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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克兰福镇》的反讽，对希利斯·米勒先生在《解读叙事》中的解释提出了怀疑。米勒将小说解读为纯粹的女性主义小说，认为小说的主题乃是反对“父权”和“男权”，批判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文章指出，这类判断更像是西方文学批评界流行的套话，而非小说真正要表现的主题。解构主义的理论先设使米勒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于小说家，从最细微的细节中寻找证据。这样做的后果，一方面可能造成整体语境的忽略和不应出现的片面理解，另一方面容易使我们错过小说家更富洞见的思想和更微妙的情感。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fCranford’s irony, the paper attempts to question what Hillis Miller have given us in hisNarrative Reading. According to Miller’s interpretation, the novel is a pure feminist literary piece against “patriarchism” (or “phallogocentrism”), protestant ethics and capitalism. Such conclusions, however, are more likely to be 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categories prevailing in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 than a careful reading of the tex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s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s, Miller imposes his own value judgments on the novelist and seeks for evidence from the minutest details. The possible problem of this method is, on the one hand, it may lead to the negligence of the whole context and a partial understanding which should have been avoided; on the other, leave us the regret of failing to catch the more insightful ideas and the subtler feelings of the author. 《克兰福镇》（Cranford，1853）原是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应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请求，为他的《家常话》（Household Words，1850-1859）杂志供稿，后于1853年结集出版。作家自幼丧母，由姨母收养，住在离曼彻斯特约16英里的纳茨福小镇上，随丈夫定居曼彻斯特后，还不时回到这个小镇，探望亲友，以为休养之所。作为克兰福镇的原型，这里的节奏缓慢，气氛安宁，比邻工业重镇，却隔绝了繁华与喧嚣，持守着恬淡与安逸。两者之间的反差，在后来的《南与北》（North and South,1855）中有生动具体的表现。《克兰福镇》着意刻画的，是小镇里一群老小姐和寡妇的生活状态。老实说，这些小姐和夫人的生活乏善可陈，终日里串门，打牌，聊天，编织毛衣之外，似无他事可为。至于小说的情节，除了布朗中尉的舍身救人，彼特的出走，玛蒂的破产这几件大事，也别无吸引眼球的故事。然而，这样一部小说，从问世至今，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究其原因，恐怕有一部分要归功于作者的语言魅力，尤其是反讽的运用。 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1928-）在《解读叙事》（Reading Narrative，1998）的最后两章，正是以反讽为题，对《克兰福镇》做了一番大胆新颖的解释。[1]在他的笔下，《克兰福镇》成了一部纯粹的女性主义小说：“《克兰福镇》虽然含蓄克制，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它在维多利亚时期批评父权社会的女性主义作品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甚至可以与20世纪更为公开的女性主义作品媲美，譬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自己的一间屋》。”（Miller 216）近来从性别角度讨论盖斯凯尔的文章不在少数，gender study（性别研究）似乎成了一种风尚。然而，像米勒这样，把作者当成挑战男权中心的女性主义急先锋的，也不多见。盖斯凯尔究竟要用反讽来做什么呢？米勒说，是要谴责“男人的政治压迫和性爱压迫”。反对“男权”与“父权”，批判“新教和资本主义”，成为米勒替盖斯凯尔选择的主题。 《克兰福镇》的反讽，在我看来，不仅没有米勒发现的浓烈的火药味，反而有温情的一面。其所以如此，跟作者的态度大有关系。故事里的老处女和寡妇，大都出自体面人家，原型应是作者的亲友，从小朝夕相处。她们有保守可笑的一面，也有友爱真挚的另一面。作者对后一面的描述，渗入了真切的情感，使得反讽既有批评的效用，又不激烈过火。多年以后，盖斯凯尔在写给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的信中，称自己的所有作品里，只有这一本“是唯一能反复阅读的；每当我生病，拿起《克兰福镇》——我要说——就感到欢喜！它总能令我发笑！”（Easson 199）这对于我们理解作品的整体基调，提供了切实的依据。 小说含有幽默色彩的同情，于同情之中，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反讽的使用，流露出作者对笔下人物与风尚的针砭。其大智慧，正体现在这貌似不温不火，实则富于穿透力的修辞中。它一方面揭露了人物的可笑，另一方面，又促使读者在会心一笑之后，掩卷思索可笑的根源。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1816-1855）在读这本小说时，也敏锐地感受到了作品的讽刺力度。她甚至认为，盖斯凯尔的讽刺值得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好好学习。在写给盖斯凯尔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萨克雷先生应该把这些文章拿到卧房，躺在床上仔细研读一番——直到他弄明白，怎样运用讽刺才不至于尖酸刻薄。你有讽刺的意思——不过，我以为比你想的还多一些。”（Easson 193） 米勒在解读叙事的过程中，往往把目光盯住叙事的最小单位“词语”或“能指”，努力去挖掘它们各种可能的意义。这种阅读方法常有出人意料的阐发，见常人之所不见，然而，由于只注重碎片、不顾全整体，得出的结论，又往往令人心生疑惑。加之解构主义者的头脑里预先就设定了批判的目标，从细节上挖掘与预定目标的联系，成为这类批评的一个主要手段。拿《克兰福镇》来说，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莫过于米勒从“亚玻伦”一词衍生的联想。“亚坡伦”原本是《圣经·启示录》中的恶魔，小说里只出现过一次，教区长詹金斯先生布道时，将对英格兰构成威胁的拿破仑形容为“不折不扣的亚坡伦和阿巴东”。这实在是一个不重要的细节，却被米勒当作小说的一个最重要的象征，一个能够揭示小说主旨的关键词。亚坡伦象征什么呢？据说是象征父亲对儿女的专制，男性对女性的侵犯，新教与资本主义对于女性的毁灭。 米勒所谓反对父权和男权的主题，最主要的证据，来源于那位从未正式露面，只在信件和谈话里出现的前任教区长詹金斯先生。这位先生据说残忍专制，亲手扼杀了女儿的幸福，葬送了儿子的前程，不仅自己的家庭断子绝孙，连克兰福镇的衰败也好像是他一手造成的。虽然克兰福镇的女性“要为她们的不幸遭遇承担一些责任，但克兰福镇所描述的恶棍都是男人。因此，克兰福镇本身构成一个预言性的象征，展示出假如任由玛蒂父亲这样的男子为所欲为，整个社会将陷入何等境地。”（Miller 215-6） 如果说，盖斯凯尔对于专制的家长作风深有反思，这是不错的。但如果说，作者的目的就是为了挑战父权，反对新教伦理，这类判断更像是西方文学批评界流行的套话，而非小说真正要表现的主题。我们先来看詹金斯一家。 (责任编辑：admin) |