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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拒斥男性，可以视为詹金斯小姐，波尔小姐，甚至整个克兰福镇的老太太们的立场，却不代表作者或者作品的立场。除了男女的对立，小说借以反映固守成见的封闭心态的，还有高雅（gentility）与粗俗（vulgarity）的对比。 “gentility”译为“高雅”，并不十分恰当。根据《牛津英文辞典》（OED），这个词的本义为“高贵的出身；尊贵的血统；出身贵族家庭的事实”，由此衍生出“贵族特有的风度、举止、生活习惯”，才有“优雅的气质”一说。总之，它首先表示尊贵的身份，然后才是高雅的品味。同样，“vulgarity”源于拉丁文“vulgus”，意指“平民百姓”，也是先指身份，然后才指“粗鄙低俗”的趣味。所以，高雅与粗俗，在克兰福镇的女士们的眼里，既指身份的悬殊，又指品味的差异。 克兰福镇的女士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出身了。贵族的身份，哪怕再久远，只要名册上记录在案，那就错不了！最有趣的是福列斯特夫人，据说她出身于泰莱尔家，“是打死卢浮斯王的那位瓦尔特大爵爷的后人，祖先当中还有一个便是将伦敦塔中的小王子杀死了的”。（盖斯凯尔 145）作者选择两个凶手来做她的祖先，对于攀附贵族的势利心态，显然大有嘲讽之意。在这个群体里，地位既然由出身决定，出身越高贵，地位自然就越显赫。谁的地位最高呢？竟然是那位一脸木然、整天打盹的贾米逊夫人。她不过是某位男爵的小儿媳罢了，在克兰福镇的女士们中，却是不容置疑的权威。 当格兰玛夫人（真正的男爵夫人）光临小镇，波尔小姐们正商量着怎样称呼这位贵族才不失礼节，贾米逊夫人前来告知各位女士勿要拜访，因为她希望“她那高贵的妯娌以为她的交游只限于郡里的名门望族”（county families）。（盖斯凯尔 99）什么是county families？其实就是拥有田产、掌握郡县经济命脉的家族。这两个词既透出贾米逊夫人的无情与势利，又显出老太太们的天真与单纯来。她们自我标榜的上等人身份（gentility），一旦以经济实力来铨衡，就不免相形失色了。 所以，波尔小姐们最忌讳叫穷。她们千方百计地要把“穷”遮掩起来。福列斯特夫人忙了整整一上午，亲手做面包和松饼招待朋友，等客人来的时候，却“大模大样地坐着，装作不知道仆人要端上什么点心来”，其实“她自己心中有数，我们心中也有数；她知道我们心中有数，我们也明知道她知道我们心中有数”。（盖斯凯尔 4）这个像绕口令一样的句子，蕴含了典型的盖斯凯尔的幽默。明明穷，不愿意露出穷相也就罢了，还要装出从容悠闲的贵族样来。作者寓反讽于幽默的笔法，细细品来，尤其耐人寻味。 在克兰福镇的女士们看来，像布朗上尉那样，当众承认自己没钱才租不起好房子，简直俗不可耐。“粗俗”（vulgar）在这个地方是个“可怕的字眼”。什么最俗呢？第一是金钱。“我们向来不谈金钱，因为这个话题很有些做生意的铜臭”（盖斯凯尔 4）。詹金斯小姐举办的茶会上，泽西小姐无意中说她有个舅舅在爱丁堡开店，詹金斯小姐拼命咳嗽加以掩饰，“因为尊贵的贾米逊夫人就坐在泽西身边的桌子前打牌，要是让她知道屋里女客中还有个小店东的外甥女，她会有何想法呢？”（盖斯凯尔 11）与贵族沾亲带故才值得夸耀，像这种与生意人的亲戚关系，当然是尽量藏掖的好。 另一个被称为俗气的对象是“男性”：“我们喜欢高雅，讨厌男性，几乎相信男人天生就是‘俗气’的”。（盖斯凯尔 9）上文提到，上尉“闯入”小镇时，不招人喜欢的原因正是他的粗俗。另一位长住克兰福镇的男士——霍金斯大夫——就更成了粗俗的典范。“作为医生，大家为他骄傲；但作为一个人——说确切一点，是作为一个上等人——那么，对他的姓氏和举止我们只能摇头。”（盖斯凯尔 144）Hoggins的前一半是“猪”的意思，这么一个粗俗的姓氏，显然不是什么名门之后，不符合小镇女士的交往标准。何况这个人不单是名字难听，“他的声音，他的面貌，他那带着马厩气味的高统靴和他浑身上下的一股药味儿”，（盖斯凯尔 136）都叫贾米逊夫人受不了。既然尊贵的贾米逊夫人受不了，将他拒之于小镇的社交圈子之外，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凭姓氏来评判一个人，本身就很成问题，且不论在当时的英国，血统早已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至于声音、面貌、穿戴与气味，都属外在的表现，根本不能反映一个人内在的品质，更何况贾米逊夫人呆头呆脑，毫无识见，她的意见又怎能奉为权威呢？可见，这些女士排斥男性的理由，如果细究起来，是站不住脚的，多为常年独居所产生的自闭心理。同样，她们对金钱的鄙视，更多出于匮乏的逆反心态，而不是漠视钱财的清高。波尔小姐在看到格兰玛夫人的前五分钟里，就上上下下把她的衣着估了个够，第二天对玛丽·史密斯说：“亲爱的，她身上的穿戴连花边全包括在内也只值十镑钱。”