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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似乎预言了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到来，其实当时这种文化思潮已经在滋长，只不过格雷塔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跟随内心感受。对内心需求妥协。有些人妥协了，有些人没有。内心与外在的藩篱已被拆除。真实的写作需要作家们这样。像格雷塔写的诗歌，因为不是直面内心的，将不再受欢迎，甚至被人诟病。”(Munro，2012：20) 反文化叙事看重创作的自发性，不加禁忌——“跟随内心感受”——强调创作的浪漫理想，这与工程学的叙述话语恰恰相反。从派对返家途中，格雷塔对哈里斯·班尼特隐藏了她写诗的事实，因为一旦说出去，她怕哈里斯会认为她的醉酒、“她的放纵……是再典型不过了”。(12)格雷塔讨厌“女诗人”这个过于女性化的称呼，“诗人”本身就已经暗含不理智和荒谬的特质，毋庸说女诗人了。哈里斯的名字在英文中也被用作姓(如果说有人叫班尼特·哈里斯也是完全说得通的)，同时他拥有记者身份，再加上其近乎夸张的沉默和做事的决断，这些都让他显得男性气概十足。 格雷塔一直企图在这些矛盾的价值观中寻求平衡：自我放纵还是承担责任，感情用事还是合乎理智。创作的过程伴随着宿醉、白日梦和性幻想，但也需要小心的技巧构建。“诗歌创作”需要“意志坚定，就像动物觅食时的那种关注”，(28)“觅食”这个词让人浮想联翩。人们为生存觅食，它也让人想到原始的、野蛮的兽性，与工程艺术那种文明而有序的内涵相对应。 “关注”是门罗的一个关键词。她的自传故事《无优势》中，对“引人注目”有种根深蒂固的抵制，因为那种行为被看作是不合时宜的出风头。(Munro，2006：20)文本中门罗追溯了她的苏格兰族谱，其中包括《一位情有可原罪人的回忆录和忏悔》(The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的作者詹姆斯·霍格(1770-1835)。《无优势》表达了门罗对家族所遗传的写作技能的矛盾情结： 引人注目。与之相反的并不完全就是谦虚，而是一种自我尊严和内心克制，某种程度的拒绝，拒绝为了他人或自己把人生变成小说的心理需求。在研究祖辈时，我发现确实有人有这种难以自制的需求——强烈到让旁人既尴尬又担忧，厌恶不已。(20) 人们对艺术的态度分为两种，或为其着迷或弃之如敝屣。无论哪种，其反应都是本能的、原初的。对于有些人来说，创作的冲动难以遏制，就像《到达日本》里的第一个吻也是最后一个吻那样强烈；对另一些人来讲，它让人局促不安，就像羞耻和反感一样，内心和身体都在抵触。上面这段话中，“厌恶”(cringe)是来自内心的，但用作动词时它也可以指外在行为的懦弱和卑躬屈膝。 格雷塔觉得她欠女儿凯蒂一份关注，因为她花费了大量精力在诗歌写作和性幻想中，而在读者看来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一回事。门罗笔下格雷塔的反应，“先是一惊，随后内心的震动如排山倒海袭来，强烈的安定感”，性带来的影响毋庸置疑；“安定感”也许意味着问题的解决。(Munro，2012：29)但读者对故事走向的期待并没得到认证，三个人站在那里，他们的未来依然未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故事发展的那一段、那一刻的叙述，格雷塔也许会“跟随内心感受”，(20)而她的诗歌写作中没能做到这一点。到了多伦多，格雷塔最终会“跟随内心感受”吗？那个吻只是接下来很多吻里的一个吗？我们对事态的了解不会超过在车站的小凯蒂。 门罗的故事通常建构在偶然和突发事件上，而不会遵循传统叙事期望，例如命运的作弄或是个人的努力。椭圆形的叙事打破了原有的因果关系模式。如迈克尔·特拉斯勒所言：“门罗笔下的人物最终发现他们对个体自制的渴望和对统一的个人叙事风格的追求都因难以预料的环境和无法控制的事件而受挫。”(Trussler：242)先有格雷塔主动给哈里斯写信，然后他们重逢了，但他俩的关系依然前景不妙，所以才有了故事的标题。与格雷格偶然的相遇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打破了格雷塔原先的计划，警醒她危险随时都能发生。 故事结局的含混性与作家对小说形式与主题的思考有关，门罗一直关注偶然事件对人生走向的影响；同时也与作品始终持续的对话性有关，主人公在理性与非理性、跟随本能还是自我约束间徘徊。对于是否“跟随内心感受”，格雷塔一直含混不明，这也是该文本对话性的主要方面。难以遏制的内心冲动与用力压制的理性，这两种貌似无法协调的力量始终在积极互动，就像回音一样，构成了回环往复的对话。 《多莉》和《湖景在望》 在讲短篇集《亲爱的生活》里的同名故事之前，我想先谈谈“终曲”部分之前的另外两篇文章。两篇文章都从作者的角度直面衰老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故事《湖景在望》(“In Sight of the Lake”)似乎遵循了线性、因果叙述模式，语言简洁，娓娓道来：“一位女子去找医生开新的处方。”(Munro，2012：217)医生推荐了一位其他地方的专家给她，但当主人公南希前往专家所在的陌生小镇就医时，不慎弄丢了他的名字和地址，只得在街上四处游荡着找看起来像诊所的地方，并不时停下来向路人请教。 科拉尔·安·豪威尔斯分析了门罗文本中的“地域选择体系”，不同时空下的地域被安排到小说统一的地理空间中，现实生活中的小镇与角色虚构的生活空间以及那些年代久远被人遗忘的地域统统糅合在一起。(Howells：5)南希的漫游拼凑出的地景读来很像门罗的故乡温厄姆小镇又或者是门罗虚构作品中的朱比利镇或其他小镇。我们也会联想起门罗的另一则故事《乌特勒克停战协议》(“The Peace of Utrecht”)，其中女儿海伦回家参加母亲葬礼：“那几间大的砖瓦房，木制的游廊、裂缝的深色玻璃窗，看着貌似那么回事但又极度的不真实。”(Munro，1983：196)海伦眼中的家乡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南希所去的小镇却一派现代气象：很多游廊都用玻璃封好，社区中的家家户户因此隔绝开来，一起说长道短的机会也大大减少。路上少有行人，南希几乎找不到人问路，她的孤独感更加强烈，小镇在她看来是个破碎而荒诞的地方，例如她居然看到男孩在倒骑自行车。后来终于来了个好心的路人，告诉她医生或许就在湖景养老院那里，养老院坐落在小镇的郊区，然而南希到了那里之后，所看到的却是一个破败之处。她走了进去，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六角形的屋子里，通向外面的门全被锁住了。在故事的结尾，通过护士的谈话，读者才恍然大悟。原来南希原本就住在这个养老院，她在故事中所经历的一切基本只是因为老年痴呆而产生的幻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