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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开篇，火车即将离站，格雷塔和女儿凯蒂与丈夫彼德在车站挥别。叙事所用的措辞、语气非常肯定，自信满满：“他丝毫不怀疑……”；“妻子的笑容充满希望和信任。”(2012：4)但这样的用词事实上埋下了伏笔，很快，读者就会发现开篇段落里暗藏的讽刺成分。格雷塔是位诗人，最近刚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作品。接下来出现了一段与上文断裂的突兀描述：她曾前往温哥华郊区参加出版商的派对，长途跋涉后又热又累，迎接她的女子似乎在等着别人。用“迎接”这个词也并不恰当，那个女子只是来开了门，格雷塔问她这里应该就是举办派对的地方吧。“‘这里看起来那样吗？’女子倚着门框说道，把格雷塔挡在门外。直到格雷塔说‘我可以进去吗？’，她才极不情愿地挪开身体。”(8)这段话用的就是典型的自由非直接引语，断裂的句法突出了此段内容是格雷塔对往事的片段式回忆。进屋后，格雷塔依然觉得不受欢迎，当她错把鸡尾酒当柠檬水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这段还玩了一个很明显的文字游戏，借用格雷塔(Greta)名字的发音——近似于“受欢迎”(greeted)——来反衬现实中她受的冷遇。上文已提及，小说的主体框架是从告别到迎接；后面我们会看到，主叙述也在不断地被其他的告别与迎接打断。酒醉的格雷塔由派对上的一位客人哈里斯·班尼特开车送回家，在连接郊区和城市的狮门桥上，哈里斯坦言他想吻格雷塔，但最终还是没有做。接下来的几个月，格雷塔总是心不在焉地幻想着和这个男人在一起，这不禁让人想起门罗另一个故事《留存的记忆》(“What is Remembered”，2001)里短暂的婚外情。与那个故事中的莫利尔一样，格雷塔的脑中肆意幻想着可能的场景，就好像在看一部喜欢的电影或一本爱读的书，如此她便进入了一个与世俗的现实截然断裂的意识世界。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高度强调自我意识的状态归根于派对上的酒醉，但其实自我意识也与创造力相关。这段时间，格雷塔不再写诗，诗歌被情欲的幻想所替代了。 事情的转折出现在格雷塔受邀到多伦多为朋友看护房子，因此机缘她写了一封简短的信(给彼德)，短到更像一首俳句：“写这封信就像在瓶中放了一张便签——/希望/它能到达日本。”(2012：14)门罗着墨描述了格雷塔发现梦想情人身份和地址后的复杂心情，她犹豫是否要在信中简单地加上她到多伦多的日期和时间。在火车旅行中，尤其是长途旅行，时间会停滞，空间变得含混。正如门罗所创作的一个火车故事的篇名“机缘”所说的那样，列车上的乘客总会遇到一些偶然和突发事件。在《机缘》里，与一个陌生人的邂逅改变了主人公的命运。格雷塔的这次旅行同样遇到了一个陌生人，给她带来了一场内心道德危机，进一步影响了她日后的创作和生活。车上，格雷塔与一对在儿童剧院工作的年轻夫妇交上了朋友，她弃熟睡中的女儿凯蒂于车厢中不顾，偷偷跑去与男演员格雷格偷情。当她返回时，凯蒂不见了。在一阵极度的惶恐与害怕后，凯蒂最终在两节车厢的过道中被重新找到。“人们总是匆匆地在车厢中穿梭，与铁轨的碰撞声和车厢的摇摆似在提醒眼前连接在一起的事物并不一定能持久。碰撞与摇摆，看似随意，但转瞬即逝。”(25)这个相当安全但看起来危险的空间象征着偶然事件在故事中扮演的角色。女儿凯蒂“惊慌孤独”(25)地坐在那里，就像戏剧演出里的背景合唱，或委婉或直接地控诉着母亲的行为。在火车驶出温哥华时，凯蒂不停地向父亲挥手，但当格雷格在萨斯卡通下站时，她却拒绝对其说再见。 格雷格本身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性行为对他而言就是角色扮演。这点在他和格雷塔结束做爱时，对接站场景的想象中表露无遗：“我得准备在萨斯卡通站下车了。