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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常把字形分析当认字前提。很多人都以为，一个字，形、音、义，字形最重要，通假在其次，字义是排在最后。破读，左转右转，主要是为了凑字形，而不是为了疏通上下文。但在实际的认字过程中，我们却不难发现，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亮”。真正的前提是什么？是辞例。我们是靠辞例和语境为文字定向和卡位，先有辞义的大致估计，然后才考虑字形分析和通假破读。甚至有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字该怎么分析，但照样可以猜出它是什么字，或大致相当什么字。 我记得，朱德熙先生说，古文字的破译最像侦探小说。警察破案，他们的方法，有两条最重要，一是串并，二是排除。串并是把看似无关其实非常关键的线索，通过偶然发现串连起来，形成一条连贯的思路。排除是从大海捞针的众多可能性中，把一切无关的可能性一一排除掉，使真相浮出水面。串并也好，排除也好，都是为了定向和卡位。 破译的大忌是被假象误导，一条道走到黑。方向错了，位置错了，费劲再大，全错。本来只是猜猜看的事，试探试探也就罢了，非要长篇累牍弯弯绕，这是“侦探小说”，不是真正的“破案”。 大家迷信权威，以为权威就不犯错误，或者即使犯了，也是高级错误。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导。权威被假象误导，大家又被权威误导，在古文字学的历史上例子很多。 文字破译，就像隔着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说对了，三言两语，足够；说不对，千言万语，白搭。 1942年，子弹库帛书的出土，是简帛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蔡季襄的《晚周缯书考证》是第一部报导它和研究它的著作。这本书，印数很少，现在很珍贵。当初，我是借张政烺先生的书读。后来，我自己也有了一本，是当时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长奈特（Michael Knight）先生送的。 这一发现太重要。 第一，它是20世纪的头一批古书，不是档案性质的文书，而是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第二，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帛书。目前，帛书只出土过两次，一次是子弹库帛书，一次是马王堆帛书。帛书，它是第一次发现。战国帛书，它是唯一发现。 第三，战国文字，楚文字是大宗。研究楚文字，这也是个头。 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今天仍然值得回顾。 中国学术界，目前有一股简帛热，热到不能再热。赌石一行，人称“疯狂的石头”；我们这行，也有“疯狂的简帛”。我万万想不到，这种当年冷到不能再冷的学问，居然会变成一种时髦；网上称雄，看谁认字多，竟是一种热潮！ 楚帛书，很宝贵，因为字多。它有九百多字，很多字，大家不认识，当时不认识，后来不认识，现在也没全部认识，所以一直有吸引力，吸引很多学者，反反复复读它。比如我就是其中之一。 但我读帛书，不光为了认字。认字只是手段。 简帛研究，认字是基础。认字是点，通读是面。没有点，焉有面，这个道理没错。避大就小，避虚就实，就字论字，慎言其余，好处是可独占发明权，还不容易犯错误。很多年轻人都以为，这是当古文字学家的捷径。可认字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读书。如果是通读，你总没法挑肥拣瘦绕着走。我们别忘了，“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归根结底，还是大道理管着小道理。更何况，辞例的背后还有学术和思想，天外有天。 认字，不光要从小到大，也要从大到小。字是在通读中被认识，辞例比字形更重要。这是读书的道理。 我读楚帛书，集中阅读，主要有七次。一次是1980年，一次是1988年，一次是1989—1990年，一次是1993年，一次是2001年，一次是2007年，一次是现在。前后长达三十年。我从年轻读到老大不小，错误固然很多，收获也很可观。 1980年。那年我32岁，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读研究生。我的论文题目是楚铜器。楚铜器，最大一宗是朱家集楚器。刚才说过，这是朱先生研究过的问题。当时，楚文字是绝学，熟悉甲骨、铜 器的学者未必懂，懂得人很少。 坦白地说，我是为了研究楚文字，才迷上楚帛书。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酷暑难消的夏天，我把在考古所能找到的材料搜集到一起，写成《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这是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当年，我曾把我的油印稿面呈李学勤先生，以及碰巧来京，住在华侨大厦的饶宗颐先生和曾宪通先生，向他们求教。