（盖斯凯尔 107）听到格兰玛夫人与霍金斯大夫订婚，她的第一反应也跟钱有关。相比于贾米逊夫人，这位小姐的势利在那一刻绝不逊色，刻薄则更甚之。 可见，克兰福镇的女士给自己划了一个圈，圈内的是高雅，圈外的，则是粗俗。凭借高雅相对于粗俗的心理优势，她们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坚守着某些传统的价值理念。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圈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赋予她们以安全感和澄澈宁静的心态，另一方面，又在无形之中遮蔽了她们的视野，加剧了封闭和保守的倾向，使克兰福镇在地域上与二十英里之外的大商埠德伦布尔完全隔离开来，与此同时，还虚构了一个与男性绝缘的女人王国的幻相。 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变化与法国革命引起的政治变革，使原来划分严格的等级界限，在19世纪的英国，逐渐走向松弛。格兰玛夫人与霍金斯大夫的结合，以及玛蒂破产后，女仆玛莎反而成为房东的事实，表明克兰福镇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可是，老太太们对此视而不见，依然固守传统的身份观念，并将身份作为评判人事的最高标准，殊不知仅凭身份而高居于金字塔顶端的贵族已丧失了权威，不足以当作仿效的榜样。与盖斯凯尔同时代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时代之精神》中宣称，贵族不再有“刚强的意志和积极活跃的思想”，只剩下一个优雅的外壳。（Mill 25）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 1869）中也告诫众人，贵族徒有温文尔雅的品质，却不具备思想。（阿诺德 79）[3]克兰福镇的女士们看重的gentility，正是这样一种缺乏理智之光（light）的美好气质（sweetness）。优雅的标准在她们手里甚至于变得更精细，更严格，更僵硬。克兰福镇的老太太不乏可爱，却没有一个人具备理智的判断能力。因乎此，她们也就屡屡做出可笑的事，说出可笑的话来，成为作者笔下的反讽对象。 盖斯凯尔是目光敏锐的小说家，在繁荣之中，她看到了心灵的困惑和道德的沦丧。穆勒在《时代之精神》中指出，表面辉煌的大英帝国其实正处于深重的危机之中，因为旧的文化秩序已经弛废，新的精神权威尚未树立。新的秩序应当如何建立？当时的有识之士从不同角度思考着这个问题。盖斯凯尔怀着同样的忧患意识，试图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找到某个可能的结合点。新秩序的建立，不可从无生有，需从旧秩序中去芜存菁，脱胎换骨而来。其中保守的、起阻碍的因素，就该果断地剔除，施予变革，而仍具有促进作用的传统价值，也应小心地守护和传承。作者的这种立场从她对克兰福镇老太太们的态度上可见一二：一方面，她以反讽的方式嘲弄了她们的食古不化，墨守陈规，另一方面，对于这些人身上潜藏的某些积极的价值，她给予了细致的刻画，并以适当的方式表达了她的敬意。“变”与“不变”的主题为作者确立了反讽的目标，同时传达出她的现实关怀和价值立场，使作品在温婉的批评中保留了一份对于理想社会以及和谐的人伦关系的寄望。如此鲜明的一个取向，米勒却不置一词，我们不免又要为这位以细读著称的大家感到些许的遗憾了。 盖斯凯尔的讽刺相比于奥斯丁，显然要温和许多。奥斯丁下笔够辣，有些人物，比如考林斯先生与班内特太太，像一幅绝妙的漫画，集中了人世间的种种愚蠢与可笑，仿佛纯然是为了嘲讽而生。而克兰福镇的女士们，来源于作者本人的现实生活，注入了作者的真实情感，令人读来觉着亲切，仿佛这位就是自己的亲友，那位就是隔壁的邻居。这篇小说之所以打动我们，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而是以真实的生活体验。米勒不在意这份情感和体验，却在抽象的理论层面大做文章，读不出反讽里边蕴含的深厚的同情来，也就不奇怪了。他只破不立，为了“破”得彻底，又往往采取过激的手法。我们为米勒的遗憾，正缘此而来：他将激进的批判立场施于盖斯凯尔，不谈作者写作的文化和社会语境；实行彻底颠覆和否定的策略，忽视价值评判的复杂性；又一味遵循解构主义的理论先设，不顾文本的上下文语境，由此出现了原本可以避免的牵强与漏洞。 仔细阅读米勒的论述，我们会发现，他所谓的意义的模糊不定，寻其根源，往往不在文本，而在解读者自身。比如，他反复论证“男人在克兰福镇受到了质疑，遭到了谴责，甚至被打发出局”，紧接着又不得不承认，“小说中反复再现的情节，与其说是某个危险的男人对这个女人社会灾难性的入侵，倒不如说是男性的成功回归，是女人对男人的接受——她们意识到毕竟还是需要男人，不能‘全靠自己往前走’”。