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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從朝鮮官員崔溥的海難漂流談起 幸運抑或不幸？明代中葉的朝鮮官員崔溥（1454-1504），甫登船出港，不久即遭遇海上風暴，漂流至中國浙江寧波府外海，為人救起，歷經百餘日的艱險，總算安全無恙地回到故國，崔溥將這段期間的見聞經歷，寫成《漂海錄》一書。書中，崔溥曾記錄其與浙江當地的生員問答的經過云： 其人又問曰：「你作詩否？」 臣（崔溥）答曰：「詩詞乃輕薄子嘲弄風月之資，非學道篤實君子所為也。我以格致誠正為學，不用意學夫詩詞也。若或有人先倡，不得不和耳。」[1] 明清時期，朝鮮人因遭遇海難，致使漂流中國的紀錄至夥，崔溥不過其中之一而已， [2]但由於《漂海錄》的廣泛流傳，崔溥海上漂流的經歷遂傳誦一時。在中國，崔溥雖然迫不得已，屢屢與人作詩唱和，但在正式的場合，卻一再以道學夫子自居，掩飾其「做得詩不好，舉得筆亦不好」 [3]的事實。[4]但從這段問答，不難看出：外交使節於詩賦之道精純嫻熟的印象深入人心，特別是朝鮮文人。 即使是「以經學窮理為業，嘲弄風月為賤」[5]自居的崔溥，對於中國赴朝使節詩藝的高妙也欽慕無已，以下這段問答，可以看出崔溥對於曾經親赴朝鮮的中國使節張寧的崇仰之情。其曰： 有一人來問曰：「景泰年間，我國給事中官張寧奉使你國，做卻金亭詩《皇華集》，你曉得否？」 臣對曰：「張給事到我國，著《皇華集》，其中《題漢江樓》詩『光搖青雀舫，影落白鷗洲。望遠天疑盡，凌虛地欲浮』之句尤稱籍。」 [6] 張寧（生卒不詳，嘉靖五年（1526）進士），字方洲，明英宗天順四年（1460），持節出使朝鮮。張寧出使的經過，《殊域周咨錄》等書有詳細的記載，甚且譽之為「不減重兵十萬橫行鴨綠」。[7] 張寧之外，崔溥也稱另一著名的使臣祁順「文章清德，人所欽慕」。[8] 顯然，對朝鮮士人而言，對於中華文士持節朝鮮之翰墨文華著意至深。詩賦，成為兩國士人溝通情志的重要標誌，而外交使臣的著作也必然騰越人口，故而即使「不學詩詞」的崔溥， [9] 亦能隨時琅琅上口。「卻金」是明代使節涉足異國時的一種充滿道德意味的展演行為（performance）， [10]《皇華集》則是明、鮮使節之間的詩賦酬唱，對於東亞各國的使節詩學，具有重要的範式意義。[11] 現存最早的《使琉球錄》作者陳侃（1489-1538），曾對使節文化書寫的特色加以闡發，其曰： 前輩使外國，率有紀錄或賦詠，非以炫詞華也。窮荒絕裔，亦造物者之所陶鎔；而風聲曠邈，品藻弗及。若道途之險易、山川之怪奇、風俗之媺惡、人物之醜好，以至昆蟲草木之變，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之不齊，非特探奇好事者所欲知；而使事之周爰咨諏，自不可少也。[12] 這段話說明使節書寫不該以雕繪藻飾為念，而應該著意於記錄異國的山川景物與人文風俗，擴展知識視野，並且能適切傳達國家政體的聲音，個人情志的抒發亦須有裨於王事。也就是說：優秀的使節文化書寫除了能在現實政治發揮實際的效用之外，也能帶入新的知識範式與價值視野。清初的潘耒（1646-1708）則為使節文化書寫的歷史系譜勾勒出大致的圖像，曰：「人臣銜命出疆，有安危利害之寄，專對不辱命，聖人猶難之，使之職誠重矣。然自古奉使有聲者，往往多文雅之士。春秋子產、季札、晏嬰之徒，皆閎覽博物，長于辭命。漢世陸賈、嚴助、終軍、司馬遷、相如諸人，亦數數奉使。至如陳湯立功絕域，而《傳》稱其工為章奏；蘇子卿大節皦然，而贈別五言為千古風詩之祖。以是知為天子使，惟文人最宜也。」 [13]潘耒注意到文學體製的創生與使節出訪具有某種程度的關連性，洵乎有識，是故朝鮮士人李埴乃稱「詩之道，通於使事」，並以「使而詩」、「詩而使」雙重特質解析使節詩作的特色，其曰： 詩之道，通於使事。春秋列國大夫交聘，舉古詩而相諷勸，謂之賦，其義最盛。自詩不復古，而後之學士詞臣銜命四方，紀事抒情，尚有可觀可怨。此乃使而詩，非詩而使者也。吾友 「使而詩」意指使節個人在出使的經歷中異國聞見的紀錄與個人經驗和感觸的發抒，也包含友朋僚屬詩酒醼集的酬應唱和，然此猶欠一著。李埴贊許出使日本的金道源詩作音律鏘然，山川風俗無不刻劃入神。作為出使日本的文人使節，作品受到日本知識社群的歡迎與重視，通款情好，不僅充分達成使命，且能弘大邦國輝光。弘揚文化傳統，增進彼此的相互認識，溝通情誼，方可稱之為「詩而使」。也就是說：作品本身超越個人的情思之上，不僅不辱國家政事，甚且能博取異國士人的肯定稱許，同時也開創新的書寫方式與內涵。 明清時期東亞諸國（至少包括朝鮮、日本、琉球、越南諸國）相互之間的詩賦外交，前賢著意已夥。15 但仍有些許問題有待進一步釐清：（一）外交詩賦在美學形式與意境、內涵有無特出之處？（二）外交詩賦與當時詩學主張有無某種程度的互動關係？（三）外交詩賦既然與異國經驗有關，是否某種程度反映了異國情趣與「自我∕他者」相互觀看的視角。（四）外交詩賦既然是政體交通的副產品，必然相當程度的反映了政治體制、價值觀念以及世界圖像等各方面的特性，而此應該也是外交詩賦有別於其他作品的分野所在。本文將以晚明冊封使朱之蕃為中心，兼及張寧、祁順與其他使臣，勾勒近世東亞使節文化書寫的可能意涵，檢視明清詩學與東亞諸國的互動方式與流衍軌跡，並以此為基礎，省思重寫文學史的可能性。 二、「大為皇華之辱」：明代中朝使節詩賦外交及其得失 有明一代，中、朝之間的詩賦外交，素為學界艷稱。16 明代中葉的程敏政（1445-1500）曾經觀察到當時出外安南與朝鮮使節和異國士人競逞詩才的現象，其曰： 予又見往時使朝鮮與安南者，多喜以詩賦相倡和為長雄，心恒疑之，夫周爰咨詢而陳詩以觀民風，古使臣之職，殆不謂此，如以其詞華墨妙自矜詡，而與蠻貊爭勝負，縱過于彼十倍藝焉爾，其何繫于使義之得失也哉？此亦敬止所當知也。[17] 程敏政特別強調出使安南與朝鮮的使節喜與當地士人為詩唱和，他以為縱使文才過於對方十倍亦不足觀，將異邦視為蠻夷落後之地，這樣的講法不僅妄自托大，且與史實相去甚遠。稍後的錢謙益（1582-1664）其看法亦與程敏政異曲同風，其曰：「本朝侍從之臣，奉使高麗，例有《皇華集》。……東國（朝鮮）文體平衍，詞林諸公，不惜貶調就之，以寓柔遠之意，故絕少瑰異之詞。」 [18]錢氏以為《皇華集》的文體平衍，殊不動人的根由在於詞林諸公刻意貶調就之，屈就朝鮮文人所以致之。這樣的說法不僅朝鮮文人不以為然，[19]其他晚明文人所見亦與之相去甚遠。沈德符（1578-1642）對於明代中、朝士人詩歌往還實態的觀察庶幾近乎情實，其言曰： 朝鮮俗最崇詩文，亦舉鄉會試。其來朝貢陪臣多大僚，稱議政者即宰相。必有一御史監之，皆妙選文學著稱者充使介。至闕，必收買圖籍。偶欲《弇州四部稿》，書肆故靳之，增價至十倍，其篤好如此。天朝使其國，以一翰林、一給事往。欲行者即乘四牡，彼國濡毫以待唱和，我之銜命者，才或反遜之。前輩一二北扉，遭其姍侮非一。大為皇華之辱。此後似宜遴擇而使，勿為元菟四郡人所笑可也。