
其中“神色卑下”四字，元刻本作“神貌才情”。审其文义，若是单评新妇“神色”之尊卑高下，王公仅以眼睛观察即可，“言语始交”一句，便无着落。元刻本作“神貌才情”，先睹外在神貌，复经“言语相交”，探知内在才情，最后始有品题，如此前后照应，方称允妥。
四 元刻本之刘孝标旧注及刘应登批注
如前所述，元刻本曾对《世说新语》刘孝标旧注（简称“刘注”）大加删削，明清学者对此颇多诟病：明杨慎《世说旧注》卷首识语云：“刘孝标注《世说》，多引奇篇奥帙。后刘须溪删节之，可惜。”[15]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亦云：“阅《世说新语》。此书遭刘辰翁、王世懋两次删补，殊堪痛恨。刘孝标之注更零落不全。”[16]尽管杨、李诸氏误将元刻本视为刘辰翁所刊，有些厚诬古人，但他们对于元刻本大幅度删削刘孝标注、以致损及《世说新语》学术文献价值的批评，颇为中肯。此处，笔者无意替元刻本辩护，然有两点需略作说明：
其一、元刻本删削刘注的具体情况。
前引台甲本卷首清叶昌炽题跋云：“旧注删节，十无二三。”检查元刻本，确实如此。部分篇目之刘注，已被整段删去，不留一字；部分篇目之刘注，则经节略后存留。其节略程度，亦繁简不一。譬如《德行》第1则“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董本”有刘注五条，分别引自《汝南先贤传》（65字）、《海内先贤传》（25字）、谢承《后汉书》（90字）、“许叔重曰”（19字）、袁宏《汉纪》（23字），合计222字，元刻本止删剩谢承《后汉书》（90字），删削近60%；譬如《德行》第31则“庾公乘马有的卢”，“董本”原有刘注四条，分别引自《晋阳秋》（75字）、伯乐《相马经》（33字）、《语林》（9字）、贾谊《新书》（88字），合计205字，元刻本止存留《相马经》中“凶马也，不利主”6字，系于正文“的卢”之下，其它刘注文字被删削殆尽。
值得注意的是，元刻本存留的刘注，还被统一移置每则之末，较正文低一格刊刻，小字双行，以示区别。而且卷数越往后，刘注存留的数量就越少，卷三之后已罕见有详注，似乎校刊者刘应登对刘注的兴趣，随着卷数推进而渐趋下降，最后干脆付之阙如。
其二、刘应登为何大幅删削刘注？
清雍正十年（1732）刻本、谢旻等纂修《江西通志》卷七十六“人物·吉安府”载：“刘应登，字尧咨，安福人。景定间漕贡进士，宋社将危，隐居不仕。其为文出入经史，刘须溪、赵青山交推许之。所著有《耘庐集》、《诗经训注》、《杜诗句解》，行于世。”[17]据此，“出入经史”的刘应登自应了解《世说新语》刘注的文献价值，故其大幅删削刘注之举，非为无知，实出于自己的出版定位，即推出一部针对普通读者的《世说新语》新读本。很显然，对于普及本来说，穿插于正文之中、征引繁博的刘注，不仅不能彰显其学术价值，反而构成了对普通读者的阅读干扰，甚至理解障碍，刘氏对此大动干戈，似亦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在刘应登编纂出版的其它著作中，也存在类似情况。譬如《杜诗句解》一书，今虽亡佚，然宋末王炎午《吾汶稿》卷一[18]，收录有《回耘庐刘尧咨》，札中言及《杜诗句解》的编纂细节。此札未见前人引用，悉录如下：
某行负神明，父兄早逝，茕然阿奴，依母为命，一旦弃背，实难堪处。而踈慵颠覆，读书且未知悉，矧复得之行事？惟不能自尽者，则不敢不勉尔。先生过听，奖借激扬，不惟提撕，且重顾念，反自循省，一非敢承。然于古道盛心，敢不再拜？《杜注》不鄙，尤佩高风。旧注增明，不凿则诞，点勘去取，縻罄心目。蓬莱音吐，如醉得醒，非与子美神交意授不至此，孰谓无两子美哉！某昔既荒庸，今在忧痼，斯文盖已自画。既厪枉教，敢不窥斑？谨以一得之愚，而进责备之说。窃谓事注太简，似有矫枉之失，如龙门奉先，注在何所？如伽蓝须明，为招提何物虽非大关渉，而亦观诗者所冝会。仆未能尽读，而姑举此。盖后学不肯赡博，固有读其句而不知句中用事者，或知有其事实而昧所自岀者，遂于事实之切、用事之巧两失之，不免乖开警之初意。且今观诗者，多因注以广记问，若太简，则不谐俗；不谐俗，则难为售，此必然之势。冝更审酌，増益其于所合注，如何？至圈中如李龟年四句、觅松栽之二句皆圏，各似稍欠优劣。某以爝火之光，而议日月之明，亦已谬矣。来教欲俾仆托名姓，尤非所敢当也。
