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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整理研究 作为私藏，《赵札》养在深闺人未识，但变身公用后，便一朝面世天下知了。不过如同武学秘笈一样，刚开始只有少数人知道它的要义所在。这部分内容经手抄流传，果然精彩纷呈，引起世人关注，遂口口相传，名闻天下。可因它是作为善本特藏的，借阅不易，难见真容，遂越发神秘，让人垂涎欲滴。章开沅先生回忆其事说：史学界对赵凤昌藏札的关注，始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资深学者徐崙。1961年10月，武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徐崙提交的论文题为《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文中多处即以赵凤昌藏札相关函电为依据，由于是首次公开利用，引起强烈反响。但其引文注释为“北京图书馆藏《辛亥史料》第107—109册（据张静庐抄本）”，“可见张静庐对这批函电的关注更早于徐崙，而且他确实是看到赵氏藏札原件的”。章先生指出这批函电即所谓《辛亥要件》，后被收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只是不知“是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原件，还是根据张静庐的抄件”。他还披露说，从徐崙处得知《辛亥要件》不久，他刚好借调北京协助北洋史料征集工作，便利用业余时间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阅览室翻阅赵凤昌藏札，发现“馆藏名称为《近代史料信札》”，“所收函电范围极广，从中法战争到南北军阀混战，从张之洞、彭玉麟到张謇、袁世凯、汪精卫，内容非常丰富”。 其实对《赵札》关注且亲眼见到原件的还有比张静庐更早的人。1914年9月22日，这天为阴历八月初三日，是赵凤昌已故幕主张之洞生日，他在家宴请郑孝胥等人予以纪念。郑孝胥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次“为张之洞寿”的活动：“是日为张文襄生日，赵设南皮像，以所收南皮手稿、奏牍、电报数册及阎文介、潘伯寅以下数十人与南皮往来信札十余册列于案头，恣客览之”。据此可知，郑孝胥应是较早见到《赵札》的人，也是最先介绍《赵札》部分藏品的人。1930年，张孝若在所著《南通张季直传记》中称，据胡汉民相告，《清帝退位诏书》系其父张謇所拟，紧接着他写道：得知该信息不久，“又听说我父此项亲笔原稿，现存赵先生凤昌处。辛亥前后，赵先生本参与大计及建立民主之役。那时我父到沪，也常住赵先生家，此电即在彼处属稿，固意中事也”。这大概是首次公开披露赵凤昌藏有辛亥时期重要文献。此事得到赵凤昌儿子赵尊岳的证实，1943年，赵尊岳在《古今》上开设《人往风微录》专栏，第二篇就是《张謇孝若》，文中他含蓄地说张謇所拟《清帝退位诏书》，“其原稿犹在人间也”，后来他在所写《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中明言“张手稿存惜阴堂有年，某年《申报》国庆增刊，嘱余记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惟张谱失载其事”。惜阴堂为赵尊岳家住宅名，但他所说的《清帝退位诏书》影印版发表于《申报》，经查，并无其事。 1960年下半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着手编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据组织者汤志钧先生回忆，《赵凤昌藏札》的首次刊布是该书的亮点之一。他原以为这套材料藏在上海图书馆，从时任馆长顾廷龙处得知已调往北京，但不知藏所，经中华书局张静庐先生热心帮助，“将其中第107至109册以及其他有关函电抄录寄来”。可见，《赵凤昌藏札》的首次整理刊行是张静庐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的结果。《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于1961年编成初稿，直至1966年2月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2300册，内部发行。汤先生所写“编者按”是这么介绍赵凤昌及其藏札的： 赵凤昌，江苏武进人，曾当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客。住上海南阳路十号惜阴堂。辛亥革命时期，他受袁世凯的指使，与唐绍仪、张謇、程德全密切联系，虽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章炳麟等亦发生关系。南北议和的秘密会议，常在他家中举行。留有《赵凤昌藏札》，共一○九册，现存北京图书馆。其中第一○七、一○八、一○九册，另名“辛亥要件”，第一○七册共二十二件，第一○八册共二十件，第一○九册共三十件，均为上海光复至南北议和期间的函电文稿等。第三十二、一○四各册中也有一批1912年的资料；第一册是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讨袁战争期间的函电。从《藏札》中，可以看出袁世凯和立宪派对革命派斗争的秘密活动，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南北议和时幕后策划的情况。关于“刺宋案”和讨袁战争的函电，并予辑存。 虽然只有短短300来字，但信息量丰富：第一是点出了赵凤昌广泛的人际交往网络及其私宅惜阴堂在辛亥时期的重要地位，但受时代影响，对赵凤昌的看法较为负面；第二是率先介绍了赵凤昌藏札的基本情况及其价值所在，首次整理公布有关辛亥革命史事的“辛亥要件”；第三是径将口口相传的赵凤昌藏札正式称为《赵凤昌藏札》。1981年《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重印出版后，得到广泛利用，社会影响扩大，《赵凤昌藏札》之名也一炮走红，为大家所熟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