[20] 沈德符明白指出詩賦外交是明鮮使節往還的共通語言，詩不僅是明清朝貢貿易體制下從事交聘往還的士人共通的知識技藝，更是關乎國家顏面聲譽的戰爭。詩賦既是朝鮮籠絡中土文士的手段， [21]也成為朝鮮「抗衡於中華」 [22] 的文化資產。詩，既是溝通情志的良媒，同時也是燃發戰事的引信。日本江戶儒臣林羅山（1583-1657）曾經感嘆其與朝鮮通信使的詩戰生涯，[23]移諸明、鮮之間亦絕無二致。詩，同時也是自我與他者相互觀察體證的窗口，同感交融的共震音頻，祁順曰： 詩之道大矣！古今異世，而詩無間也。中外異域，而詩無別也。蓋道之著者為文，文之成音者為詩。人有不同而同此心，心有不同而同此道。道同則形之言者，無往而不同矣。苟不於此求之，而屑屑焉古今中外之較，豈知言哉？ [24] 誠哉斯言，祁順這段說法與歌德「世界文學」的說法有幾分神似，儼然已有近代比較文化論的雛形，不免令人驚訝嘆服。這種廣闊的文化視野與祁順行使朝鮮的異國經驗自然息息相關。同時，祁順的說法也隱隱蘊含著一種可能性：既然古今中外詩道皆同，則他國的詩人所作未必劣於中土。也就是說：這樣的說法無疑解消中土詩人必然優於他國的預設。而從上述沈德符的說法清楚透露明朝文人在與朝鮮的詩戰過程，也曾落居下風，[25]因此祁順的說法更可能是奠基於對於歷史現象的觀察，而不僅止於理論而已。故而朝鮮文人金安老（1481-1537）意氣揚揚的說：「誠使我國文士入中國，質定高下於諸老間，豈 盡多讓於彼哉？其不間於古今夷夏，明矣。」 [26] 關於明鮮之間的詩戰，在中國、朝鮮相關的著作中屢見不鮮。例如嚴從簡（生平不詳，嘉靖三十八年（1559）進士，萬曆初在世）曾記述張寧與朴元亨（1411-1469）鬥詩之經過曰： 按寧入朝鮮，其舘伴朴元亨者，亦捷才。寧為百韻詩，每得句，朴隨手和之。及至云：「溪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朴閣筆曰：「不敢賡矣。」 [27] 在有明一代出使朝鮮的使臣當中，清初的詩論家朱彝尊（1629-1709）對於張寧的詩才最為傾倒。[28]但更加膾炙人口的是：祁順與徐居正（1420-1488）二人的詩戰。金安老記其經過甚詳，其言曰： 成廟朝，祁戶部順來頒帝命。道途所由，覽物興詠。遠接使四佳 此事最早似乎見於成俔（1439-1504）《傭齋叢話》， [30]成俔曾親歷其事，最初記述其事，其用意恐在譏諷徐居正不自量力，竟膽敢向天使祁順投帖邀戰。金安老的說法與成俔最初的紀錄相形之下，添飾之跡歷歷可見。此一故事至少有幾點值得注意：（一）徐居正初先不以祁順詩作為然，足見其於詩學之評鑑自有軌則。事實上，明清以來，朝鮮詩學固然與中土深有互動，但始終仍然自成一國。從某種角度來說，徐居正與祁順的詩戰正是雙方詩學異同切磋的難得契機。（二）雙方勝負的關鍵在於應對險韻的遲速工拙，此與中土並無二致，日韓之間的詩戰亦復如是，而鬥韻勝負的先決條件在於腹笥的豐儉，多少帶有館閣之風，個人性情懷抱的交涉較少（當然，大手筆仍能出之以性情，未可一概而論）。（三）祁順最初履朝鮮之詩作不入徐居正之眼，說明徐居正等朝鮮詩人自視之高，雖然徐居正挑戰「天使」的舉動屢遭譏訕， [31]但就祁順為《徐居正文集》作序觀之，祁順本人並未有不悅之感，甚且為之揄揚。崔溥在中國時，中國文人亦曰徐居正「文章亦海東人物」，[32] 而金安老對此評曰：「中朝人士見國人，問：『徐宰相安未？』崔司諫溥嘗自耽羅漂海至台州， 泝蘇、杭而來，南人亦有問者。四佳名聞天下亦可知已。」 [33] 就此觀之，此場「戰役」實是徐居正聲名託之以傳的重要關鍵。 明代的知識社群，固然類似程敏政、錢謙益，一味堅持民族自尊心，固守天朝尊大姿態大有人在，但如同祁順一般，主張詩道通於天下，進而嘗試打破固有審美主張與價值軌範者亦不乏其人，其中，晚明朝鮮冊封使朱之蕃特別值得關注。 三、「大概響亮可貴」：朱之蕃看朝鮮漢詩 目前關於朱之蕃的研究極少，但從「只今拍手村童輩，也道南京朱狀元」 [34] 此一說法，不難想見生前聲譽之隆。關於朱之蕃，詹杭倫教授有拓宇之功， [35]除此之外，罕有言及者。關於朱之蕃生平，筆者聞見所及，當以顧起元（1565-1628）所撰朱之蕃墓誌銘較為詳盡，今各本所傳朱之蕃生平資料往往祖述於此，紀事大抵未出其藩籬。顧起元言其與「公生同里，婚同外家，選澤宮同籍」、「公與余最暱，而余知公最深」，故其言朱之蕃生平信實可從。全文太長，不能盡錄，今為討論方便，擇其大端，略述如下。 朱之蕃（1561-1626），生於明世宗嘉靖四十年，字元介，號蘭嵎。荏平人，著籍金陵。工詩詞書畫。萬曆二十三年（1595）舉進士第一。萬曆三十四年（1606）出使韓國。仕至吏部侍郎，卒後追贈尚書。詩文書畫兼擅，特別是書法，姜紹書稱其「楷法敏速，腕際有神，居平不事生産，惟喜法書、名畫，牙籤玉軸，埓於寶晉。寫山水得米襄陽、梅道人、顧寳幢標韻，竹石兼東坡、與可之妙，自來鼎甲能畫者極少，翰墨風流，蘭嵎擅之矣。」[36]著有詩文集數百卷，今傳世者有《奉使韓國稿》、《金陵圖詠》、《詠物詩選》等，編有《盛明百家詩選》三十四卷。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朝鮮皇子誕生。明朝遂遣翰林院修撰朱之蕃為正使，刑科都給事中梁有年為副使，赴朝賀喜，並頒《皇大孫誕生詔》。朝鮮遠接使為議政府左贊成柳根（1549-1627，字西坰）、從事官為許筠等人。雖然明朝遣使朝鮮的次數極其頻繁，[37]但朱之蕃此番朝鮮之行在東亞詩學交流史上仍有幾重獨特的意義： （一）朝鮮女詩人許景樊（1563-1589，蘭雪軒、楚姬）詩集在中土的流傳，朱之蕃的角色極為關鍵。雖然從藍芳威、吳明濟開始，歷經朱之蕃，以及稍後的劉太監、徐明等人，都曾經對許景樊的詩作在中土的流傳有所貢獻，不過朱之蕃聲名遠過他人，且曾為《蘭雪軒集》撰作序文，錢謙益、朱彝尊等詩論家也都強調朱之蕃大有功於介紹許景樊流傳中土一事。[38] （二）朱之蕃曾親炙風雅領袖焦竑、王世貞等人，對於朝鮮詩家而言，透過朱之蕃，等於是和中土風雅文人直接有所互動。 （三）朱之蕃將《詩法要標》一書攜至朝鮮，此書的內容雖然近乎詩法初機，卻是朝鮮詩人認識中國當時詩學主流的一個重要門徑。 因此雖然明清遣使朝鮮無代無之，朝鮮方面也留下許多明清使節談詩論藝的紀錄，歷來使節中，倪謙、董越、龔用卿關於朝鮮的著作亦膾炙人口，但從上述數點觀之，朱之蕃此番出使朝鮮對於雙方詩壇交流互動仍然有無法取代的重要意義。 在朱之蕃出使朝鮮之前，許景樊的詩作透過《朝鮮詩選》等著作已在中土流傳，但錢謙益、朱彝尊皆將此歸功於朱之蕃，一則朱之蕃有刊刻之功，同時朱之蕃對於東國文獻廣徵博求的熱情實無以復加。許景樊之弟許筠（1569-1618）記朱之蕃索見許景樊之詩集經過曰： 上使先到控江亭，余跟往，上使招余入，問家姊詩，即以詩卷進，上使諷而嗟賞。[39] 雖然朝鮮才女許景樊為晚明中土詩家關懷的熱門話題，但朝鮮詩家於許景樊詩作的真實性始終多所懷疑。例如申欽（1566-1628）曾就許景樊詩作中剽竊之例言曰： 許草堂之女，金正字誠立之妻，自號景樊堂，詩集刊行于世，篇篇警絕。