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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奥斯丁传记的拓展 前面提及，客观传记缺少对作品的剖析和议论。其实，自1811年以降，作家和学者对奥斯丁的小说和性情提出不同的见解。早在1859年，卡瓦纳(Julia Kavanagh)就评论道：“奥斯丁太冷静、太无动于衷、太自恃有度，从不轻易发牢骚，或滔滔不绝议论。淡淡的讽刺，是她得力的武器。”(12)卡瓦纳最先主张进一步探究奥斯丁的真实生活，“穿透奥斯丁的矜持和小说中的讽刺，将发现她生活中存在着深深的失望。”1948年，哈丁(D.W.Harding)进一步阐明了奥斯丁复杂的创作意图：“阅读和欣赏她的，正是那些她不喜欢的人，这正是她期望的，她是这样一位古典作家，像她那样的观点，如为大家接受，就会动摇社会的基础。”作者精心挑选了小说中别具意味的评论，“要是读者当真，就会发现，这些评论正是对大家遵从的社交原则的毁灭性抨击，她那种议论的腔调，既不想要改善她那个社会，也不可能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有所助益。”(13)稍后，马德里克(Marvin Mudrick)也来阐发哈丁所谓“有节制的仇恨”。奥斯丁的反讽是女人独有的病态心理反应，纯粹为了躲避婚恋中的性爱。写作和讽刺本来是作者自我防护的有效武器，读者却一厢情愿地从小说中寻找温馨的爱情与幸福的婚姻。爱玛对异性表现得十分冷淡，甚至有同性恋的倾向。(14) 这些理论和解读，支撑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奥斯丁传记写作。在霍奇(Jane Aiken Hodge)的传记中，奥斯丁既是个一本正经的老处女，也是一个专擅讽刺的天才。霍奇认为，奥斯丁死后的五十多年，被按着维多利亚社会标准而塑造，实际上，奥斯丁应该属于18世纪，接续的是蒲柏和斯威夫特的传统。霍奇本人也是小说家，对于斯特雷奇开创的新传记写法，十分熟稔。她不满足于平面化的传统传记，在心理层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又不失偏颇。而在霍尔柏林(John Halperin)笔下，奥斯丁的温柔和甜美，已经荡然无存，相反，变得神经兮兮、感情冷漠、偏执刻薄、阴险恶毒、自命清高，这都源于大龄未婚女人的愤怒。奥斯丁用反讽来解决内心纠结，借文学想象来满足情爱饥渴。“适合她的男人在哪呢?她发现，只存在于她小说中那些非同寻常的绅士中，诸如达西、蒂尔尼和奈特利先生，而那些她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男人，相较之下，就不那么尽如人意了。”(15)奥斯丁的冷漠与愤怒，在书信和小说中都可以瞥见。但纯粹自传式的阐释，难免“对号入座”，简单地将小说和作者生平一一等同起来。《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范妮的母亲贪财吝啬，能否将奥斯丁母亲与之划等号?运用灰姑娘的主题，是否就意味着小说家与母亲关系不融洽?毕竟，奥斯丁热爱家人，珍视家族的团结，而且不断为之努力。诚如某些传记作家所说，“将奥斯丁和家人分开的独立意识，对她一无意义”。艺术家一定是个“孤单、痛苦、疏离和无望的形象，这是后来人创造的神话”。(16) 托德(Janet Todd)处理奥斯丁姐妹和母女的关系时，流露出更多的同情。(17)对真实人生的缺陷和遗憾，抱有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或许有助于再现传主的真实性情。一般心理传记容易矫枉过正，往往以某种“心理情结”来解释一切，比如性经验、感情创伤或者恋父情结等。奥斯丁时代更加宏观的思想背景，霍尔柏林几乎不加触及。作者草草地提及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对“行为指南”等流行文本只给予少量的关注。70年代，英国学者巴特勒(Marilyn Butler)的专著《奥斯丁和观念之战》(1975)颇有振聋发聩之效，一举改变了和政治无涉的奥斯丁形象。自此，题材“狭小”或者所涉不过乡村中“三两户人家”等说法，已经不多见了，学者专门研究奥斯丁的“社会意识和对国家事务的兴趣”。(18) 霍南(Park Honan)的传记广泛汲取了各种社会背景材料，可谓同类传记中的佼佼者。作者在前言中交代，“奥斯丁博闻强记，传记若仅偏于一隅，定会歪曲其本来面目”。(19)这本传记的序幕拉开时，读者回到了1787年朴茨茅斯的皇家海军学院。一如《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威廉，奥斯丁的四哥弗兰克12岁就收到这所学院录取通知，在此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18世纪末期，英国与美、法、西班牙等国家交战，在书信中弗兰克将自己的战争亲历和见闻告知妹妹，奥斯丁绝不是只知道柴米油盐的家庭妇女。战争为社会流动、经济繁荣提供了契机。当时的慈善机构(如Marine Society)，专门收养贫苦家庭的男孩，为其提供衣食和基本教育，转送到海军接受训练。在《劝导》的英国社会中，海军这个新兴阶层，俨然成为了社会领导者，承担起统治阶级的功能和责任。奥斯丁时代的伦敦，几乎垄断了英国与欧洲、印度和中国的贸易，霍南如此介绍，用意很明显：将奥斯丁作品与18和19世纪之交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联系起来。 