另外我还托人把我的文章带到中国考古学年会的第二届年会（武汉，1980年11月17-22日）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第三届年会（成都，1980年9月21-27日）。 然而，此书的发表却在五年后。[2] 当时，我把楚帛书分成三个“版本”：蔡修涣本、弗利尔本、大都会本。我们的所有研究，不是依据蔡修涣本，就是依据弗利尔本。比如当时的“最新著作”，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年9月），就是依据弗利尔本。“文革”前，这是最重要的著作。 大都会本是1966年才发表。整个“文革”期间，我们的研究完全是空白。与此形成对照，海外的研究都是利用大都会本。巴纳的《楚帛书译注》（1973）才是“最新著作”。 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研究。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以大都会本为依据的著作。 张政烺先生鼓励我写这本书，并推荐此书到中华书局发表，就是希望引进最新材料，汇集最新研究，为学界提供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这是我第一次读子弹库帛书。 1985—1988年，学界有一批新作发表。如李学勤的四篇论文，饶宗颐、曾宪通的《楚帛书》，以及高明、何琳仪、朱德熙等人的作品。1988年5月22日，我写过一篇《〈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研究〉补正》，就是读这些新作的笔记。这篇文章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十届年会（长春，1988年7月22-28日）的论文，十二年后才被印出来。印出来，已经变成古董。 这是我第二次读子弹库帛书。 1989年8月—1990年9月，我在美国待了一年多。当时，没事干，我开始写《中国方术考》。其中也包括子弹库帛书。我对帛书的释文又有所修正。 子弹库帛书，是数术性质的古书。读者不难发现，我后来出版的《中国方术考》，其中讲数术的部分，无论式盘，还是日书，都来源于我对子弹库帛书的研究。反过来，它们也深化了我对子弹库帛书的认识。 1990年，我在西雅图，有一天，张光直教授打来个电话，他说他读过我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问我是否愿意参加4月27-28日在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举行的东周楚文化讨论会，如果愿意，他可以推荐。我说，我当然愿意。 这个会是为辛格（Paul Singer）医生85岁生日而召开，会上展出了子弹库帛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件稀世珍宝。它在纽约曾经发霉，去霉后的部分，字迹反而变得很清楚，与过去的照片不一样。饶宗颐先生和我一起看楚帛书，他说，既然有此奇效，何不让帛书再次发霉，把其他部分也清一下。他希望能“梅（霉）开二度”。后来回到北京，我给《文物天地》写了篇《楚帛书目验记》，就是讲目验帛书的感受。 那次会议有四场报告，主讲人是李学勤、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杜德兰（Alain Thote）、马麟（Colin Mackenzie）。我是参加讨论的人。 当时有个叫格利芬（Jane Tilley Griffin）的女士提问，希望李学勤先生能给大家讲讲帛书十二神。李先生说，正好，有两位研究这一问题的权威在场，一位是饶宗颐先生，一位是李零先生，我想把问题交给他们来回答。 当时，饶先生讲了几句话，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我根本没说话。会议论文集有我一篇发言，其实是后来写的。这篇文章的中文题目是《楚帛书与“式图”》。 帛书的思想意义，我是花了十年，到此方窥一二。 这是我第三次读楚帛书。 1992年6月12日，我44岁那天，柯强匿名捐献的楚帛书残片入藏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当时，负责此事的齐思（W. T. Chase）先生跟该馆亚洲部主任苏芳淑博士商量如何保护这批残片，苏博士建议请我去华盛顿参加他们的揭剥工作。因此第二年，我去了美国。1993年1-5月，我住马里兰，每天乘地铁去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上班。我除自己作研究，经常去弗利尔美术馆的实验室陪巴拉德（Mary W. Ballard）女士揭帛书。我第一次有机会经常看帛书，既包括众所周知的那件帛书（他们叫“第一帛书”），也包括从未发表的帛书残片（他们叫“第二帛书”），这使我对子弹库帛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印象。另外，我还阅读了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保存的有关档案，访问了住在新泽西的辛格医生和住在西雅图的吴柱存教授，对楚帛书在美国的流传也做了深入调查。 这是我第四次读子弹库帛书。 1993—1996年，我一直和巴拉德女士保持通信。但1997—1999年，揭剥工作停了下来。 