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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莱柯夫的隐喻理论影响深远，他将隐喻界定为“想象理性”的观点对理解诗歌尤其有着重要意义，但其内在困难亦十分明显。虽然他细致分析了诗歌隐喻的种种手法及其概念结构，但他将基本隐喻置于初始前提的立场亦使他始终无法真正解释诗歌中新隐喻的创造机制。我们则试图结合博纳富瓦的《杜弗的动与静》一诗中的听觉隐喻的基本运作，揭示基本隐喻的真正特征，并进而结合相关哲学背景来启示隐喻向哲学思索敞开空间的丰富可能。 关 键 词：莱柯夫/博纳富瓦/想象理性/隐喻/聆听/在场 作者简介：姜宇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隐喻在诗歌创作、赏析和评鉴之中的重要作用历来为人们所关注，但如何理解此种作用，却始终存在着种种分歧。美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认知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莱柯夫(George Lakoff)及其合作者自上世纪末开始撰写的一系列隐喻研究论著可以说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隐喻的种种陈见和偏见，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围绕他的基本论点，国内外已有广泛深入的讨论，在此不必赘述。本文试图结合一个具体案例来对其诗歌隐喻理论进行引申性辨析，并由此探寻聆听作为基本的本体隐喻的可能性。 莱柯夫论诗歌隐喻 基本疑难 在成名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莱柯夫与约翰逊(Mark Johnson)已经颇为雄辩地证明了隐喻在我们的思维和行动之中的根本地位，从而确认了隐喻作为一种根本的认知形式而非单纯语言修辞手法的重要作用。但当我们带着这些洞见转向对诗歌隐喻的分析之时，仍存在着一些疑惑有待澄清。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是否可以，或应该，对诗歌进行概念结构上的分析？通观莱柯夫与特纳(Mark Turner)在《超越冷静理性》一书中的分析，读者难免会有些许疑问：即便其中的分析怎样细致、严谨、自洽(consistent)地描述了诗歌中的基本隐喻及其相互之间的推演(inference)及映射(mapping)关系，但它是否遗失了诗歌中最为珍贵的东西？换言之，在此种理性化的审视目光之下，一首优秀诗歌中最为迷人的那种神秘莫测的意蕴或充满惊奇的震撼是否会荡然无存？ 莱柯夫与特纳对此当然有着清醒的意识。但在他们看来，此种对于诗歌的流俗见解亦体现出《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已经着力批判过的“主观主义”(subjectivism)的种种症结，(188-89)即将诗歌隐喻归结为极端私人的感觉和想象，由此强调诗歌的不可“解”乃至不可“说”的神秘。基于莱柯夫与特纳的论证，此种流俗见解实际上恰恰贬低了诗歌本应具有的价值和作用，因为它最终将诗歌的创作和鉴赏抽离于我们的生活，并将其局限于狭隘的领域(诗人的游戏)之内。既然隐喻对于我们的生存起着本质性的结构化(structuring)的作用，而诗歌又往往是隐喻生成和运作的最佳试验场，那么诗歌隐喻的深刻影响就绝不应该被低估。他们进一步指出，不能将诗歌隐喻片面归结为主观或客观的任何一极，而应认识到它游弋于理性和想象之间的那种中介地位(a third choice)。(Lakoff and Johnson：185)隐喻的根源在于基本的概念认知结构，但当它们以想象的方式来对概念的内涵进行“部分性”(partially)地推演、拓展和引申之时，却同样展现出充分的自由和开放性。 虽然这些洞见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激动人心的，但其中亦显露出莱柯夫诗歌隐喻理论的一个根本症结。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将自由归还给了诗人，但此种自由的局限性仍然十分明显。从根本上说，诗人从来不会是新隐喻的创作者，而至多只是对既有隐喻进行不同调制的工匠而已：“一般的概念隐喻因而并非个别诗人的独有创造，而毋宁说是一种文化的成员用以对其经验进行概念化的某种方式。”(Lakoff and Turner：9)莱柯夫与特纳在别处亦多次或明或暗地肯定这一基本点，但正是从这里足以生发出一系列的批判性质疑。还是让我们结合他们的具体阐释来澄清这一疑点。 关于新意义的创生，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已经有所涉及，而在《超越冷静理性》之中，则有着进一步的细致描述。比如，他们谈到诗人是如何利用那些“基本”隐喻(书中用common、basic、conventional等词来形容此种基本性)，将它们“组合，拓展，并结晶于有力的意象之中”。(51)在后文里，他们进一步将诗人处理隐喻的手法归结为拓展(extending)、精制(elaborating)、质疑(questioning)和构织(composing)这四种。(67-72)但即便是最后一种自由度最高的构织，最终也无非是对基本隐喻的不同排列组合而已。莱柯夫与特纳似乎也觉得这样的分析过于限制了诗人的自由，所以多少安慰性地补充说道：“数量相对较少的基本概念隐喻可以被概念性地组合，并由此表达于无限丰富的语言形式之中。”(51) 显然，诗人仍然没有获得创造新的基本隐喻这一根本权力。由此我们不得不在其文本中去探寻一些隐约的启示，以期引导我们对此进行别样思索。首先，莱柯夫与特纳确实在以上的隐喻手法之外又提及了一种无法归类的“非同寻常”(unusual)的创造途径，(54)但随后对其却几乎无所涉及。这一方面是因为，既然“非同寻常”，自然就无从、也不必对其基本规则进行细致界定和解析；但另一方面，这里也恰恰揭示出莱柯夫等人的诗歌隐喻理论的局限之处，以至于他们最终也不得不从“别处”去补充说明此种非同寻常的根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