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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奥斯丁传记的当下风格 传记风格的变化，也和英美当下学术风气相关。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器物和身体越来越成为关注要点。《绅士的胃口：19世纪小说中的饮食》(2009)提到，《爱玛》中的伍德豪斯先生，饮食素淡，以稀粥、煮鸡蛋等为主，甚至希望村民的饮食都像他一样。如何来解释这样的饮食习惯呢?19世纪初，英国时兴罐装食品，但这类食物不够新鲜，且引发了中毒事件；另外，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新潮的法国厨师避祸于英国，他们带来沙司等调味料往往遮掩了食物的原味。摄政时期的英国，民众对社会政治的担忧普遍存在，这是爱玛父亲食谱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他信赖地产食品的主要动因。爱玛爸爸讨厌蛋糕，这说明，他根本不信任法国厨师，“绅士的胃口”也免不了政治的含义：雅各宾分子正在侵蚀着英国的本土文化。 当然，物和物、器物与小说创作，如何巧妙地联系和诠释，还得动一番脑筋。《成为奥斯丁》引用赛耶斯(Dorothy L.Sayers)的小说《校庆之夜》(1935)来开场：“事物之间的比例关系，一如事实本身，都是重要的参考。”(30)该书的章节安排，打破了以时间为序的传记叙事传统，改用以主题来联缀各章，比如“遗嘱”、“场景”、“身体”等等。“身体”一章指出，奥斯丁的后期小说超越了从家庭和时代哲学辩论中继承的主题，“进入了新的疆界”。究竟如何编织传记材料，融入“身体”主题呢?1816年3月，亨利经营的银行倒闭，奥斯丁家四兄弟都卷入其中，李-佩罗特舅舅遭受了最大损失。1817年初，身体状况刚刚好转的奥斯丁，立刻着手一部新小说，“她负担不起停止写作的生活”。《桑迪顿》充满经济投机的景观，也许奥斯丁是在追问金融投资的动因：哥哥爱德华和舅舅李-佩罗特如此富有，冒这么大的风险，何必呢?其实，奥斯丁比这些人更需要经济保障，姐妹俩始终期待舅舅留下点遗产，传记末章告诉读者，这样的希望再次落空了。《成为奥斯丁》的首章题为“遗产”，一份家族遗产落到了男性继承者手中，仿佛奥斯丁一家的命运多舛都与此息息相关。(31)《理智与情感》第一章写道：“老绅士死了，开读遗嘱，结果跟其他遗嘱一样，有人高兴，有人失望。”就像小说中的达什伍德母女，奥斯丁母女得到的总是“失望”。 “身体”的第二条线索，则是奥斯丁家女人们的健康状况。奥斯丁身体不适，嫂子和侄女怀孕，这样的细节在本章中重复出现。奥斯丁身边的已婚女人，大多过着单调、促狭的生活，“生育孩子”近乎占据她们的整个生活，甚至夺去她们的生命。奥斯丁的两位嫂子，均死于难产；哥哥爱德华的第二任妻子，也就是范妮的继母，一次接一次的怀孕，身体也垮掉了。1817年3月，奥斯丁仅能局促于病榻上，高烧一直不退，身体状况极差。此时，侄女安娜又怀孕了，离她生完第二胎，仅七个月之隔。奥斯丁致信依旧未婚的范妮谈及安娜：“可怜的东西(Animal)，不到三十岁，她就会精疲力竭。我真替她难过。”女性的生活模式和男人息息相关，《桑蒂顿》中的爱德华先生受性欲驱动，代表了男人的性取向，奥斯丁于此呈现出“最具颠覆性的一面”。这本小说原来的题目是《兄弟》，或许奥斯丁正在反思兄弟之所为：“为何他们不多尊重点儿妻子，克制一下性欲呢?”(32) 《真实的奥斯丁》(2013)也将器物作为传记的线索。作者在器物、社会制度和人物性情之间来回穿插，其运思和立论也恢恢乎游刃有余。在绪论和跋中，伯恩提及本书的构思。由于勒费伊的“客观传记”，奥斯丁的生平材料被网罗一空，传记作家在方法上应有所创新。伯恩标榜《真实的奥斯丁》“不仅朝后观，也往前看”，这显然针对努克斯而发。(33)另外，作者力避面面俱到，仅仅选取奥斯丁生活或小说中的某些时刻、场景和物件来还原“真实的奥斯丁”。这样的启发也来自《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女主人公。小说中的范妮看重庄园的琐碎物件，在她心仪的东屋里摆放着花草、书册、针线活、写字台等。同样，“这本传记中的每一章，都从一个具体的事物开始，生活中的或者小说中的，这些物件或意象，能够重新照亮奥斯丁的生活和小说人物，让我们再次领会她驰骋的想象和无与伦比的虚构世界”。(34) “上尉的木匠手艺”从一幅莱姆的水彩画说起。读者不会忘记《劝导》中对该地的细致描写，如果奥斯丁从未到此，很难描写得如此逼真。当然，关注外部并非奥斯丁的典型风格，伯恩邀请读者走进莱姆海滩上的小屋，去会见哈维尔上尉。在小说《劝导》中，上尉富有心计、爱动脑筋，在家里忙碌不歇：画画，上油漆，刨刨锯锯，胶胶贴贴，为孩子做玩具，制作改良的新网梭；这些事情都办完了，坐在屋子角落，摆弄他的那张大渔网。读者也许不解，这和传记有何关系呢?原来，奥斯丁的哥哥弗兰克在1852年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书信，哈佛大学校长的两个女儿希望得到奥斯丁的签名。