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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起初，简·奥斯丁的几本主要传记均出自其家族成员之手，其中，奥斯丁-李的《回忆录》记载了小说家的大致生平和性情。1989年，英国研究者勒费伊的传记面世，她不仅借鉴奥斯丁家族的回忆材料，还亲访各郡县的档案部门，查阅教区记录，奥斯丁的生平被相当完整、准确地展现出来。此后，传记作家或者利用无所不包的社会史材料，或者借助文学和心理分析等批评，塑造出一个不太循规蹈矩的奥斯丁。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当下传记作者将经典小说、文学批评、事实考证等并置一处，奥斯丁的形象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其作品的现代意涵也愈加被广泛阐发。 关 键 词：简·奥斯丁/传记/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龚龑，中华女子学院外语系 20世纪50年代以降，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影响持续扩大，相关论著汗牛充栋，她甚至可方驾莎士比亚、比肩狄更斯。相应的，奥斯丁的传记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1989年，英国研究者勒费伊(Deirdre Le Faye)的传记面世，奥斯丁的生平被相当完整、客观地展现出来。“客观传记”之外，作家们还借助文学批评或者心理分析等学说，来挖掘传主的内心世界，或者利用无所不包的社会史材料，多角度地构建英国18和19世纪之交的历史语境，进而推测奥斯丁的性情。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器物和身体又变成了学者青睐的对象，奥斯丁在当下传记写作中也被“物化”了。传记作为一种文类，越来越和其他写作样式交织，学科跨界现象极为频繁，当下传记作者将经典小说、文学批评、事实推理和考证等合为一体，奥斯丁的形象越来越丰富多彩，其作品的现代意涵也愈加广泛深入。 一、家族回忆和“客观传记” 奥斯丁家庭成员的回忆材料，是后来传记事实的主要来源。这些材料繁多，最重要的要算奥斯丁的二哥亨利·奥斯丁执笔的“作者传略”(Biographical Notice of the Author)；奥斯丁的侄子奥斯丁-李(J.E.Austen Leigh)撰写的《回忆录》(A Memoir of Jane Austen)；奥斯丁-李的后人联手创作的《奥斯丁：生平和书信》(Jane Austen，Her Life & Letters，a Family Record)。 1817年奥斯丁去世后，亨利出版了《诺桑觉寺》和《劝导》，并为之撰写“作者传略”。1832年，奥斯丁小说再版，“作者传略”的内容稍加扩充。哥哥笔下的，是一个温柔贤惠、知书达理、虔诚恭敬、克己复礼的奥斯丁，这也为后来“正统”奥斯丁形象奠定了基础。①18世纪，英国社会日趋世俗化，奥斯丁在小说中常调侃宗教人士；从书信看，她讨厌过于宗教化的举止。但到了世纪之交，循道宗和福音主义的影响开始加深，社会风气为之一变。1809-1814年间，奥斯丁对福音主义的鄙夷言辞有所收敛。她过世后，福音主义的威势波及愈甚。写作“传略”时，亨利已放弃了从军和经商，再变而为规规矩矩的牧师，其标榜妹妹“虔诚的宗教生活”，决非意料之外。 1820-1860年代的英国期刊评论，偶尔提及奥斯丁，有论者将其和同时代女作家并提，甚至与维多利亚社会的大牌作家比较。为了满足新老读者的好奇，奥斯丁长兄詹姆斯的子女，筹备写一部有关姑妈的传记。《回忆录》实际是集体回忆而写成。奥斯丁-李使用的大部分信息来自两个妹妹(Anna和Caroline)的鼎力相助，一部分则来自几个表妹。牛津“世界经典文库”再版了《回忆录》，并附上奥斯丁几个侄女的回忆短文。1869年面世的《回忆录》颇受欢迎，翌年，应读者要求，第二版的篇幅有所增益，汇入了部分未出版或者未完成的奥斯丁作品。《回忆录》为后来的传记提供了基本事实依据，但是，奥斯丁家人过多考虑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要求，突出了传主的某些方面，构建了一个颇合社会理想与女性规范的奥斯丁。读者又急于了解奥斯丁的生平事迹，一厢情愿地把家庭成员的回忆当成“第一手资料”。他们甚至将奥斯丁等同于小说人物，认为作者也必然像女主人公一样具备完美的气质与性情：一个远离尘嚣的乡村淑女，安逸地领略着大自然的田园风光，生活在小家庭的融洽无间之中。 牛津版编者萨瑟兰(Kathryn Sutherland)在序言中指出，这些家庭回忆多有自相矛盾之处。奥斯丁死后，家人重新整合了她的私人空间，拼贴出一个“温柔的姑妈”。②有时，家人故意掩饰事情真相。奥斯丁的哥哥乔治(1766-1838)，天生智障，受疾病困扰而失聪，见斥于家庭生活之外。靠着一年几英镑的生活费，乔治实际由村民代为照管，终其一生寄居在离家几英里开外的地方；奥斯丁的大款舅妈，被怀疑偷盗布料而入狱受审等，这些均不见于《回忆录》。