札中王炎午对刘氏《杜注》一书“事注太简”，提出了委婉批评，声称“且今观诗者，多因注以广记问，若太简，则不谐俗；不谐俗，则难为售，此必然之势”，并建议刘应登“冝更审酌，増益其于所合注”。由此看来，出版简单注释的名著普及读本，乃刘应登平生编篡及出版兴趣之所在。以此反观元刻本《世说新语》，其大幅删削刘注（即刘序所云“精剗其长注”），将存留刘注统一移诸则尾，甚至包括刘序所称“间疏其滞义”，凡此种种，均旨在推出一个通俗易读的《世说新语》普及读本而已。
此处，不妨再来考察一下元刻本中刘应登之批注文字。由于刘应登批注与存留的刘注之间，并无明显区分标记，因此，若不细细检阅，实难甄别。明凌濛初曾以元刻本为底本重刻并评注《世说新语》[19]（简称“凌刻本”），他也意识到了此问题，并在所刻第一条“刘本注”时，加入按语云：“凡称刘本注，俱刘应登本中者，刘序云‘间疏其滞义’，或应登自注，又或孝标原注，俱不可考，概列之上方。”笔者今以元刻本、“董本”及凌濛初刻本三本对勘，凡不见于“董本”旧注者，则视为刘应登批注，共得120余条。其刊刻位置，或杂行间，或缀则末；其主要内容大体包括如下三类：
1、疏通文义。此类乃其主体，多在一则之末，以寥寥数句，揭出文义，使读者了然于心。譬如《德行》第34则：“谢太傅绝重褚公，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刘应登批注：“谓外虽不言，而未尝中无分别，即阳秋之意。”譬如《言语》第64则“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刘应登批注：“盖言其讲说可听而未到至处尔。”譬如《方正》第13则“杜预拜镇南将军”，刘应登批注：“谓杜自独坐而使客连榻坐，所以羊不平。”如此甚夥，不赘举。
2、考释语词。譬如《德行》第24则“传共饴之”句，刘应登批注：“谓传食于众人。”《政事》第2则“闻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句，刘应登批注：“谓生子不收育之。”《赏誉》第46则末句“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过，不知使负实”句，刘应登批注：“二‘使’字或作‘便’，疑讹而为‘使’。”《赏誉》第80则“吾於之甚至”句，刘应登批注：“‘於之’，犹杜诗‘相与’也。” 《贤媛》第18则“得方幅齿遇”句，刘应登批注：“犹言幅员也，即天下。”《排调》第8则“生儿故可不啻如此”句，刘应登批注：“‘不啻’，言不但如此。”
3、发表评论，涉及刘应登对《世说新语》若干故事内容是否可信以及去取归类的看法。譬如《言语》第106则：“桓玄既篡位，后御床微陷，群臣失色。侍中殷仲文进曰：‘当由圣德渊重，厚地所以不能载。’时人善之。”刘应登批注：“此特谄篡之巧言尔，斯亦不足录也。而曰‘时人善之。’何善谄也？”明王元懋亦批曰：“群丑献谀，读之呕秽，那得称佳？”譬如《文学》第1则，叙马融因嫉贤而追杀郑玄事，刘应登批注：“按融字季长，玄字康成。师友之懿如此，而谓融忌其能，使人追杀之，有此理否？玄又先疑其师追之，预坐桥下，融以其在土下水上，便以为死，皆谬乱之辞。此一节当止于‘礼乐皆东之’一句。”譬如《规箴》第3则，叙陈元方遭父丧，躯体骨立，其母悯之，覆以锦被，遂为时人所诟，刘应登批注：“居丧而戚过，理之常也。母若闵之，勉其稍释而已。私以锦被蒙之，何益之有？元方知之，自应撤去，何待它人之责？愚人且不如此，况陈乎？”譬如《贤媛》第25、26则，分别叙王右军妻郗夫人、王凝之妻谢夫人数落夫家事，刘应登批注：“此二则皆妇人薄忿夫家之事，不当并列《贤媛》中。”上列诸条批注，所疑皆甚是。