弗兰克满足了大洋彼岸年轻“粉丝”的要求，并附上一封奥斯丁本人的书信，还在回信中进一步描述了妹妹的性格。姐妹俩做梦也没想到对方如此慷慨，当即断定，弗兰克一定就是《劝导》中的温特沃斯中尉。弗兰克回信说，很荣幸被当成温特沃斯，不知道这是不是妹妹创作的初衷，但自己和“哈维尔上尉倒有几许相似，尤其居家的生活习惯、兴趣和劳作”。(35)弗兰克喜爱木匠活，这既是家庭的笑话，也是奥斯丁对哥哥的赞美。伯恩说，奥斯丁的日常生活和她创作的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更不必说历史事件了。可是“官方传记”，比如亨利的“传略”一再宣称，妹妹的创作根本不从身边人物取材。 伯恩还为每章的器物准备了精美的彩色照片。作者希望，传记和图片配合会出其不意地将“步伐”和“器物”结合起来。(36)所谓的步伐，则是指霍尔姆斯(Richard Holmes)的传记理论：作家须要亲身体验传主曾经的生活，重走传主走过的路，与传主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伯恩按着勒费伊提供的奥斯丁在英格兰南部各郡游走的路线，完成自己的精神朝圣。传记不仅详细写了奥斯丁一家在巴斯的生活，还大胆猜测这座城市对奥斯丁的影响。作者认为，奥斯丁舅妈有可能偷了价值20先令的白色蕾丝。按当时的法律，若罪名成立，舅妈要么被判死刑，要么被发配澳大利亚，其实，前一种的可能性极小。伯恩为自己的推断提供了一些证据。舅妈的主要律师(Joseph Jekyll)私下提及，被告的确有偷盗癖，曾因类似行为被当场抓住。另外，四名辩护律师本应指控店主栽赃陷害，却轻描淡写说店员误将白色布料装入舅妈的提包中。而且，若偷盗不是妻子所为，李-佩罗特何必作了移居澳大利亚的准备等。无论在信中，还是小说中，奥斯丁都未提及这一事件。现代学者善于在奥斯丁“沉默”处发掘深藏的含义。诚如伊格尔顿所言：“那些看起来不在场、边缘化或模糊不清的东西，也许为理解作品的意义提供了最关键的线索。”(37) 研究者认为，奥斯丁在这件事上的沉默，可以算作是“元反讽”(meta-irony)。舅妈因偷盗指控被非正式拘禁8个月，又经历了7小时的庭审，最后被无罪释放。“遭难”的舅妈，一如当时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经历百般挫折后又恢复了淑女的清白。(38)奥斯丁当然知道，为了找律师辩护，舅妈花了一大笔钱，暗地调查布料店的经济背景，隐匿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并且按着律师的指点，从各行各业寻找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的证人等。舅妈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无非标榜自己是具有经济实力的上层淑女，巴斯的几份报刊也做出类似的评判。“美德自有好报”，这一事件的道德含义仿佛不言而喻，舅妈似乎成为了一般女性的行为楷模。可是，这样一厢情愿的读解，就如某些读者只看到了小说中伊丽莎白和达西的“天仙配”，或者爱玛和奈特利的“鸳鸯谱”。奥斯丁的隐忍不言，何尝不是一种表态，读者应该有所警醒，超越某种意识形态“规训”下的定向读解，从而走向历史的纵深处。 舅妈没有子嗣，而当时名义上的淑女身份和她们实际上的经济依附地位之间，往往有所冲突，无论奥斯丁还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对此感同身受。英国19世纪的犯罪心理研究表明，某些上层女士将商店偷盗当作一种心理报复行为，试图夺回本应属于自己的“东西”。(39)“偷盗癖”(kleptomania)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逐渐使用，当时恰值英国消费社会的形成期。某种意义上说，奥斯丁的舅妈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某些消费女性的先行者，她们都算得上中产阶级的名媛，也不乏购买力，穿行于皮卡迪利大街繁华的店铺，时而顺手牵羊地将蕾丝或者其他商品放入包中。这种行为背后的社会因素，值得追问和思考。当下的某些传记，甚至历史著作，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所谓的“铁的事实”(hard fact)。其理论说辞来自法国社会学者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广义的历史写作观，也就是说，真正的历史书写，不仅仅考量实际发生的“可思之物”，还要探究“可能发生的”的“不可思之物”。(40)较之于最初的《回忆录》，今天的奥斯丁传记不再遮蔽、甚至抹杀事实一味求“善”，更倾向于探究深层的、具体的、复杂的“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