所傳《廣寒殿上樑文》瑰麗清健，有似四傑之作。而但集中所載，如《游仙詩》，太半古人全篇。嘗見其近體二句「新粧滿面猶看鏡，殘夢關心懶下樓」此乃古人詩。或言：「其男弟筠剽竊世間未見詩篇，竄入以揚其名」云，近之矣。[41] 申欽於其弟許筠以古人詩作偽託許景樊之作以揚其名一事，尚有所保留，而李睟光（1563-1628）就曾指出消息來源與作偽之經緯。其曰： 蘭雪軒許氏，正字金誠立之妻，為近代閨秀第一，早夭，有詩集行世。平生琴瑟不諧，故多怨思之作，其《采蓮曲》曰：「秋淨長湖碧玉流，荷花深處繫蘭舟。逢郎隔水投蓮子，遙被人知半日羞。」中朝人購其詩集，至入於耳談。金誠立，少時讀書江舍，其妻許氏寄詩云：「燕掠斜簷兩兩飛，落花撩乱撲羅衣。洞房極目傷春意，草綠江南人未歸。」此兩作近於流蕩，故不載集中云。……其他《樂府》、《宮詞》等作多竊取古詩，故洪參議慶臣，許正郎樀，乃其一家人。常言：「蘭雪軒詩二三篇外，皆是偽作，而其《白玉樓上梁文》亦許筠與李再榮所撰」云。[41] 《白玉樓上梁文》即《廣寒殿白玉樓上梁文》，此文頗受時人推重， [42] 以為許景樊八歲所作， [43]然而從李睟光引洪慶臣（1557-1623）之語可知實出自許筠等人手筆。雖然柳如是、朱彝尊都曾指出許景樊詩作中抄襲古人的現象，但並未如申欽、李睟光、南龍翼（1628-1692） [44]等朝鮮詩家清楚辨識其偽作關鍵出於其弟許筠。[45]柳如是（1618-1664）評曰：「此邦文士，搜奇獵異，徒見出於外夷女子，驚喜讚嘆，不復核其從來。」 [46]移諸以況朱之蕃亦不為過。朱之蕃稱說許景樊，固然不無「搜奇獵異」的心態，然其嘗試將關注的目光轉向異域之外，仍然應該加以肯定。除了許景樊之外，朱之蕃也嘗試介紹其弟許筠與中土士人，在與李廷機（生卒年不詳）的問答中，他回答了柳如是的問題。其曰： 余（李廷機）曰：「方今海內部署文事者，比肩而立，皆可赤幟西京，抱皷開天也，獨奈何厭家膳而嗜野，斥疏越至耽禁沫？」……（朱之蕃）太史曰：「否！此是覩皇家大一統之盛哉。休明之化，洋溢域中，而不足散覃區外。朝鮮，箕子所封，故獨先被其教。許門，大嶽之胤，故首能擅其藝。其兄姐之作，俱諷乎大雅矣。此集雖置在七子間，瑕不廁宗、梁之列，是誠朝暮遇之者哉？」 [47] 李廷機與朱之蕃兩者的問答論理似乎俱出於王世貞《朝鮮詞翰小序》一文。[48]將許筠置於宗臣（1525-1560）、梁有譽（1521-1556）二人之上，評價不可謂不高。事實上，朱之蕃甚且推許筠之作「似弇州晚境」， [49] 則不免揄揚太過，不過這也再次說明了朱之蕃介紹朝鮮詩人的熱情。許景樊、許筠之外，朱之蕃 對於朝鮮漢詩亦極關心。許筠曾經記錄與朱之蕃的一番談話，其言曰： 上使（朱之蕃）曰：「道上館驛壁板，何無貴國作乎？」余曰：「詔使所經，不敢以陋詩塵覽，故例去之。」上使笑曰：「國雖分華夷，詩豈有內外？況今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俺與君俱落地為天子臣庶，詎可以生於中國自誇乎？近見貴國士大夫禮貌閑雅，文彩都秀，使入仕於天朝，則豈遽下於吾輩耶？」 [50] 此事亦見於金漸（生平不詳）《西京詩話》， [51] 關於朝鮮使行館驛題壁詩抹去朝鮮詩作一事，權應仁曾言：「凡詔使之來，平安館驛東人詩板一切撥去，只留大同江船亭鄭知常『雨歇長堤草色多』之詩」， [52]朝鮮文人的題壁詩不見館驛懸板，自然與政治權力和文化霸權的不平等有關，從柳夢寅（1559-1623）「自古中國文士小我邦人，數百年來，沿路數千里無一篇我國詩懸于壁者」[53]這段忿忿不平的感觸，其無奈心情或許可以窺其一二。從這段應答來看，朱之蕃希望打破中國知識社群的文化霸權心態，嘗試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理解。不過必須注意的是：朱之蕃雖然嘗試認識朝鮮文化傳統，卻也仍然有所限制。特別是許筠對於朱之蕃認識朝鮮漢詩傳統，具有一定程度的指導作用，以下此則記事可以為證。其言曰： 天使梁、朱之來，西埛柳根為遠接使，許筠為從事官。一日朱太史謂筠曰：「本國自新羅 至于今，詩歌最好，可逐一書來。」筠遂選為卷 呈。太史覽畢，招筠語曰：「子所選詩，吾達夜燭看之。孤雲詩粗弱，李仁老、洪侃最好」云。諱侃，號洪崖，即余十一代祖也。太史又曰：「李崇仁《嗚呼島》、金宗直《金剛日出》、魚無跡《流民歎》最好，李達詩諸體酷似大復，而家數不大也。盧守慎強力宏畜，比弇州稍固執，而五律深得杜灋，李穡諸作皆不逮浮碧樓作也。貴國詩大概響亮可貴矣。」因高詠李達《漫浪歌》，擊節歎賞曰：「斯作去太白亦何遠？」……使還，至快哉亭，招筠談話良久。太史曰：「東方詩當推柳春湖為第一也。」副使曰：「氣矯語，然不解詩者。」太史曰：「雖似不解詩，而其文章甚重，固是最作家也。」蓋其時柳永慶為首揆，不解詩文，故其唱和詩專用崔東皋之作；太史可謂知詩。[54] 這則記事常為朝鮮詩家所徵引，初見於許筠《丙午紀行》， [55]多半在於強調許筠為一夜能將朝鮮詩史匯成一卷的捷才，洪萬宗（1643-1725）在此引述這段話的用意半在於自我標榜，此先姑且不論，此處朱之蕃的言論至少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朱之蕃用以認識朝鮮詩人的基準往往在於復古派諸家風格體製，例如何景明（1483-1521）、王世貞（1526-1590）等人。即使「響亮可貴」—音調鏘然，也是復古派明顯的論詩主張。（二）朱之蕃寓目之詩作，實已經過許筠之手揀擇後有以致之。（三）朱之蕃先言李達家數不大，又贊許李達《漫浪歌》有太白之風，不免自相矛盾。筆者以為標榜李達此詩恐非出自朱之蕃本心，更有可能來自許筠意見的折射。觀梁慶遇（1568-？）與許筠以下的問答則明白可徵。其言曰： 梁慶遇嘗問於余曰：「我國七言古詩孰優？」曰：「未知何如？」慶遇歷問：「朴、李《蠶頭》如何？」曰：「出韓，而或悍或穠，非其至也。」問：「訥齋《晉陽兄弟圖》、沖庵《牛島歌》如何？」曰：「晉陽杰而滯，牛島奇而晦。」「然則屬誰？」曰：「魚潛夫《流民歎》、李益之《漫浪舞歌》也。」因曰：「以詩觀之，則奇才多出於君輩也。」渠亦大笑。[56] 此則雖半出之以戲謔，但梁慶遇的笑聲清楚揭示：許筠推許魚潛夫《流民嘆》與李達《漫浪舞歌》的用意在於師友標榜，此二人的詩藝迥出時流絕非當時朝鮮詩家共識。李達是當時朝鮮著名的「三唐」詩人之一，許筠曾經就學於李達，許筠所選詩作中，李達作品必然不少。許筠既然敢偽造許景樊之詩，詭稱朱之蕃讚許李達又何足深訝。朱之蕃這番讚許或許有助於提升李達在朝鮮漢詩史的地位也未可知，至少推波助瀾之功不為無之。也就是說：不論是介紹刊刻許景樊之詩，或者對於朝鮮漢詩的理解，朱之蕃固然嘗試以廣闊的胸懷重新認識朝鮮的文化傳統，但許筠居間扮演了不容忽視的重要角色。許筠的詩學主張與企圖（例如在中土流傳）也經由朱之蕃折射，流風所及，亦同時影響中、朝兩國的詩壇。或許誠如柳如是的批評，由於獵奇覓異心態的影響，以至於朱之蕃無法清楚看破許景樊作品中的破綻，但透過許筠與此次難得的朝鮮經驗，對於不同的文化傳統之間異同比較有更深的體會。