当然，刘应登批注中也有若干因误读文本而出现明显讹误者。譬如《假谲》第11则：“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刘应登批注：“二人元知旧义之非，故共谋过江不用此义。愍度后遂仍用旧义，为人讲以得食，故讥之。”细审原文，刘氏实误解文义。凌濛初云：“刘注似不合。”王世懋更批评道：“刘强作解事。彼谓旧义不得食，故创新义动人耳，为救饥改义，故曰‘负如来’。所谓那可立‘心无义’，非旧义也。文理尚不通，何妄下雌黄？”譬如《赏誉》第139则，元刻本误将该则拆分为“谢胡儿作著作郎”与“阮千里姨兄弟”两则，致使文义被歪曲，刘应登批注亦讹作：“阮潘既是表兄弟，又同是许婿。”凌濛初又将刘应登批注误为刘注，按云：“阮千里以下，旧本另分一则，而注云：阮潘既是表兄弟，又同是女婿。误也。此正言王堪耳。况潘乃杨婿，孝标不知耶？刘会孟批亦承讹耳。今依近本改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元刻本流传不广，明凌濛初刻本遂成为后世刘应登批注的唯一文本来源：明凌瀛初刊刻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即据凌刻本移录刘应登批注，缀以黄色；清代以降学者论及刘应登批注《世说新语》，多采自凌氏两兄弟之本；今人刘强辑《世说新语会评》（2007）所录“刘应登云”者，亦皆移诸凌刻本之“刘本注”。然经笔者仔细核对，凌刻本在移录刘应登批注时，存在不少遗漏及讹误之处，亟需据元刻本加以订补。譬如上引《文学》第1则刘应登批注末句“此一节当止于‘礼乐皆东之’一句”，凌刻本移录时将“当止于”误为“当生于”，虽仅一字之差，义则谬以千里。譬如《言语》第95则末有刘应登批注：“恺之为温参军甚被亲昵，此言其哭之状如此。”凌刻本脱漏此条；譬如《赏誉》第153则末有刘应登批注：“言因物象如此，而想其精神也。”凌刻本移录时误置于“刘辰翁”名下。如此一一，兹不赘举。
五 元刻本“刘辰翁”评点系元代坊肆伪托考
刘辰翁（字会孟，号须溪）评点《世说新语》，今已成为学界“常识”，研究古代文学评点、尤其是小说评点的相关论著，往往论及刘氏，且对其评价颇高，甚至誉为“对中国小说进行评点的第一人，开了中国小说评点的风气。中国自他而有小说评点。” [20]却从未有人对刘辰翁的著作权提出质疑，此或因多种明刻本《世说新语》均题“须溪刘辰翁批点”，明清文人也屡屡论及刘氏评点《世说新语》事[21]，既于史有征，今人何敢复予置喙？但是，元刻本的存在十分清楚地表明：所谓“刘辰翁”评点，实系元代坊肆伪托。今试为证之：
其一、从元刻本“刘辰翁”批语刊刻情形证之。
如叶昌炽题跋所云：元刻本各卷卷首题署“须溪刘辰翁批点”，有明显剜刻痕迹，绝非原刻本所有；书中全部“刘辰翁”批点文字，均以墨盖阴刻“批”字为标记，缀刻于各叶行末空白处，或书叶边角空白处，若该叶文字较满，则移刻于栏外书眉，可谓见缝插针，煞费苦心；批语字体与《世说新语》正文及小字注文不同，笔划纤弱，镌刻拙劣，多俗字错字，如将“辩”省刻为“卞”之类；若干批语（如卷四第五叶B面、第十六叶B面等）末端留有墨钉，显系填木补刻后漏将余木铲去所致[见图3]。凡此种种，皆可证明：元刻本之“刘辰翁”批点文字，绝非刘应登初刊时所刻，而是坊肆在原板上补刻窜增。然至明代凌濛初翻刻时，将“刘辰翁”批点文字与诸家批注同列于书眉，完全消弥了其补刻窜增的版本痕迹，而元刻本又极为稀见，后人遂无从疑之。
其二、从刘辰翁与刘应登的交谊证之。
刘辰翁为江西庐陵人，刘应登为江西安福人，元代同属吉安路，两人同乡兼同宗，交游甚密。刘辰翁还曾为刘应登父亲撰写《乐丘处士墓志铭》[22]，文中有云：“达仲，乐邱翁也。余尝记乐邱，知其贤且达，已记之。后三年而乐邱翁死，年七十，乡人士惜之。是年，翼甫又死，其中子应登将以丁亥某月日葬乐邱”，“（乐邱）一号桂林，生嘉定丙子年十一月二十八，娶罗氏，三子应牛、应登、应凤，登江西漕进士。翼甫，凤也”。据此文推算：刘应登之父刘达仲，生于南宋嘉定丙子九年（1216），卒于元至元乙酉二十二年（1285），享年七十岁；其弟刘应凤，卒于元至元丙戌二十三年（1286），刘应登在元至元丁亥二十四年（1287）葬父；刘辰翁《乐丘处士墓志铭》撰写于刘应凤去世“是年”，即元至元丙戌二十三年（1286）。而元刻本《世说新语》的校刊时间，正始于“丙戌长夏”，“明年以授梓，乃五月既望梓成”，即从至元二十三年（1286）夏到二十四年（1287）五月。期间，刘应登居家守父丧，时多暇日，遂手校家本，完成《世说新语》的校刊工作。试想：倘若此时刘辰翁确实评点了《世说新语》，凭他与刘应登的亲密关系，自当以一种堂皇的方式刊入文本，而不可能是今本如此草率拙劣的面貌。事实上，宋末元初与刘辰翁交往较多的文人，如王炎午、赵文、欧阳玄、王梦应等人，包括其子刘将孙，皆从未提及刘辰翁曾经批点《世说新语》。
