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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大卫·克劳斯的术语，南希对陌生小镇的绘景使她成了作家本人的一个替身，即“从小说中跳出来重新描述世界的人……他们深深地专注于观察这一行为”。(Crouse：230)《湖景在望》是个读来令人不安甚至是恐惧的故事，当南希一个人在暗黑的屋子里感到窒息时，恐怖的气氛达到了极致。 另一则故事《多莉》(“Dolly”)依然执著地把焦点投射在老年人身上。故事开篇就直言不讳：“那个冬天他们有了些关于死亡的讨论。”(Munro，2012：234)年迈的叙述者是个传记作家，她的丈夫是个八十多岁的诗人，关于“死亡的讨论”涉及葬礼的安排，甚至还有相约自杀的协议，“没被安排的只剩下实际的死亡，那交由天意决定”。(234) 然而随着第三个人物出场，故事的叙述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格温是个上门卖化妆品的销售员。她车子出了故障不得不留下过夜。当她见到叙述者的诗人丈夫富兰克林时，两人都呆住了，像是两个哑剧演员面面相觑，“得上下仔细打量才能相信眼前的事实”。(242)原来，格温是他的前女友，化名“多莉”，一个与她夸张的行为更贴近的名字。多莉是个行为怪诞的人，故事里到处充满狂欢化的幽默，即巴赫金所定义的对死亡的嘲讽。富兰克林与格温/多莉在战争时期的一段情缘成为了他代表诗作的素材，让他写出一些“相当原始朴实”(236)的作品：“考虑到你能表达的观点和阅读到的内容，生活还是有变化的。奖赏抑或是报纸上的知名度还是有帮助的。”(236) 格温在叙述者的家里逗留越久，叙述者越感受到她给自己与丈夫的这种亲密关系带来的威胁。叙述者最终离家出走，到一个陌生小镇，找了家旅馆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像前一个故事里南希那样，在大街上游荡。与南希所到的人烟稀少的海曼大街不同，小镇克伯格倒是人满为患。迷失方向的叙述者觉得路上行人拥挤且举止无礼：“商店和那些招牌看着都很碍眼，汽车引擎发动和制动的声音嘈杂。到处都在宣扬这就是所谓的生活。好像我们需要这样的生活似的。”(248)最终她改变心意回家了，却发现第三者的车还停在那里。富兰克林解释的开场语是“生活真是完全无法预料”，(251)这句真理简直可以作为这本书或者对门罗所有作品思想的凝练。他拙劣地援引叙述者作品里的出轨人物来为自己辩解，称这种冲动是个“魔咒”，就像“日食或月食对人产生的影响那样”。(251) 直到富兰克林表明他和格温所谓的婚外情根本不存在，叙述者才最终相信了他的话。无论是诗歌中的“多莉”，还是格温与叙述者闲聊时所回忆的年轻时候的自己，都只是虚构的形象，和眼前这个真实的女人没有任何关系。格温留在叙述者家里的时候，还帮忙清洗了一堆落满灰尘的罐子；叙述者回家后，她立即把这些锃亮的罐子放回橱架上，毫无疑问，它们很快又会落上灰尘。想象力丰富的读者也许会想到这些罐子是不是用来做“神奇的透明果酱”的，(Munro，1996：43)也就是门罗在短篇小说《素材》(“Material”)中用来代指小说的意象。 《湖景在望》和《多莉》两篇小说均重构了安大略的小镇，那也是门罗的毕生创作所指。她的叙述者们对这些特定小镇的陌生感使她们无法了解这些地方通常的属性，而小镇的属性也随着时间一再变化。南希是位老年痴呆症患者，而《多莉》里的无名叙述者也正经历着“严重的情绪波动”。(Munro，2012：246)她们身体和心理的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她们与外在世界的疏离感。