從朱之蕃與許筠的例子，也再一次驗證：使節與翻譯在文化交流傳布過程當中實為不容忽視的重要角色。 四、從朱之蕃到王世貞：格調詩學在朝鮮 對朝鮮詩人而言，與中土使臣的接觸同時意味著與中土詩學主流同步互動。尹根壽（1537-1616）引述高彥明之語曰： 登第後，通官高彥明謂余曰：「昔年曾見李堂和宗則，言辛巳年嘉靖登極，詔使唐修撰皋出來時，遠接使容齋李公問於天使曰：『當今天下文章，誰為第一？』唐答曰：『天下文章以李夢陽為第一。 』」其時崆峒致仕，家居汴梁，而名動天下。我國不知，雖聞此言，亦不肯訪問於中原，可歎！近世始得《崆峒集》者，而始知詩文兩極其至。王、李諸公極其推尊，我國之知崆峒子矣。[57] 嘉靖改元（1521），遣翰林編修狀元唐皋（1469-1524）持節宣諭，朝鮮方面派遣的遠接使為李荇（1478-1534）。這段話意在感嘆往昔雖然有難得的機緣從唐皋親聞中土詩文主流，卻未能持續深入追索，致使不能深入認識李夢陽。尹根壽也同時說明，由於王（世貞）、李（攀龍）之學大興於世，於是得以重新認識李夢陽的過人之處。因此，明代復古詩學雖以李（夢陽）、何（景明）為嚆矢，然其成就仍在王、李。從南龍翼「論其集大成，則不可不歸於王」 [58]之語可以窺其一斑。特別朱之蕃由於曾經親炙弇州，成為朝鮮詩人認識王世貞其人其學與晚明詩壇動向的一個重要窗口。許筠曾記朱之蕃與弇州之交誼故實，其言曰：余因問：「曾見弇州否？」上使（朱之蕃）曰： 「癸巳春，往太倉請益於弇州公。時以南大司寇致仕，貌不中人，眼炯如花。園築考古、博古等堂，聚詩社友門徒賦詩，飲酒終日，日飲五六斗不醉。人有求詩文，令侍婢吹彈而謳，伸紙輒成。」問學問文章功程，則曰：「吾輩少日妄喜王、陸之新音，到老看之，考亭訓四子為第一義，可自求於此矣。章文則人人不可為李于鱗。先秦西京文，漢魏古詩，盛唐近體，雖不可不讀，而蘇長公詩文，最切近易學也。吾亦以白傳蘇詩為法矣。」余問方今翰閣能詩者孰誰？曰：「南師仲、區大相、顧起元俱善矣。有兵部郎謝肇淛詩，酷造大復之域矣。」 [59] 朱之蕃眼中所見的王世貞晚年頗具傳奇性。豪飲而不醉、詩文援筆立就，幾近神仙中人。朱之蕃於詩雖非捷敏，然於書法造境亦深，顧起元見朱之蕃揮毫神速亦非常人所及，「公幼卽好書，初從文長洲為楷法，已進，而倣趙集賢、顔魯公，上曁黃庭破邪之屬，皆善得其意，後又為擘窠撮巾大書，持楮箑求書者，闐門無虚日。公揮翰若飛，頃刻而盡，余嘗謂自臨池以來，書之敏疾，未有如公者也。」 [60] 弇州詩作之敏與蘭嵎揮毫之神妙相映成趣。王世貞晚年式法東坡，本是明代詩學一重公案，但在朝鮮詩人眼中，王世貞常與東坡相提並論，例如「王世貞稱為一世雄才，其自視蓋楊、馬、班也。而晚境主蘇詩，時有絕相類者，若見弇州《續稿》，可知也」、[61]「世傳東坡為鄒陽後身，故弇州卻言東坡之後身，捨我其誰，其自負亦不淺矣」、 [62]「惟弇州稍黠，間有類子瞻者」[63]類此云云，不一而足，即令一意步武虞山的詩論家李宜顯（1669-1745）亦曰：「明之元美，真空門所謂廣大教化主。」[64]總此觀之，對朝鮮 詩家而言，謂弇州儼然晚明一東坡亦非言過其實。朱之蕃所述以下此則王世貞軼事更具傳奇色彩。其曰： 王世貞一生攻文章，居家有五室，妻居中堂，四室各置一妾。其一室置儒家文籍，有儒客至，見于其室討論儒書，其室之妾備禮食待其客。其一室置仙家書籍，有道客至，見于其室討論道書，其室之妾備道家之食待其客。其一室置佛家書籍，有釋客至，見于其室討論佛書，其室之妾備釋家之食待其客。其一室置詩家書籍，有詩客至，見于其室討論詩家，其室之妾備詩人之食待其客。各於賓主前置紙筆硯，常以書辭往復，未嘗言語相接；客去遂編而成書。一日有少時友至，猶尚寒士也。俄而，總兵官為親求碑銘，以千里馬三匹、文錦四十匹、白金四千兩為潤筆之資。世貞立其使者，展紙而揮之，以答之，盡舉潤筆之資與寒士，不自取一物，其值可數萬金。翰林學士朱之蕃，其弟子也，嘗在世貞客席。有人為其親索碑文，其行狀成一大冊，幾至萬言。世貞一讀，掩其卷，命書字的，秉筆而呼之，未嘗再閱其卷。既卒業，使之蕃讀之，參諸行狀，其人一生履歷年月官爵無一或差。其聰明強記如此，非獨其文章橫絕萬古也。[65] 孫衛國教授也注意到這則關於王世貞的軼事未見諸中土載籍。[66] 此條記事一則用以強調王世貞的聰明強記、學問該博；一則以見弇州文人風雅，兼之以胸懷磊落。朱之蕃的說法頗與時代稍後的張怡大異其趣，張怡描繪的弇州人物圖像，亦頗堪著意，其曰： 王元美世貞，風釆玉立，與客談笑，溫秀之氣，溢于眉宇。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淋漓。在浙，修岳公、于公祠墓，為文以奠，詞極悲壯。在南陽，修張睢陽、鐵尚書祠。在南都，請崇文廟， 梨配享。其居喪也，三年不茹葷御室，十年始具衣冠，與燕會。不畜姬侍，不置聲樂。義田千畝，歲時率族奠祀惟謹。生平于故舊兄弟，白首無間言。推服于鱗，而遜敬美。尤不惜以齒牙筆札緩急人。其門賢愚醜好，靡所不具。而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幾百變，公皆安之。[67] 此則記載言弇州「不畜姬侍」一事與朱之蕃所謂「居家有五室，妻居中堂，四室各置一妾」頗有出入，朱之蕃既然親炙弇州，於此當無誤記之理，此先置之弗論。張怡所記弇州絕無文人風雅之態，而是類似滿腔節烈、至誠心堅的道學夫子，甚至連弇州與羽客緇流的交往都略而不提，顯然相當程度是張怡理想人生圖像的折射，就此觀之，朱之蕃所言弇州似乎更近於晚明士林實態。朝鮮王室曾經刻意收羅王世貞的著作。[68 ]對朝鮮詩家而言，朱之蕃不僅是狀元、天朝使節，更是認識當時中土詩壇冠冕的不二人選。從這個角度看，相傳朱之蕃評閱的詩話《詩法要標》儘管只是詩法初階，卻是認識當時中土詩學主流的不二法門。[69] 較王世貞的人物形象建構更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貞所代表的詩學觀念。從李、何到王、李，朝鮮詩家各自有所偏好，亦乃人情之常。但唯有弇州，能在理論的層次，獲得朝鮮詩論家的注目與回應（當然未必完全接受與認同）。例如李睟光（1563-1628）曾曰： 王弇州云：「盛唐之於詩也，其氣完，其聲鏗以平，其色麗以雅，其意融而無跡。今之操觚者，竊元和、長慶之餘似而祖述之，氣則漓矣，意纖然露矣，歌之無聲也，目之無色也。彼猶不自悟悔，而且高舉闊視，曰：『吾何以盛唐為哉？』」余謂此言正中時病，弇州蓋以盛唐為則，而亦未至焉者也。[70] 王世貞這段話屢為詩論家所稱引，原見於《弇州山人四部稿》卷65 之《徐汝思詩集序》，文字小有異。顯然，復古派「詩必盛唐」的主張對於李睟光造成巨 大的衝擊，李睟光「唐人作詩，專主意興，故用事不多；宋人作詩，專尚用事，而意興則少」、 [71]「唐以上人意趣自高，欲卑不得；宋以下人氣格自卑，欲高不得」 [72] 等發言，置諸晚明復古諸大家之列亦絕不突兀。