其三、从元刻本“刘辰翁”评点文字内容证之。
仔细阅读元刻本所刊“刘辰翁”评点文字，发现其中若干评点乃针对刘应登批注而发，可知其撰写时间肯定在刘应登刊本《世说新语》印行之后。譬如《德行》第30则，末有刘应登批注：“谓父之交，不欲人言其名。”后缀刻“刘辰翁”批点：“谓不欲人名其父交，非也！意必有长短之论。”譬如《德行》第37则，末有刘应登批注：“谓恐因弹鼠而误发伤人也。”下缀刻“刘辰翁”批点：“解误，可笑！”譬如《政事》第3则，行间有刘应登批注：“时元方尚小，仲弓必在世，而称为‘先父’，不以为讳。”末缀刻“刘辰翁”批点：“必无父在称‘先父’之理！未可以年十一故，意之如此。注书或误来者！”审其语气，此“刘辰翁”对刘应登颇多讥讽，衡以二刘之交谊，则所谓“刘辰翁”批点文字，不仅撰成于刘应登刻本印行之后，且绝无可能出于刘辰翁之手。
合此数端，笔者推定：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刘应登刻成《世说新语》八卷，刷印行世，此原刻初印本，今未见存世。之后，书板或为坊肆所得，为招徕读者，刺激销售，坊贾乃伪托“刘辰翁”之名，模拟其口吻，于原板上缀刻批点文字；并剜改原板各卷卷首题署，补刻“须溪刘辰翁批点”一行。今存之内阁本与台甲本，盖即以此板刷印而成。
至于坊肆何时伪托补刻？亦不无可考。刘辰翁生于南宋绍定五年（1232），卒于元大德元年（1297）年[23]，即刘应登刻本《世说新语》行世十年之后。其较为活跃的时间，则在宋末元初，时“适科目废，士子专意学诗，会孟校点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众翕然宗之”[24]。今存刊刻于元代且题为刘辰翁批点之书有元大德癸卯七年（1303）刘将孙序刊本《集千家注杜诗》二十卷《文集》二卷、元大德丙午十年（1306）毋逢辰序刊本《王荆文公诗笺注》五十卷[25]、元刻本《
必须要说明的是，虽然元刻本《世所新语》所刊“刘辰翁”评点文字，乃出于元代坊肆伪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学术价值的丧失。事实上，不管“刘辰翁”的真实身份如何，其所撰评点的文学理论价值始终存在，尤其是他站在小说文体角度，论及《世说新语》之结构、人物、语言及修辞等环节，更值得研究者重视。惟前贤于此已多有论述 [26]，兹不复赘言。
六 结 语
《世说新语》在长期流传过程之中，正文及刘孝标旧注皆有所增附删改[27]，故对其早期版本的搜集整理及比勘研究，尤显重要。元刻本之底本是一个文貌极为接近“湘中本”的宋本，且刊刻认真，校对细致，具有很高的版本校勘价值，其中，若干异文还可使人略窥《世说新语》文本的流传变异情况：譬如《豪爽》第6则首句，“袁本”作“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元刻本、“董本”、“湘中本”均作“王大将军始欲下都更分树置”，而唐抄本则作“王大将军始欲下都更处分树置”，其义最为允妥完整，对照唐抄本，“袁本”、元刻本、“董本”、“湘中本”显然都只是分别保留了古本的部分文字而已；再如《捷悟》第3则，唐抄本作：“魏武曰：‘未可言，待我思之。’”诸本“未可言”之前均多一字，“袁本”、“董本”作“卿未可言”，元刻本则作“姑未可言”，虽文义均通，但显示出后世传本对古本的不同增饰。凡此云云，皆颇足关注。此外，元刻本另有版本校勘之外的特殊价值，即恢复了刘应登批注及“刘辰翁”评点的本真面貌，廓清了自明凌濛初刻本衍生出来的种种讹误，尤其是所谓“刘辰翁”评点文字，幸赖元刻本而得以“验明正身”：它们并非出于江西诗文评点家刘辰翁之手，实系元代坊肆为“炫售”而伪托窜增。总之，元刻本《世说新语》的学术文献价值，尚待高明者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和探考，本文聊充引玉之砖，可也。
