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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本书，是我第七次读子弹库帛书。这次出版，我想把子弹库帛书的各种“版本”搜集到一起，同时，书中还应包括子弹库楚墓的所有出土物。我想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做成一份抢救性的复原报告。 我希望，这份报告能璧合中美双方的材料，让这批稀有的帛书，最终成为所有中外学者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 简帛古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源头。 中国的书，从一开始就是写在竹木简牍上，而不是龟甲、兽骨和铜器上。缣帛是简牍到纸书的过渡环节。《墨子》反复讲“书于竹帛”，被钱存训拿来当中国早期书籍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对的。早期中国，没有简帛，也就没有书。没有书，还有什么学术和思想？ 20世纪初，“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是王国维说的“五大发现”之一。[1]1942年，子弹库帛书出土，则是第一次发现帛书。 先秦两汉是简帛时代，书都是写在简帛上。我们发现简帛，研究简帛，其实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研究古文字也好，古文献也好，学术史也好，思想史也好，谁都不能忽视这个源头。 我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没有简帛留下的线索（古文、籀文和小篆、隶书），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就不可能被释读。 不过，话说回来，本世纪上半叶，我们的学术资源相当贫乏。研究战国文字，当时有什么材料？数量最大，主要是玺印（还有陶文、兵器和少数几件铜器上的字）。玺印上的字有什么内容？多半是地名、官名、人名，孤零零几个字而已。书，完全没有，长点的铭文，也非常少，几乎无辞例可寻。我们只要读一下王国维写的《桐乡徐氏印谱序》（1926），就能明白这一点。当时，玺印是宝贝。很长时间里，研究战国文字的，原来只能研究印，顶多加上点陶文和兵器。 王国维，确实了不起。当时，材料那么少，他能考虑那么深，那么远，居然一下子就抓住了两汉经今古之学和小学的关键。当时的金石学家都株守许学，往往把出土文字称为“古籀”，并不知道古文和籀文是什么概念，它们和篆、隶是什么关系。他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1916），第一次为我们厘清了这些纷乱如麻的概念。他把战国文字分为两系：西土，秦系的籀、篆、隶是汉代“今文”的源头；东方，非秦系的六国文字是汉代“古文”的源头。如此宏论，远见卓识，洞察隐微，只有603字，一般人很难做到。 中国近百年的古文字研究，战国文字起步最晚，现在最热。其早期代表作有二，一是朱德熙《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1954）；二是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和《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1959—1960）。两位先生代表两种风格，一直影响到今天。 他们都提到蔡季襄发表的子弹库帛书。这在当时是最长的一篇战国文字。 朱、李两位的文章，今天看，当然可以挑出很多错，甚至可以说，错得一塌糊涂，但平心而论，以当时的标准衡量，这却是最高水平。万事起头难。在我看来，这种开创性的著作比集大成的著作更重要。特别是李文，更有大局观。他关注的不是个别难字，而是战国文字的全局。他把王国维的东、西两系说进一步细化，第一次为战国文字分国分域，对后人更有启发。 他说，楚帛书的十二月就是《尔雅》十二月名，这也是突破性的发现。 书是用字写成的，但字不等于书。过去的战国文字研究，主要是啃字，而不是读书。孤立识字是因为没有长篇的东西。 1949年以前，我们没有楚简。1950年代，开始有楚简，都是遣册（不但数量少，保存情况也不好）。1957年，长台关楚墓第一次出古书，只有残简，一直到1986年才发表。战国古书，我们苦苦等了半个世纪。1993年，我们才有了郭店楚简。1994年，我们才有了上博楚简。在这之前，我们无书可读，要读，只有子弹库帛书。 没有书的结果，是我们的认字水平很有限，很多非常简单的字，当时都不认识，学者费尽移山心力，收效却甚微。 过去的工作方法，多半是不得已。 大规模识字，不可能是这种办法。 我记得，上博楚简发现后，裘锡圭先生曾说，很多字的认出都用不着古文字学家。原因是什么？就是辞例多了。一个字，反复出现多少回，再笨也能认出来。 李学勤先生讲过两句话，我印象极深。 一句话是，战国文字难认，你就是做梦也想不到。 另一句话是，某先生真怪，他认字，前提可能是错的，但结论却往往是对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