就李睟光之例觀之，朱之蕃與王世貞同在稱引之列， [73] 芝峰持論雖偶與弇州不盡相同，然觀其論明代大家李東陽、何良俊等人，引弇州之說以為權衡，其推重之情不難想見。 王世貞的這段話明顯針對唐順之、王慎中為首的唐宋派而發，李睟光引用弇州此段議論，以盛唐為極則，界分唐宋，此皆復古派襲自嚴羽《滄浪詩話》中「辨體」的基礎上更形發揮所致，筆者曾於他處論及，於此無庸詞費。[74] 由於王弇州日益受到朝鮮詩壇的重視， [75]其門人胡應麟（1551-1602）的《詩藪》，也受到朝鮮詩壇的注目。[76] 相對而言，例如王弇州所敵視的唐宋派、或者雖同為復古派陣營，卻為王、李所不喜的謝榛，在理論建樹上儘管亦頗有可觀，但在朝鮮詩壇顯然並沒有獲得應有的重視。 對朝鮮詩人而言，王世貞代表的意義不在於詩作的高妙，或者喚起那些東坡相關的回憶。而是新的詩學範式，以及開創新的理論命題。不論贊成與否，都必須對王世貞所提出的問題有所回應。因此，即使朱之蕃自謙：「於此道，以久困制舉業，所得殊淺」， [77] 歷來詩論家也對朱之蕃的詩作頗多微詞，例如朱彝尊以為朱之蕃詩作「微嫌詩材愞熟，語不驚人」、 [78] 錢謙益以為：「詩篇冗長，頗不為藝林所許」、[79] 柳夢寅評為：「駁雜無象」， [80] 儘管有這許多批評，但對朝鮮詩壇而言，朱之蕃與其他使節文人不同的是：朱之蕃既見證了晚年王世貞生活寫照，也帶來晚明復古派的入門法式，成為朝鮮遠接中土主流格調詩學最直接的聯結。例如申欽言朱之蕃「舂容而大、寂寥而少，辭當於境、聲協於耳、色調於目，而繁省廉肉，鑿鑿皆中于大雅之遺音。」 [81] 言朱之蕃之作音節條暢、色彩和諧，音歸雅正又言簡意深，當然有應酬溢美的部分，然而這同時也是格調詩學的基本主張，朱之蕃自身之作固然並非秀異特出，卻也相當程度體證格調詩學的法度。因此，不論是在王世貞個人形象的建構，或者詩學理論方向的導引，朱之蕃都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晚明時期中國與朝鮮兩國詩人相互觀看認識的目光也同時交映於朱之蕃一身。 五、代結語 不論從文學史、對外關係史、文化交流史的角度來看，東亞使節文化書寫都具有特出的意義，提供許多新的視角與反省的可能： 一、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使節文化書寫其實淵遠流長，孔子曾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哉？」 [82]「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83] 表明了孔子對於外交辭賦的重視，從《左傳》賦詩的傳統開始，外交使節與詩賦並結下不解之緣。使節之詩不單只是風土人情的紀錄而已，既反映了「主體∕他者」的相互觀看，也體證了新舊事物與價值觀念的衝撞與融合，並呈現了商業或社會的實境等不同面向。明代朝貢貿易體制確立以後，決定了東亞諸國外交往來的基本形態。晚清國族主義興起，中國與世界的外交形態進入世界體系之中，傳統的朝貢貿易體系正式走入歷史。使節文化書寫當中中國與世界的相互交往不斷變遷，在詩、小說、戲曲、遊記、書畫等不同的文類中都有各自的風貌與情境，顯然還有待學界進一步深入探索。 二、對使節文化書寫而言，個人情志的抒發並非第一義，而與當時的外交體制、價值觀念等相互牽動。使節文化書寫基本的條件是兩個（或以上）政治體的交流互動，情感主體的作用往往也是不同的世界觀或價值系統碰撞的結果。易言之，與客觀世界遭遇之後的相互作用遠比單一主體在情感中的陷溺更為重要，從這個角度看，使節文化書寫對於開拓抒情傳統之外的視野蘊含豐富的潛能。 三、使節文化書寫也意味著新的書寫可能。獵奇或覓同都有可能重新發現新世界，走向世界，或是世界迎面襲來，都與使節往還有關，例如王世貞在朝鮮，或許景樊在中國。使節在文化交流傳遞的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之外，也是新文體、新理論、新句式，以至於新的書寫範式與觀察視角。 晚明中、朝的往來十分密切，辭賦外交的具體成果《皇華集》成為東亞使節詩學的共同範式，從崔溥的例子來看，同時也是當時中國知識社群認識外國的重要門徑。從朱之蕃的例子，大體可以證明類似「鴉片戰爭以後，海洋時代的戰爭與軍事關係才逐漸成為漢族士大夫論述的基本出發點」 [84] 這種近代史領域當中通行的說法與歷史事實截然不符，東亞的日本、琉球、越南在傳統文化書寫的身影中歷歷可見，如何可以一言盡皆抹去？朱之蕃既為中國帶入了許筠、許景樊（蘭雪軒），也為朝鮮詩壇提供認識王世貞其人其學的第一手資料。而張寧、祁順成功出使朝鮮，也成為兩國知識社群景慕的人物典型。東亞使節文化書寫不僅蘊藏異國的山川景物與人文風俗，其中也蘊含了認識世界的新眼光與新觀念，更是新的書寫範式與題材的豐富寶庫，使節文化書寫同時也是解構抒情傳統或寫實主義此等單一偏斜理論話語的重要資具。邇近由於文化理論對於旅行研究、朝聖研究等議題的開展，省思世界圖像與異國經驗在明清文學當中的角色、功能具有開展多重向度的可能性。 重寫文學史的前提在於文學史觀的重塑，從而擴大觀看的視野。對使臣而言，旅行的經歷不但是個人難忘的回憶，更是他們社會與知識生活中重要的文化資本。使節文化書寫（包括詩、遊記、奏議等）雖然亦不無抒情言志的部分，但更重要的卻是：必須充分傳達背後政權的姿勢與聲調。因此，使節文化書寫遠不止於單純的旅遊見聞，更同時是世界圖像、價值系統、乃至於審美向度的多方聚焦。就此觀之，使節文化書寫是複式聲調的展演，等待多重角度的詮釋與重塑。更是重寫文學史之際，不容輕易忘卻的重要篇章。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 本文為中央研究院前瞻計畫「漢詩與外交：十四至十九世紀東亞使節及其文化書寫，2009-2013」系列研究成果之一，特此致謝。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曹魏．何晏集解，《論語》，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8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8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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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從簡記述張寧此次出使朝鮮的經過云：「七年，詔封瑈為王。英宗睿皇帝天順初，國王與女直毛憐衞仇殺，廷議遣使問罪，僉舉禮科給事中張寧往，詔可之。内批都指揮武忠與俱，旣行，而遼東奏兩夷方搆禍，乞詔寧擇進止，寧曰：『君仁臣忠，義難自便。』乃急趨朝鮮，宣上德威，示禍福諭之。君臣震攝，遣陪臣入謝，復遣其子入學，引咎解兵焉。