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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书华 摘 要：在对韩、柳古文运动及其理论研究中，人们对于文道理论尤为重视，而对于古文的文体创造与体性却有所忽视。本文指出，韩、柳古文的创造主要遵从了三条路径：从时态上看，是非今革古之路；从语体上看，是融合骈散之路；从观念上看，是出文入笔之路。正是这几条路径的选择，创造出了韩、柳古文这种混合今古、以散带骈、跳出文笔的全新文体，中国散文学史也因此从文笔对举阶段走向了诗文并称的新阶段。对于以往研究中诸如古文运动以骈文为对立面等不实认识，本文也有所纠正。 关键词：韩、柳 古文运动 古文今文 骈散 文笔 说起韩、柳古文运动及其理论，人们很容易想起“文以明道”，这也确实是韩、柳古文理论与实践的重心。然而，古文运动毕竟是文学运动，它最显明的成果是创造了古文这种文体，道与明道的强调虽然与古文文体的创造有内在关联，但它们之间毕竟略有距离。要正确理解古文运动，了解古文文体的质性与面貌，不能不对古文文体创造的路径作一番探究，不能不更为深入地探讨韩、柳对古代文章的态度、对骈文的态度，以及古文的文体属性。 一、 非今革古 “古文”是一个包含了时代信息在内的文体名词，韩、柳“古文”提出之初，也是与“今文”、“时文”相对而起。韩愈在《师说》中说李蟠“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1]在《题哀辞后》中说“君喜古文”、“其志在古文”，“愈之为古文”，[2]大致都包含了这层意思。其《与冯宿论文书》说：“仆为文久，每自则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 然以竢知者知耳。”[3]由此更可见出，韩愈所谓“古文”，就是要与当时流行的“俗下文字”相对。对于当时的审美趋向，韩愈不但不迎合，反倒是躲之唯恐不及。与时文的距离越近，他就越感到羞惭，距离越远，越受到排斥，他就越是兴奋。他称赞樊宗师“善为文章，词句刻深，独追古作者为徒，不顾世俗轻重”，[4]告诫李翊要以“古之立言者”为目标，而不要只是希望“胜于人而可取于人”，[5]也可见出他心目中“古文”与“时文”、“时人”相对的性质。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说，面对韩愈的文章，“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而“先生（指韩愈）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6]这与韩愈的自述也相印证。 韩愈所鄙夷的俗下文字，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它们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目的，是向着科举的写作，其中包含浓厚的现实利益；其次，为了获得录取或者受到他人的赏识，不得不迎合考官或者他人的审美标准；另外，在文辞上，它们仍然是在六朝以来的时尚道路上继续发展。韩、柳古文以古道、古格和古辞为追求目标，在这三个方面都与俗下文字针锋相对。《旧唐书·韩愈传》云：“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7]指出从魏晋以来的文字有三个特点，一是缺少“经诰之指归”，一是缺少“迁、雄之气格”，一是“为文者多拘偶对”。[8]这几个方面的特点，与本文列举的三方面特点正相一致。韩愈“务反近体”，也就是想要用“古道”、“古格”与“古辞”来挽救时文在道、格、辞方面的卑下。 与韩愈一样，柳宗元同样以“古道”、“古格”和“古辞”作为追求，并以此反对时俗文章。他称颂独孤及“为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赋颂，其要咸归于道”，[9]与韩愈主张以经、诰为指归正相呼应、吻合；他说陈京“深茂古老，慕司马相如、扬雄之辞……纪事朴实，不苟悦于人”，[10]与韩愈称赞迁、雄气格意思相近；而他在《与严厚舆论师道书》中所说的“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11]更是“古道”、“古格”和“古辞”的同义语，是对“古文”精神的高度概括。 然而，韩、柳“务反近体”，并不是要回到古体，对“古道”、“古格”和“古辞”的追求，也不是说要回归先秦两汉。他们重古、学古但不迷古，他们学习古人的目的不在于向古人靠拢，而是要从古人那里吸取养料，创造出新的道、新的文，以古破古，从古文入，是为了从古文出。如果说他们在道的方面是有继承有革新，难以与古道分开的话，在文的方面则完全可以说继承是为了革新，革新远大于继承。在《答刘正夫》中，韩愈在说完“宜师古圣贤人”之后，紧接着就自我问答道：“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辞皆不同”，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说明学习古人的言辞并不可能，“师其意不师其辞”，[12]则已隐约表达出自己学习的目的并不是要因循它们，相反，是要创造出自己的语言。