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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丁（1775－1816）说，她写作有如在一小片象牙上工笔绘画，所涉不过乡村中三四户人家的一小段生活。[1] 然而她的小说自1811年问世以来一直深受读者喜爱，影响持续而深远。为什么呢？ 早期西方评论大都把奥斯丁的名气归结于她的艺术造诣和她对人性的洞察。不过，自二十世纪中期“新批评”渐渐式微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艺术形式与思想内涵密不可分，意识到奥斯丁小说对当时社会生活和思想建设的深刻介入，从而把对她的重视和理解都提到了新的高度。如威廉斯所说：并非只有惊天动地的拿破仑战争才算大事, 历史有许多暗流，当时英格兰地产主家庭生活的社会史(也即奥斯丁的题材)就是最重要的事态之一。[2] 本文标题中“思想之战”的说法来自英国著名学者玛丽琳·巴特勒的《简·奥斯丁和思想之战》（1975）一书。巴特勒和达克沃斯[3]等是最早关注奥斯丁小说主题思想的评家，他们都强调奥斯丁的保守倾向。巴特勒认为：在奥斯丁开始写作的1790年代里，由于法国革命造成巨大冲击，英国思想文化界存在激烈的论战。论争的一方为张扬情感主义、信赖个人追求、推崇“自然”的激进派（雅各宾派），另一方是重视理性、责任和自我节制、强调群体关系、讲求“人工”或“艺术”的保守派（反雅各宾派）；而奥斯丁深受后者影响。《理智与情感》一书是“反雅各宾寓言”的一个鲜明代表。[4] 确实，“理智”和“感情”等等两百多年来一直是英国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关键词。[5]《理智与情感》一书从本质上说不是在演绎浪漫的爱情史，而是在展示并展开思想论争。[6] 不过，巴特勒一派的学者过分注意它与简·韦斯特（Jane West, 1758－1852）的《饶舌者的故事》（1797）等“两姊妹小说”的相似之处，孤立地剖析埃丽诺·达什伍德和她妹妹玛丽安所分别代表的“理智”和“情感”的对立，从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这两位女主人公所共同分享的大生存环境，忽略了小说中最重要的论争营垒首先在两位女主人公和约翰·达什伍德之间划分。与此相关，过多地着眼于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以及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激进”和“保守”之争，也使一些学者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另一个涉及面更广、延续时间更长的重大文化讨论，即在一个正在生成的敛财逐利社会（即R.H. Tawney所说的acquisitive society）里,艾狄生、斯蒂尔、笛福及理查逊等一脉相承就人的社会角色和行为规范所进行的思考和探究。[7] 如果我们把埃丽诺和玛丽安的对照和对话更多地放到这个背景里考察，就不会简单地用“激进”“保守”之类词汇来界定奥斯丁传达的信息。本文试图把达什伍德家两姐妹在多重社会语境中的人生波折和对应选择看作是构思某种局部抵制“敛财逐利社会”的私人乌托邦的尝试。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对巴特勒的观点有所拒斥，对与她唱反调的一些论者也不尽认同。因为后一类评论大抵像巴特勒们一样聚焦于个人与群体的冲突，只不过他们侧重揭示奥斯丁作品中个人意志对社会制约的反抗，以“颠覆性”取代“保守”说。[8] 两方的观点其实都更多地反映了“我们时代无视个人与群体生活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思想偏向”，[9] 而在奥斯丁笔下，对两者关系的展示和探查是多方位的，紧张和对立只是其中一个侧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