時謂寧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横行鴨緑也。」見明．嚴從簡輯，《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1《朝鮮》，頁20。 [8]崔溥原著，葛振家校著，《崔溥《漂海錄》評注》，頁103。 [9]同上註，頁106。 [10] 關於「卻金」此種明代外交使臣刻意為之的道德展演，筆者曾經為文分析，參見拙著，《知海則知聖人：明代琉球冊封使海洋文化書寫義蘊探詮》，《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編輯委員會編，《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第2 號（臺北：里仁書局，2009），頁1-33。明代琉球冊封使中有卻金紀錄的至少包括陳侃、郭汝麟、蕭崇業、夏子陽，幾乎可說無一無之。而出使朝鮮的使節當中，則至少有張寧、祁順、朱之蕃等人。 [11]江戶初期的儒者木下順庵曾說：「及讀其所謂《皇華集》，益知東國文學之盛，抗衡於中華，無有軒輊。想夫當今之世，亦必有博識宏才，出入今古，吞吐眾流者，出於其間。」足見日本儒者於《皇華集》一書深造有得。（日）木下順庵著，木下一雄校譯，《翠虗二稿序》，《對韓稿》，《錦里文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82），卷13，頁531。 [12] 明．陳侃，《自序》，《使琉球錄》，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第287 種，頁1。 [13]清．潘耒，《送汪舟次奉使琉球序》，《遂初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50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卷9，頁52。 [14]（韓）李埴，《書東溟槎上錄後》，收入金東溟，《槎上錄》，朝鮮古書刊行會編，《海行摠載》（京城：朝鮮古書刊行會，1914），第3 冊，頁45。 [15] 關於明代中、朝詩賦外交的相關研究，可以參見葉泉宏，《明代前期中韓國交之研究（1368-148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第4 章《明鮮國交之調整》，頁119-144；楊昭全，《中國—朝鮮．韓國文化交流史》（北京：崑崙出版社，2004），第2冊，頁703-824。談東亞漢詩與外交的關係，村井章介，《東アジア往還―漢詩と外交》（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一書值得參看。此外曹虹，《論董越《朝鮮賦》―兼談古代外交與辭賦的關係》，《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1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411-421；王國良，《倪謙《遼海編》與《庚午皇華集》》，《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2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337-346。 [16] 關於這點，可以參見李岩，《中韓文學關係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388-400。 [17] 明．程敏政，《送行人王君使朝鮮序》，《篁墩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5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33，頁566-567。 [18]清．錢謙益，《跋皇華集》，《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46，頁1528-1529。 [19]例如申昉就駁斥錢謙益的說法曰：「錢牧齋《皇華集跋》謂奉詔諸公貶調就之，以寓柔遠之意，尤可笑也。前後天使有文者，蓋不多人，豈皆文章之士？而我之儐接必簡一時之英，豈至使天使自貶調降格以見護也。」見（韓）申昉，《屯庵詩話》，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首爾：太學社，1996），第6 冊，頁99。 [20]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30，頁786。 [21] 葉泉宏，《明代前期中韓國交之研究（1368-1488）》，第4 章《明鮮國交之調整》，頁119-144。 [22]（日）木下順庵，《翠虗二稿序》，《對韓稿》，《錦里文集》，卷13，頁531。 [23] 關於林羅山與朝鮮文人的詩戰，詳參拙著，《四海斯文自一家：江戶前期日本儒者詩文中的世界圖像》，《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5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259-280。 [24]明．祁順，《北征藁序》，《巽川祁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7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卷11，頁517。 [25]朝鮮詩人對中、朝使節詩藝固多稱賞，然批評亦不在少。許筠曾曰：「黃詔使之詩，人皆短之」，見（韓）許筠，《鶴山樵談》，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2 冊，頁25。黃詔使當指萬曆十年（1582）的使臣黃洪憲。黃洪憲之外，稍後的黃孫茂亦屢遭朝鮮詩人批評，例如張維曾曰：「崇禎丙子歲，登萊監軍黃孫茂奉敕來我。黃是江西建昌人，壬戌進士，為人嗜酒踈闊。頒敕日屢失禮而不自知。沿途作詩，不解平仄，不知押韵。」見（韓）張維，《谿谷漫筆》，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2 冊，頁767。 [26]（韓）金安老，《龍泉談寂記》，卷下，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1 冊，頁657-658。 [27] 嚴從簡輯，《殊域周咨錄》，卷1《朝鮮》，頁20。 [28]清．朱彝尊：「使東國者，前有張芳洲，後有華鴻山，皆中朝之詩伯。」見朱彝尊，《明詩綜》（臺北：世界書局，1989），下冊，卷95，頁18，總頁687。