作者透露了诸多奥斯丁家族的经济细节，比如，小说家的父亲拥有安提瓜岛上一处是非颇多的房产托管权，牧师哥哥詹姆斯同政府就一笔巨款发生了法律纠纷，詹姆斯岳父马修将军声称，这些钱是他任格林纳达地方长官时的合理收入。(20)另外，弗兰克参与了为东印度公司秘密运输银条的活动，亨利为了一己之利拖欠税款等。奥斯丁的小说写于英国历史上关键性的时刻，“贪利的新兴中产阶级向建立在世袭头衔和家族姓氏上的旧土地社会发起挑战”。奥斯丁兄弟出身于中等家庭，一个个野心勃勃、孜孜矻矻以求进取，为其小说创作提供了充足鲜活的养料，难怪奥斯丁的作品里散发着对钱、土地、遗产、社会地位的热切和焦虑。勒费伊如是评骘霍南的传记，“多关乎社会史，而非个人传记”。(21)其实，这不够客观，霍南的史料挑选，大多数与奥斯丁的生平和写作息息相关、丝丝入扣。有时，背景知识的补充太多太密，读者必须耐心，未妨“姑妄听之”。比如，为了证明《傲慢与偏见》的“托利情结”，霍南追溯了乔治三世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尤其对比了美洲革命前后英国民众对国王态度的变化。(22) 当然，小说家的传记，应该帮助读者了解一个艺术家的成长史。詹金斯是第一个探究奥斯丁“影响谱系”的传记作家。作者指出，父母的影响固然重要，但作为小说家的成长，奥斯丁更需要理查森和伯尼、哥特小说、吉尔平(William Gilpin)及其如画理论(Picturesque)等多方面的养料。詹金斯对奥斯丁的散文风格追本溯源：德莱顿和艾迪生行文简洁明快，奠定了英国散文的基本风格，连奥斯丁时代的广告也竞相模仿。(23)奥斯丁和菲尔丁笔法之契合，《曼斯菲尔德庄园》对《多情之旅》情节的挪用，《桑蒂顿》中何处提到理查森等，作者一一指陈。(24)詹金斯关注对奥斯丁创作能力和艺术敏感性产生影响的种种经历，比如传主的阅读活动。这种对外围事物恰到好处的剔除，有助于突出主题：作家的发展史，尤其写作技巧的成熟过程。 为探求其艺术成长，传记作家还巧妙地融入了大量的文学技巧。《牧师的女儿》可以算作是第一部“小说式”传记。所谓“小说式”，绝非“纯粹虚构”，相反，作者在前言中一再强调，书中的传记事实主要参考了查普曼的书信集和相关历史著作。(25)传记一开场采用了奥斯丁姐姐的视角，让卡桑德拉在暮年时回忆早年的姐妹生活。另外，为了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传记运用大量的对话，这少不了推断和臆测。勒弗罗伊舞会后突然离开，作者让他婶婶和奥斯丁当面对质。勒弗罗伊夫人绵里藏针地问道：“我相信，你是个明事理的姑娘，不会怪我直言不讳。你要再仔细一下自己的言行，不该怂恿我的侄子走得太远。”奥斯丁正在做针线活，冷冷地回道：“如果他看好了我，为何不自己跟我说?他是绅士，我也算绅士的女儿。这件事不丢人，不是么?”(26)“绅士的女儿”出自小说《傲慢与偏见》，勒弗罗伊婶婶和奥斯丁一问一答，活像凯瑟琳夫人和伊丽莎白之间的唇枪舌剑。 努克斯(David Nokes)十分认真地讨论了文学手法在传记中的运用。作者在前言中强调，自己传记中的对话一律依据奥斯丁书信等材料，均给出注释以备学者参考。这样的做法，似乎受到当代传记作家霍尔罗伊德(Michael Holroyd)的影响。另外，以奥斯丁前期小说来证明其心迹，也存在大量问题，毕竟《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最初创作和最终出版间隔15年之久。努克斯反对以传主的成就为轴心，编织一个逐渐发展的故事。为此，“一些令人不安的尴尬被悄悄消弭，不和谐的音符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听。可是真正的生命，不是往后回溯，而是向前发展，根本不可能预知后面的事情。妙龄少女的奥斯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有朝一日自己会变成知名作家”。(27)这本传记是“向前发展”的，以奥斯丁的视角来经历当下，个别地方有必要客观交代一下，仿佛虚构作品中“全知的叙事者”。 努克斯鄙薄奥斯丁离乡时“昏厥”的说法，并大胆猜测卡桑德拉毁掉书信的原因：或许奥斯丁盼望离开家乡，随口说出不够得体的话。几年来，奥斯丁渴望外面的世界，盼着外出旅行、畅游世界。奥斯丁曾两次到巴斯游逛，城市生活让奥斯丁激动不已。少年之作《爱情和友谊》描写了一个女孩初到伦敦的经历。努克斯巧妙地引用了小说原文——“小心，不要晕倒。只要有可能，快跑，千万不要晕倒。”(28)奥斯丁多有“狂野”的一面，绝不至于“昏厥”。 当然，既然本着“向前发展”的原则，努克斯不便将当下经历和后来的成名作家联系起来。萨瑟兰却进一步发挥了这样的推测。离家后巴斯的生活，尤其父亲去世，几个女人的漂泊游移，让奥斯丁眼界大开，为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几部未完成的作品，都和她离乡的遭遇有关。其中，《沃森一家》最接近此时奥斯丁的生活，是其创作转折的当口。一种新的、更加坚实的现实主义，悄然出现在小说中。《沃森一家》的主人公爱玛，不同于《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也不像《理智与情感》中的玛丽安。她是后期小说人物的原型，一似《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范妮，或者《劝导》中的安。这些女性，都从一个生存环境迁移到另一个，而后达到了新的自我认识。萨瑟兰断定，爱玛近似于奥斯丁本人，尤其那个1801-1804年间消失了的、传记作者苦苦寻找的奥斯丁。(29)无疑，这是萨瑟兰的推测，不过它实际指出了传记写作的出路：传记不是事实的简单罗列，而应运用事实来创造新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