有意思的是，元刻本《世说新语》虽自明清以来流播不广，然亦并非无迹可寻，至少庋藏于公共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及台北“国家图书馆”的两部，应该是比较容易看到的，却长期未为论者所重，究其原因或为：《世说新语》已有两个完整的宋本（即尊经阁旧藏“董本”和据宋本重雕的“袁本”）影印出版，元刻本的学术价值遂遭遮蔽和忽视。实际上，此现象恐怕还与明清以降古籍版本学界“尊宋”甚至“佞宋”的传统有关。宋刻本由于年代久远，存世稀少，向被珍若拱璧。不过，宋刻本固然均属“文物性善本”，却未必全都是学术价值最高的“校勘性善本”[28]，诸如福建建阳及四川地区民间坊肆刊印的宋刻本，其校勘之粗疏，早在宋代便已为人所诟病。反之，元刻本的整体价值虽然比不上宋刻本，但其中亦不乏因校刻精善而学术价值胜过宋本的版本。因此，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版本研究之际，似不宜抱有“佞宋”“轻元”的心理。
[作者简介]潘建国，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表过专著《古代小说文献丛考》等。
[1]此抄本原藏日本京都东寺，后割裂为五段分藏五处。民国四年（1915）罗振玉将其重新聚合并影印出版，之后，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世说新语》版本时，均将其附录于后，遂广为研究者所知。关于此本的抄写年代，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第四章“《世说新语》残卷考论”，据其避讳情形及书法特征，推测为南朝梁代抄本，可备一说。不过，学术界目前仍多接受唐抄本的说法，故本文从之。范著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24-132页。
[2]此本今存二部，均为上中下三卷。其一原藏日本金泽文库，今藏尊经阁文库，昭和四年（1929）日本东京育德财团曾予影印出版；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影印本，精装二册，附有王利器校勘记；1962年中华书局再次影印出版，线装五册，两部影印本均以日本影印本、而非原刻本为底本。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出版蒋凡、李笑野、白振奎评注本《世说新语》，即以尊经阁藏本为底本整理。其二今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经初步比勘，与尊经阁藏本同版，然书末无汪藻《叙录》，且部分书叶字迹漫漶，少量书叶系补刊，版本质量略逊于尊经阁藏本。全国高校古委会已将宫内厅藏本复制，拟影印出版。笔者撰写本文时，承古委会安平秋教授、曹亦冰教授、刘玉才教授相助，得以先睹为快，谨致谢忱。
[3]此本原本已佚，今存明嘉靖十四年（1535）袁褧嘉趣堂重雕本（简称“袁本”），上中下三卷。明代翻刻嘉趣堂本者甚夥，详参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第二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7页。袁本今有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
[4]此本原本旧藏清初徐乾学传是楼，《传是楼宋元版书目》“宇字二格”著录有两部宋本《世说新语》，一部为三卷三本，另一部为三卷六本，惜今皆下落不明。值得庆幸者，清雍正时沈宝砚曾以传是楼藏宋本校袁本，据其题跋称，传是楼藏宋本乃淳熙十六年（1189）湘中所刻，有“江原张縯”跋。嘉庆时，长洲吴春生复从藏书家黄丕烈处借得沈宝砚校本，将其校语过录于自己所购袁本之上，此本后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所得，《四部丛刊初编》影印袁本时，孙毓修将沈宝砚校语附录于书末，传是楼所藏宋淳熙湘中刻本的面貌，遂为学界所知。此外，沈宝砚题跋云“吾友蒋篁亭并有对校本，考证尤多”，则雍正时利用传是楼所藏宋本从事校勘者，尚有蒋篁亭，惟不知蒋氏校本今藏何处？王利器《世说新语校勘记》（1956）列有“蒋校本”，即“蒋篁亭用传是楼藏宋本及另一元本校曹本（明嘉靖太仓曹氏翻刻袁本）”，然未交代藏处，笔者遍检不得，祈知者赐示。王利器《世说新语校勘记》“沈宝砚”作“沈宝研”，年代亦误署“嘉庆”，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失察沿讹。