2000年，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和罗泰教授谈起这件事。结果，由他提议，与会的27名国际学者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馆长毕齐（Milo C. Beach）博士，呼吁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重启揭剥工程。 我们又有了希望。 2001年9月1-7日，弗利尔美术馆实验室主任杰特（Paul Jett）博士邀请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文保专家白荣金先生前往华盛顿，与大都会博物馆的纺织品保护专家金蒂尼（Christine Giuntini）女士研究进一步揭剥。这事正好在“911事件”发生之前。 这是我第五次读子弹库帛书。 2007年，帛书残片的揭剥工作终于结束。所有揭开的残片都被用有机玻璃板封存。揭不开的残片，则按原状保存。10月21-26日，我和芝加哥大学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去华盛顿，仔细读过这批残片，做过记录。 这是我第六次读子弹库帛书。 现在这本书，是我第七次读子弹库帛书。我用的帛书照相本是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提供的数码照片。它既包括那件相对完整的楚帛书（本书题为《四时令》），也包括同出的其他残片（本书题为《五行令》和《攻守占》）。前者即1964年柯强售出，1966年被赛克勒医生购入，后来存于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楚帛书。后者即1992年6月12日，柯强匿名捐献，入藏于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楚帛书。两者都是由柯强带到美国，原来分存于纽约和华盛顿，现在都在华盛顿。 子弹库楚帛书，留在国内，只有1997年11月10日商承祚先生的家属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的一块残片和一幅照片。 这次出版，我想把子弹库帛书的各种“版本”搜集到一起，既包括早期的蔡修涣本、弗利尔本、大都会本，也包括上述照片。同时，书中还应包括子弹库楚墓的所有出土物。既包括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一书中记录的所有文物，也包括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馆重启子弹库楚墓发表的所有文物，还有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收藏的存放帛书的书箧。我想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做成一份抢救性的复原报告。 我希望，这份报告能璧合中美双方的材料，让这批稀有的帛书，最终成为所有中外学者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 本书写作，曾得到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的大力支持，很多中外学者也提供了无私帮助。 我要特别感谢： （1）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前馆长罗覃（Thomas Lawton）博士、前亚洲部主任苏芳淑博士（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库房管理员科尔（Rocky Corr）先生和诺曼（Jane Norman）女士，图书馆的前馆长陈家仁博士，以及亨尼希（Colleen Hennessey）女士和霍吉（David Hogge）先生。 （2）弗利尔美术馆实验室的齐思（W. T. Chase）先生、温特（John Winter）博士、杰特（Paul Jett）博士和顾祥美女士。 （3）史密森保护中心的纺织品保护专家巴拉德（Mary W. Ballard）女士。 （4）大都会博物馆的纺织品保护专家金蒂尼（Christine Giuntini）女士。 （5）已故美国著名收藏家辛格（Paul Singer）医生。 （6）芝加哥大学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 （7）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寇森考古研究所的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和叶娃女士。 （8）湖南省博物馆的高志喜、傅举有、吴铭生、陈建敏、李建毛先生和郑曙斌女士。 （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何介钧、张春龙先生、刘兰女士。 （10）岳麓书院的陈松长先生。 （11）上海博物馆的徐汝聪女士。 （12）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先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