張寧為浙江海鹽人，朱彝尊的說法亦恐不無回護鄉賢之意存焉。 [29] 金安老，《龍泉談寂記》，卷下，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1 冊，頁656-657。 [30]（韓）成俔，《慵齋叢話》，卷1，任東權、李元植、婁子匡編，《韓國漢籍民俗叢書》（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1 翻印），第1 輯第7 冊，頁27-28。 [31]例如柳夢寅曾記錄李栗谷的批評，其曰：「徐居正對祁順敢為先唱，若挑戰者，然困於『百濟地形臨水盡，五臺山脈自天來』之句。栗谷譏之曰：『四佳（徐居正）有似角觝者，先交腳，後仆地。下邦人待天使，宜奉接酬和而已，何敢先唱？』此真識者之言也，我國待華使，鳩集一時文人稍能詩者以酬應，而擇焉不精，貽笑天人何恨？」見（韓）柳夢寅，《於于野談》，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2 冊，頁501。 [32]崔溥原著，葛振家校著，《崔溥《漂海錄》評注》，頁103。 [33] 金安老，《龍泉談寂記》，卷下，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1 冊，頁657。 [34]明．易震吉，《秦淮竹枝》第75 首，《秋佳軒詩餘》（《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72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2，頁724。 [35]詹杭倫，《明朝狀元朱之蕃出使韓國考述》，「第四屆東方詩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高雄：中山大學，2005.6.3-5）。 [36]清．姜紹書，《無聲詩史》，收入《畫史叢書》（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第3 冊，卷4，頁65。 [37] 根據王裕明的統計，有明一代，遣使朝鮮約有一百七十餘次，人數達二百餘人。見王裕明，《明代遣使朝鮮述論》，《齊魯學刊》1998.2： 110-116。 [38]朝鮮女詩人許蘭雪軒（楚姬、景樊）的發現，先是由於赴韓支援抗倭戰爭的將領藍芳威、吳明濟等人發現，繼而又由於朝鮮冊封使朱之蕃的大力稱揚，晚明詩選詩注幾乎無一例外選入許蘭雪軒的作品，包括錢謙益《列朝詩集》與朱彝尊《明詩綜》兩部最為膾炙人口的詩選集。因此，許蘭雪軒成為中國詩人注意的對象與話題，實昉自於中晚明以來出使朝鮮的文人與武將。在這個意義上，若言使節對開拓傳統詩學的視野卓有功勳，當亦不為過矣。俞士玲對許蘭雪軒之詩在中國流傳的情況有詳細的考證。參見俞士玲，《明末中國典籍誤題許蘭雪軒詩及其原因考論》，收入張伯偉編，《風起雲揚：首屆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284-321。 [39]（韓）許筠，《丙午紀行》，《惺所覆瓿藳》卷18，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1），第74 冊，頁290。 [40]（韓）申欽，《晴窓軟談》下，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2 冊，頁595。 [41]（韓）李睟光，《芝峰類說》，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2 冊，頁390。 [42] 參見俞士玲，《明末中國典籍誤題許蘭雪軒詩及其原因考論》，頁304。 [43] 清．錢謙益撰集，許逸民、林淑敏點校，《許妹氏》，《列朝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12 冊，《閏集》第六，頁6856。 [44]（韓）南龍翼《壺谷詩評》：「蘭雪軒之詩，或云筠也自作，假稱以欺世」，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3 冊，頁314-315。 [45] 關於許筠生平事蹟，左江曾作過整理，參見左江，《許筠行實繫年簡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6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177-218。 [46]清．錢謙益撰集，許逸民、林淑敏點校，《許妹氏》，《列朝詩集》，頁6857。 [47]李廷機，《惺所覆瓿藳序》，許筠，《惺所覆瓿藳》，《韓國文集叢刊》第74 冊，頁103。 [48]王世貞曰：「滕生者，豈以其厭家膳而海錯野鶩之是好？夫亦見文物之美，冠諸屬國之意云爾也。今四海之内，皆奉正朔，南粤授首，天子大合樂為九賓之饗，東藩之人，儼然陳聲詩而進者，渢渢乎箕子之遺。」見明．王世貞，《朝鮮詞翰小序》，《弇州四部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80 冊，卷70，頁210。 [49]李廷機，《惺所覆瓿藳序》，許筠，《惺所覆瓿藳》，《韓國文集叢刊》第74 冊，頁103。 [50] 許筠，《丙午紀行》，《惺所覆瓿藳》，卷18，《韓國文集叢刊》第74 冊，頁291。 [51]（韓）金漸，《西京詩話》，《補錄》，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13 冊，頁643。文字小有出入，茲不具引。 [52]（韓）權應仁，《松溪漫錄》，卷上，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1 冊，頁748。 [53]（韓）柳夢寅，《於于野談》，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2 冊，頁496。 [54]（韓）洪萬宗，《旬五志》上，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3 冊，頁641-643。 [55] 許筠，《丙午紀行》，《惺所覆瓿藳》，卷18，《韓國文集叢刊》第74 冊，頁291-292。 [56] 許筠，《惺叟詩話》，《惺所覆瓿藳》，卷25，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74 冊，頁365。 [57]（韓）尹根壽，《月汀漫筆》，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2 冊，頁49。 [58]（韓）南龍翼，《壺谷詩評》，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3 冊，頁301。 [59] 許筠，《丙午紀行》，《惺所覆瓿藳》，卷18，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74 冊，頁292。 [60]明．顧起元，《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郞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恊理詹事府事贈禮部尚書蘭嵎朱公墓志銘》，《雪堂隨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80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3，頁277。 [61]（韓）申欽，《晴窓軟談》中，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2 冊，頁587。 [62]（韓）金萬重，《西浦漫筆》，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5 冊，頁526。 [63]（韓）金春澤，《論詩文》，《囚海錄》，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6 冊，頁18。 [64]（韓）李宜顯，《陶谷雜著》，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6 冊，頁237。 [65]柳夢寅，《於于野談》，收入《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2 冊，頁503-504。 [66] 孫衛國，《王世貞及其著作對朝鮮的影響》，《文史知識》2006.1： 99-100。不過孫教授沒有特別強調此則王世貞相關的記事出於朱之蕃的轉述。 [67]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19，頁726。 [68] 朝鮮光海君曾與許筠就收羅王世貞著作一事有所討論：「王曰：『王世貞所述，何冊耶？』許筠曰：『《弇山集》也。』王曰：『此集中朝盛行耶？』閔馨男曰：『王世貞文章大家也，家家皆有之矣。』王曰：『王世貞文集，可以刊改耶？』許筠曰：『禮部之准請與否，未可必也。』閔馨男曰：『准請之事，事在中朝，未可從心所為也。』」見（韓）春秋館編，《光海君日記》，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5-1958），第31-33 冊，卷94「光海君7 年閏8 月壬子」。並請參見孫衛國，《王世貞及其著作對朝鮮的影響》一文，頁99-100。 [69]《詩法要標》一書的特色與主張，詹杭倫曾經有所論述，詳參詹杭倫，《明朝狀元朱之蕃出使韓國考述》一文。 [70]（韓）李睟光，《芝峰類說》，卷9，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2 冊，頁285。 [71] 同上註，頁284。 [72]同上註，頁289。 [73]同上註，頁299。 [74] 詳參拙著，《滄浪詩話與明清詩學論爭：以「法∕悟」關係為中心的討論》，《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8），頁67-104。 [75] 許筠曾就王世貞《朝鮮詞翰小序》一文說道：「王弇州跋韓太史世能《朝鮮詞翰》後，比我國詩於宣、成之間，比我國書於趙松雪。《弇州集》初來，有名公見之，謂其蔑視，甚恥之。及今詳見王公之論，此乃獎也，非貶之也。元美嘗以宣德間楊東里、成化間李西厓、程篁墩諸公之作，比之唐景龍間。而以何、李比之李、杜，我詩之比於景龍亦過矣。元美評書，自二王後，只有趙松雪，歐、褚、虞、顏、蔡、米，皆在其下。石峯之書，比於子昂，亦足矣。乍見而忿之，誠不滿一笑。」許筠對弇州的文化史觀點有高度的認識，這段話不只是對王世貞認識的轉變，也意味著王世貞在朝鮮詩壇地位的變遷。許筠，《識小錄》下，《惺所覆瓿藳》，卷24，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74 冊，頁353。 [76]李植曰：「四十以後，得胡元瑞《詩藪》，然後方知學詩不必專門。先學古詩、唐詩，歸宿於杜，乃是《三百篇》、《楚辭》正脈，故始為定論。而老不及學，惟以此訓語後進。大抵欲學詩者，不可不看《詩藪》也。」見李植，《學詩準的》，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3 冊，頁34；金春澤曰：「胡元瑞《詩藪》之後，好詩無聞」，金春澤，《論詩文》，《囚海錄》，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6 冊，頁17；李宜顯則追蹤牧齋，攻擊胡應麟不遺餘力，曰：「胡元瑞《詩藪》，原其主意，專在媚悅弇州。其論漢唐，不過虛為此冒頭耳。然其評品古今聲調，亦多中窾。昧於詩學者，不妨流覽，以怯孤陋。至若推颺元美諸人，躋之李、杜之列直是可笑。錢牧齋罵辱雖過，亦其自取之也。」見李宜顯，《陶谷雜著》，卷27，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6 冊，頁238。 [77]朱之蕃，《漢江紀遊》詩題下小注，《丙午皇華集》，卷40，（韓）鄭麟趾等編纂，《皇華集》（臺北：珪庭出版社，1978），第7 冊，頁3421。 [78]朱彝尊，《明詩綜》下冊，卷58，頁264。 [79] 錢謙益撰集，許逸民、林淑敏點校，《朱侍郎之蕃》，《列朝詩集》第8 冊，《丁集》第七，頁4655。 [80]柳夢寅，《於于野談》，收入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2 冊，頁501。 [81]申欽，《序》，《丙午皇華集》，鄭麟趾等編纂，《皇華集》第7 冊，頁3263-3264。 [82]曹魏．何晏集解，《論語》《子路第十三》（《四部叢刊》初編第8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頁3 下。 [83] 何晏集解，《論語》《子路》，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8 冊，頁7 下-8 上。 [84]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新知三聯書局，2004），上卷第二部《帝國與國家》，頁613。 [作者简介]廖肇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