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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艾丽丝·门罗宣布《亲爱的生活》将是她最后一部作品集。尽管她是否真的自此退休尚无定论，但我们不妨把这部作品看成作家对其创作实践与写作生涯的一个总结。本论文借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克里斯蒂娃的卑贱理论，对作品集中的故事做文本细读，着重探讨门罗对艺术创造与作者身份的思考。论文同时分析该文本与门罗早期作品之间的互文性关联。本文认为，该短篇小说集的同名作品具有强烈的自传性，门罗将它置于最后成为全书的“收尾”作品颇有深意，这一设计能使读者得以追溯门罗小说创作的源头，并更好地理解门罗对于时间和现实的开放性视角。 关 键 词：艾丽丝·门罗/《亲爱的生活》/对话理论/卑贱理论/自传性 作者简介：(英)艾尔莎·考克斯，英国知山大学 译 者：刘启君，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在《亲爱的生活》(Dear Life，2012)斩获2013年安大略省崔林文学奖之时，艾丽丝·门罗(Alice Menro)即将退休的传言便已不绝于耳。“趁风光的时候离开挺好的。”门罗曾在接受《国家邮报》采访时这样宣称，但仅仅几个月后，一个更大的、远远超出了加拿大国土范围的荣耀来临，门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随后《华尔街邮报》的采访中，门罗对封笔这一决定表示出模棱两可的态度。对于熟悉她小说的读者而言，这样的矛盾心态不足为奇，正如我们所见，矛盾、犹豫、协商本就是她作品一直以来主要的关注点。 这已不是门罗第一次宣布退休了。我①在完成专著《艾丽丝·门罗》(Alice Menro，2004)的时候，曾把门罗于2001年发表的小说集《恨、友谊、追求、爱和婚姻》(Hateship，Friendship，Courtship，Loveship，Marriage)当成她的告别之作。这本书亦似乎始终被死亡、衰老和疾病所笼罩，是部死亡之舞的黑暗喜剧。例如，《山那边过来的熊》里有一位年迈的主人翁菲奥娜，她被老年痴呆症所累，又似乎因此得到解放。这个故事以一种粗暴的方式直面年老时智力逐渐衰竭的悲哀。这种人生时日无多的危机感也体现在书中其他人物身上，有时是因为自身的病痛(《浮桥》)，有时是源于丧亲之悲(《慰藉》)。而门罗本人公开的宣言同样与此书所表达的情绪吻合，这都使《恨、友谊、追求、爱和婚姻》很像是告别之作。撒克(Robert Thacker)所写的门罗传记里也表明，这部作品出版时，门罗正在等待接受心脏手术，同时还被发现有其他一些健康问题。 然而事实证明，《恨、友谊、追求、爱和婚姻》只是门罗创作生涯中的一个停靠站，而远非终点站，在此之后门罗又有四部作品问世。依此来看，我们也只能暂且将《亲爱的生活》视为她的告别之作，但这不妨碍我们将此书作为其创作诗学的一个总结，并由此回顾她的早期主题；事实上，门罗对该书的谋篇布局亦期待读者做这样的阅读体验。这个初衷在她的四个自传性故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四个故事被统一纳入了《终曲》这个章节之下，在书的结尾向读者集体告别：“这本书的最后四个故事并不完全是故事。它们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单元，感觉上是自传性的，但有时实际上也并不完全是。我觉得关于我自己的生活，我想要说的都在那些故事里，从最初到最后，直到心灵的最深处。”②(2012：256) 门罗一定很清楚此前她已经出版了自认的自传性作品《城堡岩石上的风景》(The View from Castle Rock，2006)，也在很多场合探讨过自己在小说创作中对个人经历的借用，例如在1986年发表的《木星的月亮》(The Moons of Jupiter)的引言部分。门罗之所以用“从最初到最后，直到心灵的最深处”来描述《亲爱的生活》里的终曲内容，或许主要想强调这些故事在印证自身创作实践方面的重要性，即故事的自我反思功能，由此奠定该作品集作为告别之作的地位。 创作的本质以及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一直是在门罗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与此相关的其他一些常见主题或意象也在这部作品中出现：母女关系、小镇的价值观、青春期、演员和角色扮演、失去的孩子、失踪人口、信件、火车、门诺派教徒、丧亲与衰老、对记忆的探讨。门罗早期的很多作品都可以在这些故事中找到踪迹，就好像羊皮纸效应。在《庇护所》(“Haven”)中，一个备受压制的妻子乘丈夫不在家承办了一场小型演奏会。第一人称叙述者以回忆的方式重构了自己当时的动机、对此事的理解与疑惑，而她对于事态的认识不足预示了演奏会将以灾难告终：“我不知道姑姑会透露多少……”，“我不知道怎样……”，“我不应该这么想”，“她一定想知道……”，“为什么她愿意冒这个风险？”(2012：120)高雅艺术的价值理念与社区琐碎生活的冲撞导致的尴尬喜剧，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门罗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1968)的标题故事，故事中音乐教师马萨利斯小姐举办了一场独奏会，而听众却是那些极不情愿加入的学生母亲们。“马萨利斯小姐又在举办派对了”(1983：211)③，开篇第一句就给人一种很不耐烦的感觉。然而，与《庇护所》相似，文中无法回答的疑问传递出了一种不安之感：“还有别的什么人来参加吗？”(212)两个故事都描述了派对上的装饰小吃，尤其是糖衣小蛋糕。《快乐影子之舞》中，作为老姑娘的音乐教师看上去就像那种“清教徒所厌恶的妓女，个性狂热、穿着夸张”；而《庇护所》中叙述者的姑姑道恩，穿着鲜亮的绉布外衣，亦“让人忍不住以为她正在参加某个有点低俗的庆祝活动”。(2012：123) 马萨利斯小姐演奏会的高潮部分是一群智障孩子的突然造访：“我妈妈，我，以及在座的其他人，内心里想的几乎都能听得明明白白：是，我知道不应该排斥这些孩子，我也并不觉得他们惹人厌，但是事先没有人告诉过我要来听一群傻子的演奏——他们确实是呀——这到底算什么派对？”(1983：304)整个下午就被笼罩在这样一种尴尬的氛围中，先是苍蝇在预备好的三明治上乱飞，后有智障的孩子不期而至，最后当其中一名学生完美地弹奏了格勒克的《快乐影子之舞》后，先前的尴尬又增添了一份不安。想把艺术世界里的超验体验融入到现实生活的琐碎经验中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庇护所》中的演出也发生了意外。道恩姑姑的丈夫贾斯伯办完自己的社会工作后提前回来了，他行为夸张，咂吧咂吧地吃光了一整盘猪肉和四季豆，把所有的古典音乐都称为“一堆马粪”。(2012：125)叙述者意识到这正是普遍存在的观点：“他们觉着音乐无用，因此心生厌恶。也许就像我对代数的感觉一样，我很怀疑代数对我究竟会有什么用处。但我还不至于讨厌代数到希望它在地球上彻底消失的地步。”(125)这样的憎恶情绪大多来自于男性。不同于马萨利斯小姐派对上女性听众的焦躁不安，男性的情绪更强烈也更粗暴。但不管程度的深浅，本质上他们对派对演出的厌恶并无二致，都是本能的反应，比叙述者对代数的反感更加深刻和原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