接下来更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来，谁不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者也。”[13]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他也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对樊宗师作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14]大加称颂。在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看到韩愈学习古人的真正态度，看到他自树立、不因循的创造精神。从这个角度来看，古文与其说是学习古人的结果，还不如说是超越古人的结果。至于他的“务去陈言”说，则更是这种态度的大暴露。 柳宗元重视学习古人，但同样不迷信古人。他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噫! 古之言理者，罕能尽其说。建一言，立一辞，则臲卼而不安，谓之是可也，谓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于后世，莫知其所以去就。”[15]在他看来，今人崇尚古人，往往是出于厚古薄今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在古人也同样存在。“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 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诚使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马迁，富如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扬雄，犹为今之人，则世之高者至少矣”，“古之人未始不薄于当世，而荣于后世也”。[16]这无异于说古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好学的，今人未必要崇拜古人。他甚至不无快意地说：“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17]对于文坛上的复古之风他也大加挞伐，以为“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终沦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18]虽然这些说法主要是针对迷信古人而言，并不表示柳宗元疏于和反对学习古人，但至少可以看到，柳宗元学习的目的不在复古，而是为我所用，创造出新的语言与文体。 这样看来，韩、柳倡导和实践的“古文”虽然称为“古文”，但他们的本意绝不是真要回复古代文章，而只是要与“今文”区别开来。它们既区别于“今文”，又区别于古代文章，是对“今文”与“古代文章”的双重悖反。在与“今文”相对的时候，它们是“古文”；在与“古代文章”相对的时候，它们又具有新的时代面貌。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说：“辱示《初筮赋》，实有意思。但力为之，古人不难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于今人也？”[19]并不以文章似古为高，而是要求文章与时代同步，对当代有益。这不仅是指文章的精神，同时也指文章的语言。《旧唐书》说：“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20]一方面指出韩愈的文章与“近体”相反，另一方面又说他“自成一家新语”，这样的表述就大有意趣，从一个角度表明了韩愈“古文”的当代性、个人性和独创性。 二、 融散合骈 近现代以来，不少文学史论著都认为韩、柳“古文”是作为“骈文”的对立面出现的，古文运动就是反对骈文的运动。曾国藩说：“古文者，韩退之厌弃魏晋六朝骈俪之文，而反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21]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中国文学史》“古文运动和韩愈、柳宗元”一章，下笔第一句话就是：“‘古文’是和‘骈文’相对立的概念。”[22]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以为：“他（韩愈）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即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对立。”