作家刻意追求传记的伦理意义，会带来负面效应，对传主材料“有目的性”的取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外，《回忆录》也绝少涉及奥斯丁的创作，或者有意强调，家庭责任远在写作之上，奥斯丁并没有明确的艺术观念，其创作是偶然的、即兴的，思想也不深刻，无非三家两户的琐事。 1882年，奥斯丁的大侄女范尼去世，其子布雷伯恩勋爵(Lord Braborne)在母亲的遗物中发现了80多封奥斯丁书信。两年后，《奥斯丁书信集》(Letters of Jane Austen)面世，细心的读者发现，奥斯丁并不总是“温柔的”。奥斯丁的姐姐卡桑德拉，毁掉了妹妹的大部分书信。隐私的事情，不必见之于公众，这颇合当时的风习，虽见斥于当下的流俗。再者，奥斯丁臧否邻居甚或某些家人，常刻薄而率直，姐姐不得不“剪裁”，让侄子侄女懂得“法肃辞严”的道理。1913年，奥斯丁-李的后人参考了《回忆录》、《奥斯丁书信集》等材料，联手创作了《奥斯丁：生平和书信》。他们并没有进行充足细致的调查，仅满足于对已有材料(尤其书信)的随意引用，甚至作了一些不切题的解释。③ 查普曼(R.W.Chapman)是对奥斯丁传记材料进行认真勘校的第一人。有关传记材料的看法，后来集中收录在1948年结集出版的《奥斯丁：事实和问题》(Jane Austen，Facts and Problems)，这些文章实际写于上世纪20和30年代，有些是在剑桥三一学院的讲座。查普曼尽力阐明奥斯丁传记中一些不确定的问题，并批评了20世纪初某些男性学者的偏见。④30年代以后的传记写作，《回忆录》、《奥斯丁：生平和书信》和查普曼的《奥斯丁书信集》成为必不可少参考书。1938年詹金斯(Elizabeth Jenkins)的传记。1948年阿什顿(Helen Ashton)的小说传记和1969年拉斯基(Marghanita Laski)的传记，都在前言中提及这些材料，尤其查普曼的书信集。勒费伊认为，上世纪30-70年代间的传记作家并未搜索新材料，一味满足于互相抄袭，传记的内容枯燥乏味，准确性大打折扣。1982年吉尔森(David Gilson)出版了《奥斯丁研究书目》，情况大为改观，该书胪列了近至1978年才进入公众视野的最新信息，为当代传记作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来源。⑤ 当下，勒费伊的《奥斯丁：家庭记录》可谓“最客观、准确”的传记。作者供职于大英图书馆，孜孜不倦地奔走于各郡县的档案部门、资料中心等。她对历史材料的爬罗剔抉，堪比于陈寅恪先生的“竭泽而渔”。教区记录、遗嘱、银行账户等“官方记录”自不必说，私人信件、日记、回忆录、家族史以及奥斯丁家人的传记，也被网罗一空。勒费伊受奥斯丁家族后裔的嘱托，对家庭回忆材料重新加以编写。1989年第一次出版时，勒费伊特别注明，自己的传记是在《奥斯丁：生平和书信》基础上的“修订、扩充和重写”。⑦其实，勒费伊只是在时间框架上借鉴了前者，不仅对原有信息进行了严格勘定和审校，还添加了大量的新信息。该书遂成为英国当下的“官方传记”，被誉为“最真实的传记”，是不可再阐释的“元文本”。 拉斯基、勒费伊等的传记，不妨称之为“客观传记”。这些作者遵循传统写法，一般都采用外在视角，强调传记的历史真实性，注重史料的严谨性。但是传记和历史著作毕竟不同，读者希望窥见传主丰富多彩的个性，透过某些别具意蕴的细节，来推测奥斯丁的内心感受。不能表现心性的材料，某种意义上说是死材料。而且，奥斯丁毕竟是作家，诚如黄美智所说，拉斯基的传记“缺少对作品的有一定理论深度的剖析和议论”。⑧《奥斯丁：家庭记录》的第13章名为“初版，1809-1812”，罗列了有关《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的诸多出版细节，却未将作品和奥斯丁生平有机联系起来。 况且，有时很难做到客观。萨瑟兰如是评论：“一旦剪裁或者毁掉了妹妹的私人文稿和信件，卡桑德拉·奥斯丁就帮了传记作家一个大忙。不管她的初衷是什么，也不管被烧掉的是什么，卡桑德拉自此特许了后人对事实的想象，向历史的寻梦。”⑨不妨举两个例子。奥斯丁和汤姆·勒弗罗伊的恋情，是当下传记的一个热点。他们相遇在1795年冬天，勒弗罗伊到伦敦学法律，先来汉普郡拜访叔婶。在20岁的奥斯丁眼里，这个小伙子“十分绅士、帅气、令人开心”。卡桑德拉不知从何处听到妹妹和勒弗罗伊调情的风言风语，写信告诫妹妹，要她注意言行。奥斯丁根本不当回事，“我们一起跳舞、闲坐，举止之放纵，言谈之惊人，你尽可想象”。⑩可是，不久勒弗罗伊去了伦敦，两人了断任何往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实”是，舞会后勒弗罗伊离开，但奥斯丁在信中没有暗示对方匆忙离去。勒弗罗伊叔婶的担心，为阻止订婚所采取措施等，并非“事实”，而是勒费伊的“阐释”。再来看看某些传记作家如何解释奥斯丁去井离乡。从查普曼到勒费伊，几乎一个调子，奥斯丁对“昔日的乡村英格兰”恋恋不舍，讨厌巴斯这座喧嚣的城市。他们都渲染了一个细节：听到离开斯蒂文森的消息，奥斯丁一度昏厥。这样的“第一手材料”，最初来自奥斯丁的侄女卡洛琳，也就是奥斯丁-李的妹妹。卡洛琳当时还是个孩子，她的说法前后抵牾，弄不清究竟是听姑妈卡桑德拉的回忆，还是自己妈妈的讲述。(11)查普曼未经审查就采取了认可的态度，勒费伊亦步亦趋，“昏厥”就成了“客观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