[5]譬如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第二章：“元刊刘辰翁批点本《世说新语》八卷，现已无存，唯日本尚有残本。因而元刊刘氏批点本不得见其原貌，唯有明凌瀛初等所刊评点本将其评点保存了下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杨勇《〈世说新语〉书名、卷帙、版本考》文，亦颇疑元刊八卷本之存在，原载《东方文化》（香港大学）1976年第八卷第二期，收入其《〈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台北正文书局2003年版，第45页。
[6]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凡例”列有“刘本”，即“宋刘应登批《世说》”，然检查全书，并未涉及元刻本，其所谓“刘本”，乃利用明凌氏刊本所录刘应登批语而已。另，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序例”亦列“元至元二十四年刘应登刻本”，然朱氏实未见元刻本，其注云：“据民国六年杨士琦铅印本引”；该书附录《世说新语所见版本概况》第十二“民国六年杨士琦铅印本”，注云：“刘应登至元二十四年刻本原书已佚。明代凌濛初鼓吹本中所存的刘应登眉批较各本为多，故此凌濛初鼓吹本当最接近刘本。各大图书馆目录中未见凌刻鼓吹本，幸有杨士琦铅字本覆印了凌本，得以保存全貌。这本《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中刘本的内容，即引自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附录第14页。
[7]见管庭芬、章钰校证《读书敏求记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
[8]参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序例”所附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9]关于此本细况，笔者另文《明正德四年赵俊刻本〈世说新语〉考》（未刊稿）有详述。
[10]表中“出处”一栏所标示的数字，采自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以便读者进行核对和阅读。为方便比较，例文一律使用繁体。此外，“元刻本”用内阁本之复制本，“董本”用1962年中华书局影印本，“湘中本”乃据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袁本《世说新语》时书末所附清沈宝砚校语，“袁本”用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下文皆同。
[11]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九“别集”著录刘应登《耘庐集》，亦云其：“安福人，与兄应凤，皆不仕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25页。
[12]见饶宗颐《世说新语校笺序》，收入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卷首，中华书局2006年版。
[13]关于此，笔者另文《〈世说新语〉八卷本源流考》（未刊稿）有详述，兹不赘。