“古文运动，就形式来说，是对骈文的革新运动。”[23]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也说，韩、柳古文运动“以其明确的理论主张，与倡导者充分的写作实践，多方位地排斥南朝以来流行的以追求美为目标的文学之文，而大力推举一种以崇尚儒家道统为旨归的非骈体的散文——也就是所谓的‘古文’”。[24] 应该说，韩、柳“古文”确是与“骈文”有所不同的一种文学形态。《旧唐书》说：“（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25]《新唐书》说：“（李）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26]都可见证“古文”是以散体为主，而今体则偏向骈体，两者正好相对。李德裕说：“古人辞高者，盖以言妙而工适情，不取于音韵。意尽而止，成篇不拘于只耦。故篇无定曲，辞寡累句。譬诸音乐，古词如金石琴瑟，尚于至音；今文如丝竹鞞鼓，迫于促节，则知声律之为弊也，甚矣! ”[27]也强调古文不讲音韵骈耦，只重情意，具有散文性质（文中“不拘于只耦”，乍看是不拘骈散，实际上“只耦”应为偏义组合，意思是不拘骈俪）。今文与古人文辞不同，又重声律，当然是骈体。这样看来，韩、柳提倡“古文”完全可能有远骈近散的意思。 对于骈文，韩、柳也曾较为明确地表达过反对和批评态度。《旧唐书·韩愈传》说：“（韩愈）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28]这里虽然是史家的转述语，但正史中的间接引语，往往是从传主的文章或话语化来，而不是史家的凭空想象，与直接引语基本等效。从中可以看到韩愈对“偶对”的批判态度，看到“近体”与“偶对”之间的关联，以及古文与骈文之间的反对关系。这与他在《送孟冬野序》中批评魏晋以来的文章，“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29]也正相吻合。魏晋以来文章本来就是骈体的代名词，文中所说的“声”、“节”、“辞”、“志”几方面的特点，也明显指向骈文，由此可见韩愈对于骈文俪句的认识和态度。柳宗元自述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30]称赞柳浑说：“凡为学……以知道为宗；凡为文，去藻饰之华靡，汪洋自肆，以适己为用。”[31]也同样表现出远骈近散的倾向。骈体文章特有的“采色”、“声音”、“藻饰”、“华靡”，在这里都成了批评对象。在《乞巧文》具有强烈反讽意味的描述中，也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对某些骈文的批判态度。 不过，因此就认定韩、柳“古文”活动是以骈文为直接对立面，以为“古文”是与骈文针锋相对的两种文体，则与事实有一段距离。严格地说，“古文”与“骈文”都是历史的、流动的、后出的概念，韩、柳时代有“古文”观念，却没有“骈文”观念。作为文体的“骈文”观念直到清代才真正出现。在此以前虽然也有与“骈文”相关的词语，但它们基本上是指称语句，而不是篇章，更不是文体。宋人孙奕说：“西汉《张禹传》言‘后堂理丝竹管弦'，乃四字而二物。《昭帝赞》言周成‘有管、蔡四国流言之变’，夫举四国则管、蔡已在其中矣，乃四字而骈文。”[32]元人程矩夫说：“……而又侑之以骈文俪句，溢口虚美，殊非足下所宜施诸人者，而仆亦何敢安受之乎。”[33]都是这样。宋元时都没有明晰的骈文文体观念，更何况在这以前的韩、柳时代。这至少可以说明，“古文”即使反对骈体，也不会从文体的高度，而只能是从语体的层次。 从命名的角度来看，“古文”的对立面显然是“今文”、“时文”、“近体”，而不应是“骈文”。“今文”、“时文”、“近体”篇章中虽然多有骈句，但并不就是骈体。韩、柳批评“今文”、“近体”的时候，笔锋所向主要不是文体、句式本身，而是道、气、情及创造性的缺乏。可以想象，散体文章如果缺乏这些因素，同样会受到韩、柳的严厉批评。相反，如果骈体能够有道，有气，有情，有创造，那么，韩、柳同样会趋之若鹜。“古文”理论与实践的焦点是文道、气情、不平、古今、学习与创新，他们在这些方面都有过丰富而深入的论述。相比之下，他们从语体的角度来对骈散的论述简直是少得可怜。陈幼石说：“事实上，韩愈本人并没对骈文风格本身发起厉害的攻击。”[34]这与事实大致相符。 不仅如此，韩、柳“古文”思想中，有一部分就是对“文”的肯定。对于文辞的声韵之美，只要它们没有走向淫靡的极端，韩、柳都是欣赏艳羡而不是反对。《滕王阁记》可以说是千古骈文的代表作，韩愈读了不仅没有觉得什么不妥，反而“壮其文辞，益欲往一观”，称赞说：“读之，以忘吾忧”，并且为自己有机会作《新修滕王阁记》，“词列三王之次”，感到“有荣耀焉”。[35]在《送权秀才书》中，他也特别称赞权的文章“宫商相宣，金石谐和”。[36]对文辞、文藻的肯定和欣赏，应该是韩、柳与之前的古文提倡者的重要区别之一，也是他们的古文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这样，韩、柳他们在实践中并不排斥骈文写作。