《多莉》中“生活”一词被反复提及，与全书的标题“亲爱的生活”遥相呼应。主人公是个传记作家，主要关注那些被遗忘的加拿大作家；她所写的正是他们的生活。 《多莉》通篇采用了夸张的叙述风格，但这段改变只是暂时的。尽管如此，她对“生活”的幻灭确实暗示了其对当代文化的疏离。与《湖景在望》相比，《多莉》中具有更多的自我反思的成分。书中门罗对富兰克林诗人生涯的评论，即从声名狼藉到在当地小有名气，同样适用于门罗自己作品的接受轨迹。尽管故事中暗示了疏离这一主题，但《多莉》依然承认了婚姻的持久性。故事结尾部分回到了开篇提出的死亡主题，夫妻二人达成共识要好好珍惜所剩不多的时光。富兰克林答应叙述者永远不打开她离家出走时寄回来的信。叙述者深知如果是自己，一定做不到这个承诺：“他能这样做，我既愤怒又钦佩。就像一直以来我对他的情感一样。”(254) 故事结尾，又出现了门罗标志性的矛盾修辞“愤怒和钦佩”，这不仅是对这个故事的回溯，也是对之前所有故事的总结。因为接下来的《终曲》与前面的故事有一道明显分水岭。这一系列自我反思的篇章读来很像是作家对行将结束的写作生涯的总结。最后几句话也可以看作是门罗对其已故丈夫，诗人和地理学家杰拉德·弗兰姆林的致敬，他于2013年4月去世，他的名字与书中丈夫富兰克林发音近似，难道这只是偶然吗？ 如果说《到达日本》概括了门罗的创作美学，那么本书最后自传性的那些故事则追溯了这一美学从其童年与青少年的起源，尤其是母女的二元关系。母女关系这一主题在其早期作品(如收录在《女孩和女人的生活》中的《乌特勒克停战协议》)中就一直被探讨。门罗认为对自身与母亲关系的文学性建构是她创作的一个转折点，由此她发展出了怀疑与猜测的诗学。《终曲》里的四个文本满是趣闻轶事，叙述断裂、散漫，以回顾的视角与充满想象力的拼凑，反思了作家年轻时代对过去的认识。 短篇小说《亲爱的生活》的开篇又是一段地景描绘，介绍叙述者幼年时住在小镇边缘的分界地带。地貌的差异和地理的界限最终成为社会阶层所分隔的标志。年幼的门罗与一位叫戴安的女孩成了朋友，直到母亲禁止她再去朋友家时，她才发现原来女孩已故的母亲曾是妓女。后来在重述母亲的远大抱负时，门罗讲述了地理界限与社会流动的关联： 她一定认为她和父亲会让他们变成不同的人，步入有闲阶级。打打高尔夫。参加晚宴。也许她让自己相信所谓的阶层壁垒并不存在。她出身于加拿大荒凉的地盾区的一个农场——比父亲所在的那个农场更让人绝望的地方——但是她一路努力成为一名老师。她说话的方式让自己的亲戚都感到浑身拘束。(2012：304) 故事的前几页就确立了这片地景上明显的限制与分割。起初叙述者站在“一条长路的尽头，至少在我看来它似乎很长”。(299)尽管修饰语“似乎”具有含混性，这条朝西延展的路却不同于巴赫金那条充满变数与偶然的“开放之路”，它有明确的边界线。像母亲一样，门罗也远离了传统的人生轨迹，虽然母女之间的关系一直不甚融洽，但叙述者还是在写作中找到了对母亲的认同感，她着重回忆了她们共同经历的一件事。 与《终曲》里的其他作品类似，这则故事具有迂回散漫的叙述结构，因此很难概括其主要情节。故事的高潮是与一位上了年纪的邻居的冲突，虽然这种冲突的意义相当含混，但它确实象征着近乎消逝的过往已无法挽回。事件就发生在门罗家房子周围12英亩大的地方，也是家里饲养银狐的地方。正如门罗用文字再现了她早期生活的那个小镇，她也再次重构了自家的房子，而清楚的地理位置和布局确实有助于读者了解事件中三人的行踪——母亲当时是个年轻女子，尼特菲尔德太太身患老年痴呆，门罗还是个婴孩，躺在草地上的婴儿车里。母亲偶然向窗外望去，看到尼特菲尔德太太从大路闯过来，便冲出了房子，一把抱起婴儿躲回了屋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