[14]经笔者比勘，元刻本明显误植之字，仅有四例：《言语》第102则“紆餘委曲”误刻为“紆徐委曲”；《赏誉》第144则“許掾”误刻为“謝掾”；《俭啬》第9则“聚敛”误刻为“娶敛”；《尤悔》第10则“蔬食”误刻为“疏食”。此四处“董本”、“袁本”均不误。
[15]见清李调元辑《函海》丛书第五十三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乾隆间绵州李氏万卷楼刻本。
[16]见虞云国整理本《越缦堂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册第766页。
[17]见台湾成文出版公司《中国方志丛书》1989年影印本，第782号，第1503页。
[18]见宋末元初王炎午《吾汶稿》，有《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明抄本。
[19]参阅拙文《明凌濛初刊刻评点〈世说新语〉考述》，文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收入拙著《古代小说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
[20]见孙琴安《刘辰翁的文学评点及其地位》，文载《天府新论》1997年第6期。另参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第三章“评点学的渊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拙文《明凌濛初刊刻评点〈世说新语〉考述》亦沿此误。
[21]明清文人关于刘辰翁刊刻评点《世说新语》的记载及评论，皆源自明万历时期出版的凌濛初刻本，而见过元刻本的凌氏，并未觉察到其中的疑点，遂致传讹后世。
[22]此文收入段大林校点《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228页。
[23]参见吴企明《刘辰翁年谱》，文载《中国韵文学刊》1990年总第5期。
[24]见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八《罗舜美诗序》，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成化刻本。
[25]参见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十四，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230页。
[26]参阅杨星映《刘辰翁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文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陈金泉《刘辰翁小说评点的美学思想》，文载《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曹辛华《论刘辰翁的小说评点修辞思想——以〈世说新语〉评点为例》，文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27]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第五章“宋人删改《世所新语》问题考论”，对此论述颇详，可参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206页。
[28]关于宋元刻本的善本问题，已故古籍版本专家黄永年先生多有精辟之论，参阅其《古籍版本学》第五章、第六章，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1-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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