那些歌功颂德、赞美王化的赋颂不说，就是那些具有个人性质的书信或篇章，他们同样并不排斥用骈体。韩愈《上宰相书》，用“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37]来叙述自己的遭遇，十分经典。《论天旱人饥状》多是四字句、六字句或四六骈对句，形状整饬，音节谐和。在韩愈的文章中，这样的句子并不罕见。柳宗元对于骈偶不像韩愈那样钟情，《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已明言对“以辞为工”的告别，在《乞巧文》中对于骈偶还多有讽刺。可是另一方面，《乞巧文》本身就是齐整的韵文，像“文词婉软，步武轻便。齿牙饶美，眉睫增妍”[38]一类句子更是骈意盎然。这其中也许有戏拟的因素，但至少表明他自己对骈俪并不陌生。再读《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名篇，可以更加明显地感觉到，柳宗元确实不是一味地反对骈偶。如果没有这些骈俪句，柳宗元的古文也就不成现在的古文。韩愈古文也是这样。人们在论及晚唐骈文的兴盛时，常常将原因归咎于韩、柳古文运动的不彻底，殊不知韩、柳古文的矛头所向本来就不是直接针对骈文。 当然，韩、柳骈文毕竟与传统的骈文大不相同。他们并不是以骈偶作为目标，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在文辞方面的才华。相反，骈文与散文一样，只不过是他们表达道、气、情与个性的媒介。他们选择骈体，是因为感觉到在这个地方只有骈体才合适，甚至比散体还要合适，非骈不可。这种选择不是出于惯性，源于时尚，不是迫于某种外在的压力，而是出于心灵，源于自然，是一时文情的需要。正因为这样，他们的骈文往往与道、情、气，与它的对象浑然一体，同样具有厚实、深邃、独特的内容。传统骈体十分讲究用典用事，与前代语言联系紧密，而韩、柳的骈俪语词却多是冲口而出，不是从旧书陈文中来，而是从当时的生活中来，有的甚至带有明显的口语痕迹。即使有所承继，也多是似曾相识，或者经过整合处理，化成新的语汇。 将韩、柳的骈俪文句与传统骈俪略作比较，可以发现，韩、柳的骈俪其实很不地道，很不纯粹。在他们的作品中，很难找到那种长段的、齐整的、纯粹的偶对。他们的偶俪句总是夹在散句中间，并且，绝大多数的骈句都是骈中带散，或者竟是半骈半散。从骈俪的角度看，他们当然不尽合格，但换一个角度看，也正是这种骈散的交杂，才打破了普通骈俪句的呆板，更增几分灵动与活跃。即便是较为齐整的骈俪，像《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李愿叙述盘谷生活一段，也与传统的骈俪感觉不尽相同。在这段话中，前四句是齐整的五、六字偶对，接下来又变换成三三对句，再下来夹一单句，随后是六六对句构成的选择性反问。问过之后，有四句四字排偶与一个漫长的单句，一气呵成作答。句长、动作、时间都在变化，都在跳跃，共同交织出一种特别的节奏，一种与说话者轻松、畅快而坚定的心绪正相谐和的乐律。因为有单一与纯粹的情感贯穿，所以句子、动作、时间可以尽情跳荡变化，却不致走向散乱。而自然气息的氤氲，更增文字的韵致。虽然是骈体，却已超越骈散，人们读起来也不会留意它的骈散。苏轼说：“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39]这样的说法也许有些绝对，但指出《送李愿归盘谷序》是一篇极好的文章，则不能不惊叹苏轼的好眼力。至少从骈散角度来看，《送李愿归盘谷序》可以接受这种评价而无愧色。 总而言之，由于韩、柳“古文”确实有一定的反骈性质，对于传统的骈体，他们有批评，有改造，在他们手里，骈偶与道、情、气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与散体的距离更加贴近。另一方面，“古文”本来就是“文”，它们不仅不是一味地排斥、反对骈偶，有时甚至还会为了形式之美而特意增加骈体的因素。虽说中国文学的总趋势由此实现了由骈向散的转换，但由于骈散文的走近和交融，一度分离的骈散合一传统也得以继承和发展。遗憾的是，论者谈韩、柳，往往只是看到骈散主流转换的一面，却忽视了骈散合一的一面。 三、 出文入笔 要理清韩、柳古文创造的路径，除了从时态的古今、语体的骈散两个角度进入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度，即文学观念上的文笔之分。 众所周知，我国的“文学”观念十分复杂与微妙。先秦的“文”广大无边，两汉时期“文”与“学”开始区分，到南北朝时期，开始有“文笔之辨”，文体观念渐渐明晰起来。虽说论者对于“文”与“笔”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但大体上还是可以作这样的归纳和总结：单篇为文，书著为笔；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才情为文，思理为笔；娱玩为文，世教为笔。