要是到站的时候我们做到一半怎么办呢？难道要说，妈妈好，爸爸好，等我一会儿，让我先——噢，噢——爽完。”(23)门罗之所以安排一个与格雷塔姓名发音相近的人物格雷格出现，是想找出他们的共性。初次见面，大家就发现格雷塔的外貌酷似格雷格的女伴，但其实真正相像的是格雷塔与格雷格。他们抛却真实身份，即兴换上新名字“多萝西”和“雷格”，同时也逃避了为其“糟糕”(22)行为负责。随后至多伦多剩下的旅途中，格雷塔一心照顾女儿，为自己的疏忽而深深自责。看一眼加拿大地图就知道这段旅途跨越了大半个加拿大版图。她下定决心，从此做个好妻子、好母亲，她之前花了太多时间在诗歌写作和幻想婚外情上，如今她要忏悔和赎罪。讽刺的是，格雷塔的重新做人依然要通过写作来完成。她给丈夫彼德写了一封长信(与之前写给哈里斯·班尼特的留言条形成鲜明对比)，信里她用妻子的口吻，以半虚构的形式讲述了此次旅程。 接下来的叙述迅速从旅途中转换到了多伦多火车站。小说最后几段之间是断裂的，标志着叙事的逻辑顺序被瓦解。在站台的广阔空间里恍惚出现一个人，他从格雷塔那里取过了行李。 拿起行李，抱住格雷塔，第一次亲吻了她，用力地像是在庆祝。 是哈里斯。 格雷塔先是一惊，随后内心的震动如排山倒海袭来，强烈的安定感。 她想抓住凯蒂，但此刻孩子甩开她的手躲开了。 她没有试图逃离。她只是站在那里，任事态发展。(29—30) 初看之下，这个亲吻遵循了女性浪漫主义小说的典型情节，把哈里斯塑造成一个“果断”的男性英雄，以强有力的吻攻破了被动女主角的心理防线。这个吻让格雷塔放弃了对社会习俗的妥协，从此她决定跟随本能和感官做决定。格雷塔之前的诗歌创作或醉酒其实也与这种本能需求相关。但故事的结局并没有朝着传统的爱人相聚的路数发展，最后的焦点落在了女儿凯蒂身上，门罗给了读者一个开放的、难以预料的结尾。 门罗故事的这种椭圆形结构，即时间的来回穿梭，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因果的叙事逻辑，不再是按部就班地发展。正如我们在故事中所见的，其火车旅途的叙述并不是连贯的，到达萨卡斯通站后格雷格就彻底消失了。事实上，萨卡斯通也可以是日本，如果我们想象水流带着信息向东流去，朝着与格雷塔长长的旅程相反的方向流去，那么故事的标题实际上强调了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与柳暗花明。 从故事开篇的告别到其并不算最后的欢迎，门罗一直在探讨艺术与生活之间的伦理辩证关系。格雷塔的丈夫彼德是个工程师，平时爱读书看电影，但却极少发表观点，因为在他看来“那些从事创作的人已经竭尽所能了”。(5)格雷塔不认同这个看法，她举了桥的例子，那些存在安全隐患的桥梁，“不因有人竭力把它建好，就说明它足够结实不会坍塌”。(5)这也是格雷塔对艺术标准的孜孜以求，她希望自己的诗歌创作不仅仅是满足当时社会对“女诗人”的普通期待，而是能在艺术技巧上表现得更有力量。 桥的意象在故事中反复出现；第一次那没有被付诸实施的吻就发生在狮门大桥上，凯蒂走失后在两节车厢的过道里被找到，这也可以看作某种形式的桥。推而广之，我们甚至可以把这种工程学上的意向延伸至联合大街车站中格雷塔与凯蒂走过的斜坡和乘过的电梯，最终她们将由此踏入地面，迈入新的生活。桥当然象征着变迁，但它也让人想起格雷塔和工程师丈夫间几经妥协但还牢固的婚姻结合。 格雷塔的诗歌发表在文学杂志《回音往复》上。杂志取这样一个有趣的名字，正好凝练出巴赫金对语言的定义，即不同声音之间的交互回答、回环往复。如巴赫金所言：“对话中既没有所谓的第一个词，也没有所谓的最后一个词，它的上下文广阔无边。”(1986：170)门罗用了戏仿、文字游戏以及怪诞叙述等技巧，固有的价值观已不存在，总有新声音出现；格雷塔在温哥华的文学派对上备受冷遇，与之对比的是她随同彼德一起参加的工程师们的派对，那里少了很多紧张的气氛，因为彼此间的身份定位一开始就很清晰。作为一名记者，哈里斯也处于文学圈的边缘地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