（Miller 216）如果男性真正遭到了彻底的质疑，毫无存在的价值，他们怎么可能被女性接受呢？如果他们真像米勒所讲的那样，是彻头彻尾的“恶棍”，即使成功的回归，又有何意义呢？这些明摆着的矛盾，米勒毫不在意，也不试图解决。因为克兰福镇女士的命运，甚至可以说，盖斯凯尔时代女性所处身的困境，以及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危机，都不在米勒的视野之内。归根结底，米勒没有为他的伦理关怀找到一个根，他的批判，无论是指向男权中心，还是资本主义，或者新教伦理，听起来像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给人一种漂浮和空洞的感觉。 其实，这里出现的矛盾并非小说本身的矛盾，也非解构主义津津乐道的字面义（literal meaning）与修辞义（rhetorical meaning）之间无可选择的困境，而是解释者悬置主体的立场，不肯在字面义与修辞义之间做出选择而出现的矛盾。另一方面，米勒作为一个读者，又不太可能不做选择。怎么办呢？他采取的一个策略是，把常人理解为字面义的地方，当成修辞义来读；反过来，如果按常理应该选择修辞义，他径直照字面意思去理解。这样一来，詹金斯先生象征专制魔王，波尔小姐成为女权主义先锋，也就合乎解构主义的逻辑了。 我们通常以为，反讽是正话反说，或者是“言此意彼”。米勒想打破这个常规，将反讽变成“既正说”，“又反说”，或者，“既意此”，“又意彼”。反讽在他笔下，被界定为“语言和被表象的事件的两面性”（duplicities of language and of represented events）。（Miller 36，76）[4]但是，正如我们分析的那样，在实际的阅读过程中，他无法向我们展现“两面性”而不陷入矛盾。米勒的“反讽”与另一位解构主义批评家保尔·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的“寓言”（allegory）颇为相似。他们都以为，反讽和寓言造成双重意义或多重意义，使我们无从判定哪个意义为真，简言之，乃意义的不可判定（undecidability of meaning）。这究竟是阅读过程中读者注定要遭遇的困境，还是解构主义者人为设定的困境？希望行文至此，读者心中已有了然的判断。 反讽在米勒看来，不仅可以消解稳定的文本意义，还可以瓦解主流意识形态，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反讽因为蕴含与字面义相反的含义，确有使文意曲折、丰富、活泼的作用，却未必如米勒所言，一用反讽，文本就化为碎片。理解反讽，不仅不能从碎片着手，反而要从整体的语境入手。断章取义的作法，往往会形成阅读的盲区，有反讽的地方看不到反讽，没有的地方，又生出反讽来。反讽有批评的功用，但究竟何为批评的对象，需从文本分析得出，不能简单地名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当然，不容否认，解构主义在探索意义的多重可能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米勒试图打破常规的勇气仍然值得钦佩，假如再多一点耐心细致的推敲，想必他会给我们带来更值得借鉴的结论。 最后让我们回到盖斯凯尔本人。她是一位牧师的妻子，婚后育有四女，每日除了持家教子，还帮丈夫分担一些教区事务，忙碌起来，连每半个小时做什么，都有明确的安排，用她的话说，必须“绝对准时”（“desperately punctual”）。（Gaskell 1967：72）这位作家38岁才发表第一部作品。她在文学上的成就和思想的深刻性也许不及简·奥斯丁、夏洛特·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乔治·艾略特等女性作家，然而，作为一名母亲和妻子，她比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作家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为人妻母的艰辛和责任，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日常事务与艺术冲动之间的矛盾。（Gaskell 1967：108）[5]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在当时的环境下怎样形成健全理性的人格，怎样把命运的缰绳握在自己手里，这些虽然不是《克兰福镇》的主题，却能在作者的其他小说和书信里寻到蛛丝马迹。或许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谈盖斯凯尔的“女性主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