在这个命题中，笔代表着正统的力量，而文则代表着突破的企图。 毋庸讳言，在“文笔”系统中，韩、柳之前单篇文章（散文）的位置十分尴尬。从单篇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文”，但从无韵的角度来看，它又应该属“笔”。不过，考虑到文笔之分最重要的根据乃是有韵与无韵，还是可以认定，韩、柳之前散文的基本立足点是“笔”，或者说，散文主要是笔体的发展。这从“文笔”——“诗笔”——“诗文”三组概念的流变中也可以发现。“文笔”之后，“诗笔”观念继起，“诗”代“文”起，“笔”则仍为“笔”。“诗笔”之后，“诗文”对举又成为新的文学观念。“诗”仍为“诗”，“笔”则变成了“文”。也就是说，“诗文”中的“文”（即散文），是由“文笔”的“笔”发展而来，散文的前身是“笔”而不是“文”。 客观地说，韩、柳对于散文篇章的“笔”性还是有所认识的。张籍在致书批评韩愈“文以为戏”时，对韩愈说：“自扬子云作《法言》，至今近千载，莫有言圣人之道者，言之者惟执事焉耳。习俗者闻之，多怪而不信，徒推为訾，终无裨于教也。执事聪明，文章与孟子扬雄相若，盍为一书以兴存圣人之道，使时之人、后之人知其去绝异学之所为乎？ 曷可俯仰于俗，嚣嚣为多言之徒哉？”[40]劝告他要像孟轲、扬雄一样著书立说，而不要沉溺于时俗，做一个多言之徒（其中包含有喜作单篇散文的意思）。对此，韩愈回答说：“夫所谓著书者，义止于辞耳，宣之于口，书之于简，何择焉？ 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仆自得圣人之道而诵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仆为好辩也。然从而化者亦有矣，闻而疑者又有倍焉。顽然不入者，亲以言谕之不入，则其观吾书也固将无得矣。为此而止，吾岂有爱于力乎哉？ 然有一说；化当世莫若口，传来世莫若书。又惧吾力之未至也。”[41]以为言传身教和书著的区别只在载体，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孟子》也是孟子的言谈说话，而不是笔墨著述，只是经过弟子的记录整理后，这才获得书著的形式。从接受的角度来看，两者也没有多大的区别：书著有的效果，言语也同样能达到；言语不能取得的功用，书著也未必能够获得。书著在传之久远方面具有优势，言语则在影响当世方面具有优势。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谈到篇章，而只是说“言语”与“书著”的区别，以及他对“言语”的选择，不过，《旧唐书》说韩愈“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42]多少透露了其间的消息。联系到他在《寄崔二十六立之》的诗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43]可以较为清楚地感知到，这里的“言语”、“文书”包含了篇章的意思，与张籍所说的多言之徒意思相近。张籍将篇章与书著区别开来，意含轻视，韩愈将篇章与书著等同起来，可以见出他是将篇章视为可以达道、可以传之久远的笔类。 与韩愈一样，柳宗元也认识到篇章与著述或笔类相近。他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说： 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44] 在这里，柳宗元首先将文学分为“辞令褒贬”和“导扬讽谕”两类，再从源流、功能、审美特征、载体等四个方面对它们作深入论述。结合后文说到的“燕文贞以著述之余，攻比兴而莫能极，张曲江以比兴之陈，穷著述而不克备”以及“杨君者，少以篇什著声于时”，可以知道，这里所说的“辞令褒贬”明显是指散文篇章，与“导扬讽谕”的诗歌相对。在他看来，这类篇章散文毫无疑义是“本乎著述者流”，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贯通一体。显然，柳宗元是将散文篇章视为“文笔”观念中笔的一脉，扩而言之，整段论述几乎可以视为对笔与文的源流、功能、审美特征、载体的系统论述。 韩、柳明白散文篇章是由著述之笔脱胎而出，同时也竭力将散文篇章与著述之笔，与书易经典建立联系，暗渡陈仓地将明道的重任从著述撰作转移到篇章写作中，从而将篇章从片言只语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改变了篇章的身份与地位。然而，另一方面，韩、柳并没有鲜明地将散文篇章定性为笔，相反，他们倒是特别强调它们的“文”性。“古文”的名称清楚地表明了这点，柳宗元“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的论说也与此相呼应。在他的系统里，无论散文还是诗歌，它们都是文的一道，都属于与经并行的文。这也正是“诗文”并称继“文笔”、“诗笔”而起并代替它们的原因。这个替代从一个角度说明“诗文”的“文”由“笔”而来，换一个角度则又表明：当时“文”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连过去的“笔”也已经归并于“文”了。 与这种文学观念相应，韩、柳在散文篇章写作实践中，不但没有恪守冷静的著述的“笔”法，相反，倒是将笔作文，援文入笔。它们不再只是思理的载体，同时也是才情的舞地，不再以世教为目的，也常常因娱玩作文。气盛言宜、不平而鸣，文以为戏既是他们的理论，也是他们文章的特点。罗根泽说韩文：“虽为载道文学，仍合于‘文学产于情感’的要素。”[45]钱穆说韩、柳二公：“实乃承于……纯文学之立场，求取融化后起诗赋纯文学之情趣风神以纳入于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纯文学之阃域，而确占一席地。”[46]葛晓音说：“他们除写作政治、哲学方面的议论文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发自真性情的穷苦愁思之声……这本是魏晋以来文人诗赋的一个重要主题。”[47]从此以后，作者可以用随意参差的篇章和“笔”法来说理、表意、达情，而那些原本与个人、与情感无关的实用、应用和程序文字也因为赋予了个体性、情感性和审美性，而变成高贵的文学篇什，文学的地盘由此得到极大的扩张，篇章的文体活力得到极大激发。这样的篇章是无韵的文，也是有情的笔；既是笔向文的投诚，也是文对笔的收编；是笔向文的靠拢，也是文对笔的点化。一句话，它们既有笔的因素，又含文的因子，既不合传统的笔，也不是传统的文，说到底乃是传统“文”与“笔”在新时代的奇妙结合。既然它们已经突破传统文笔观念的囿限，只好用一个新的名词：“古文”。这个名词最巧妙地体现了自己的性质。它们是文，但并不是文笔架构之中的文，而是古人观念中的文，也即文笔之分以前时代的文。它们的出现，既是复古，更是创新，经过这个螺旋转折，中国文学真正告别“文笔”之辨，走向“诗文”对举的新阶段，此后一千多年的散文学发展格局由此奠定。 总而言之，韩、柳古文（运动）虽说与时文与骈文相异，但它们并不是简单地针对时文、反对骈文：它既有针砭时文的一面，也有革新古代文风的一面；既有反对骈文的一面，又有引骈入散的一面。韩、柳古文的创造，从时态上看走的是非今革古之路，从语体上看走的是融合骈散之路，从观念上看走的是出文入笔的路。正是这几条路径的选择，使得古文具有了混合今古、骈散相融、跳出文笔的特性。由于古文的创造和渐次兴盛，中国散文学史从文笔之辨走向了诗文并称的新阶段。 注释： [1]韩愈：《师说》，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09页。 [2]韩愈：《题哀辞后》，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第1500页。 [3]韩愈：《与冯宿论文书》，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第1342页。 [4]韩愈：《与袁相公书》，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第1984页。 [5]韩愈：《答李翊书》，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第1454页 [6]李汉：《昌黎先生集序》，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附录四，第3076页。 [7][8]刘昫等：《旧唐书》卷 160《韩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95、4203—4204、4203页。 [9]柳宗元：《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柳宗元集》卷 11，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77页。 [10]柳宗元：《唐故秘书少监陈公行状》，《柳宗元集》卷 8，第195页。 [11]柳宗元：《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柳宗元集》卷 34，第878页。 [12][13]韩愈：《答刘正夫书》，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第2050、2051页。 [14]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第2641、2640页。 [15]柳宗元：《六逆论》，《柳宗元集》卷 3，第97页。 [16]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柳宗元集》卷 30，第789—790页。 [17]柳宗元：《复杜温夫书》，《柳宗元集》卷 34，第890页。 [18]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柳宗元集》卷 31，第829—830页。 [19]韩愈：《与冯宿论文书》，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第1342页。 [20]刘昫等：《旧唐书》卷 160《韩愈传》，第4204页。 [21]曾国藩：《覆许仙屏书》，《曾国藩全集》（书信卷），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1971页。 [22]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22页。 [23]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59、178页。 [24]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25]刘昫等：《旧唐书》卷 190（下），第5078页。 [26]欧阳修、刘祁等：《新唐书》卷 203，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93页。 [27]李德裕：《文章论》，《李德裕文集校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72页。 [28]刘昫等：《旧唐书》卷 160《韩愈传》，第4203—4204页。 [29]韩愈：《送孟东野序》，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第1465页。 [30]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集》卷 34，第873页。 [31]柳宗元：《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柳宗元集》卷 8，第181页。 [32]孙弈：《文说》，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一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6页。 [33]程钜夫：《答黄草塘书》，《雪楼集》卷 2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02 册），第343页。 [34]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9页注 2。 [35]韩愈：《新修滕王阁记》，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第2343、2344页。 [36]韩愈：《送权秀才序》，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第1292页。 [37]韩愈：《上宰相书》，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第1239页。 [38]柳宗元：《乞巧文》，《柳宗元集》，第489页。 [39]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苏轼文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57页。 [40]张籍：《上韩昌黎书》，《全唐文》第七册（卷 68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007—7008页。 [41]韩愈：《答张籍书》，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第1326页。 [42]刘昫等：《旧唐书》卷 160《韩愈传》，第4204页。 [43]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第594页。 [44]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柳宗元集》卷 21，第579页。 [45]罗根泽：《韩愈及其门弟子文学论》，原载《文艺月刊》第9 卷第4 期，1936年 10 月，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41页。 [46]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四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47]葛晓音：《古文成于韩柳的标志》，载《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 ［作者简介］ 罗书华，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散文学史”（项目批准号：01JAZJD750.11-4404）的阶段性成果。 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